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林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社會政策、社會保障、社會工作。

　　主要著作：《社會政策的理論和研究范式》（合著）、《國際經驗和中國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論文）、《中國社會的發展戰略和前景：從提升生活質量走向增進社會質量》（論文）等。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持續了20年的時間。其年均GDP增長率在“十五”期間為9.8%，到“十一五”期間為11.2%，平均超過10%。在一些國外評論者看來，這種高速發展的態勢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奇跡”，但對于許多身處其中的中國人來說，這種發展速度已經被人們看作是“常態”，并影響了人們對于經濟發展的期望。然而，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歐洲金融危機及其所面對的經濟發展困境，給中國發展外向型經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引發了人們普遍關注和爭論。本文力圖從社會分析的角度來評估經濟發展速度快慢的社會效應并探索所涉及的一些關鍵因素，為政策分析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理論導引。

　　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及其效應評估

　　一般說來，經濟增長可以為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并提升人民生活的總體水平。但是，當對這一假設進行探究時，我們必須意識到經濟成長的積極或消極效用要通過各種制度背景、組織因素和階級結構等的“折射”而達成。由此，經濟增長的社會效應與該國的發展環境和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系。以拉美為例，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在發展中國家的比較中，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都很高，但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及發展的“拉美陷阱”。①因此，當我們詢問發展進程的社會效益和成本時，我們有必要詢問向什么方向發展，以什么樣的代價發展，在什么樣的環境中發展，發展的成果是否為各階級和社會群體所共享，抑或是否強化了階級分化和差距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都與發展戰略的設計相關。

　　在中國，自1994年以后我們逐漸培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并在市場的驅動和公共財政的刺激下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的態勢。這種高速增長對于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貢獻很大。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指標，城市居民的收入從1995年的4283元增長到2011年的2181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也從1578元增長到6977元。②但是，人們對于這一增長所導致的許多弊病和后遺癥提出了批評，包括社會發展滯后、環境代價、勞工代價、粗放型生長、技術更新換代滯后、追求數量不求質量等。針對這種情況，中央在2004年后提出了新的發展戰略，并在200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又好又快，“把好放在第一位”，用科學發展觀取代以往追求量的增加的發展觀。這些努力對于緩解由經濟快速增長所造成的消極結果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但自2009年以來，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出現了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第一季度，增長速度一度降低到6.1%（根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4月16日發布的數據）。在2010年，這一速度出現了反彈（10.3%），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經濟增長目標定為8%后，其實際增長速度仍然超出這一目標，達到9.2%。目前，隨著對房地產等行業的調控等宏觀經濟政策的采用和國內外發展環境因素的變化，國民經濟的增長速率在逐漸下降，并引發了經濟發展快和慢這兩種發展導向孰是孰非的爭議。一些人從消極的意義上評論這一下降現象，認為低增長率意味著經濟運行狀況的惡化而不是優化。③

　　在對于這一狀況的討論中，我們要關注以下三方面問題：

　　首先是發展速度與發展的社會效應的聯系。在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我們會習慣于把追求速度和數量作為追求目標而無暇顧及如何提高產品的質量和品質、降低污染、培育核心技術，實現生產方式的轉化等任務。目前，那種以勞動力的代價和環境資源的代價來換取高速GDP增長的做法已經招致人們的詬病，而“可持續發展”的口號正在得到人們的積極回應。這一理念要求我們降低污染和能耗，鼓勵以經濟發展的低速度來應對目前所面臨的環境危機、城市膨脹以及過度消費的危機。這一發展理念對于評估經濟發展的速率具有借鑒意義。

　　其次，對于經濟發展速度“常態”的理解。我們要正視并探索由中速發展所形成的社會效應，并重新審視“常態”這一問題。這一要求為以下原因所強化：第一，近30年的跳躍性發展本身并不是“常態”狀況，而是經濟發展處在工業化“起飛”階段的特征；當經濟發展上了臺階以后，發展速度就會放緩。第二，經濟總量的擴大使保持高速度發展日益困難，因為每個經濟增長點所代表的實際數值很大。第三，國際金融環境和經濟生態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歐洲經濟體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對于中國的出口和貿易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第四，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企業生產環境改造方面成本的增加。第五，民營經濟的驅動力正在弱化，企業創新能力在下降，并出現民營企業家群體大量外流的現象，等等。這些因素都要求我們降低對發展速度的期望，把中速發展作為“常態”狀況進行假設，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對策分析。

　　最后，達成高速增長所采取的手段。在反思經濟增長速度問題時，我們也要把關注點放在實現高速增長的手段、途徑、所具有的成本和代價，以及其所具有的社會效應這些問題上。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政府固然可以采取公共投資作為刺激政策來調整經濟運行的速度。例如在美國，政府投入就成為緩解金融危機的重要手段，但其效用招致了諸如茶黨等方面的批評。④在中國，近年來四萬億的投資促進了公共開支的增長，但也引致通貨膨脹的威脅。⑤而且，由于這些費用中的許多部分進入了公共開支領域，從而強化了公共部門的經濟力量而弱化了民營經濟的力量，強化了官本位體系而弱化了民間企業創新的能力和動力，強化了社會“管控”的色彩而弱化了社會生活多樣化的訴求。因此，我們要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效應來研究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所造成的社會效果。

　　由此，經濟發展快和慢問題本身是一個量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考察要與質的方面的評估聯系起來。經濟的低速發展可能對社會發展進程造成困難，但也促使人們在提升競爭力、提高產品品質以及發展的可持續方面進行更多的努力。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由10%以上逐漸降到8%左右（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速為8.1%，第二季度為7.6%）。這種中速發展的態勢就要求企業改變經營方式，由以往的粗放型經營轉向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提升產品質量的方向；而依靠大量的公共投入來刺激經濟增長，不僅會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也會形成一些消極的社會效應。在此意義上，遵從市場規律，保持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中速發展），將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