馬克思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價值觀蘊含的內在矛盾及其在實踐中造成的尖銳沖突后果。他以哲人和社會批判家的非凡洞察力深刻指出，在當下資本主義時代，每一種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針對資本主義社會這種二律背反的嚴酷現實，馬克思振聾發聵地指出：“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 資本主義價值觀在人們思想深處的廣泛滲透，在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中的深入流行，逐步造成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人自身靈與肉的尖銳沖突，帶來了商品拜物教、金錢拜物教和人的普遍異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享樂主義對個人的過分強調和對他人及群體的漠視，功利主義、理性主義對工具理性，特別是對經濟理性的過分強調和對價值理性的忽視，使得資本主義價值觀越來越顯示出二重性和局限性。 下面試以經濟理性作用為例，分析資本主義價值觀當今面臨的嚴重問題。

　　經濟理性是功利主義和理性主義互相結合的產物，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斷擴大其影響。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理性不僅影響著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而且擴展到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社會多個領域越來越具有支配性地位，在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其破壞性影響也與日俱增。英國著名學者R·W·費夫爾在《西方文化的終結》一書中對此作了認真分析：“經濟理性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而迅速發展起來：人們在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同時，越來越受到它的控制；隨著市場關系蔓延到生活中越來越多的領域，這些領域便被它主宰了。” 費夫爾說：“經濟理性不能合理地建立一種道德規范，但完全能夠創造一種虛假的道德規范，當我們感到不得不運用經濟理性，但并不真正知道或在意這樣做是否對自己有利時，經濟理性正是控制我們的這種道德的規范的力量所在。” 費夫爾認為，經濟理性的影響具有廣泛性，在美英等西方國家，經濟理性的作用被無限制地擴展到社會各領域，其對文化造成的破壞后果十分嚴重：“道德規范變得空洞無物，產生的后果包括情感的衰敗、藝術創造力的消亡和娛樂消遣的發展。”

　　實際上，西方其他一些有遠見的學者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內在矛盾也進行過比較深入的分析。其中比較有名的有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和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等人。馬克斯·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精神指的就是受到道德約束的利益沖動力，它來源于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早期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促成了其早期的快速發展。然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這種新教倫理的宗教精神逐漸衰落，“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自從棲息在機器的基礎上，就不再需要禁欲主義的支撐了。甚至禁欲主義那快樂的繼承者——啟蒙運動——臉上的玫瑰色紅暈顯然最終也在褪去。”貪婪攫取性變成了資本主義精神的主導力量，從而導致了資本主義精神的逐漸墮落。 丹尼爾·貝爾在變化了的時代條件下對資本主義價值觀二重性及其發展趨勢作過比較深刻的研究，他認為：資本主義文化具有雙重根源，一個源頭叫做清教與輝格黨資本主義，它不僅強調經濟活動，而且十分強調節制、誠實和以工作為天職的品格塑造；另一個源頭是世俗的霍布斯學說，它實質是一種激進的個人主義，認為人的本性貪得無厭。 丹尼爾·貝爾認為：自從資本主義開張伊始，“禁欲苦行”和“貪婪攫取”這一對矛盾沖動力就被糾合在一起，兩種原始沖動力的交互混合形成了現代的理性觀念，兩者間的緊張關系則產生出了一種道德約束，它導致了早期征服過程中對奢華風氣的嚴加鎮壓。但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晚期之后，以“新教倫理”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精神越來越讓位于以“享樂主義”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精神，“當新教倫理被資產階級社會拋棄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樂主義了。資本主義制度也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驗道德觀。……一旦社會失去了超驗紐帶的維系，或者說當它不能繼續為它的品格構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種‘終極意義’時，這個制度就會發生動蕩。”尼爾·貝爾進一步指出，造成資本主義文化價值觀內在矛盾性的根源就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破壞新教倫理的不是現代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自己。”資本主義價值觀的二重性與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內在矛盾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