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發展階段：國際經驗

　　在國際背景下討論經濟成長的階段性，有助于我們從更為廣泛的視野來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快慢及其社會影響力問題。經濟發展是有周期的，也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歐洲，許多工業化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中遭受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后，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進入低速增長的時期。⑥一些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GDP增長速度甚至低于3%。在21世紀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歐洲國家的經濟和金融體系到了崩潰的邊緣。如2009年發端于希臘的歐債危機，使得主權債務蔓延歐洲，世界銀行更是預測歐元區2012年經濟增速為負0.3%。這使歐洲的政策討論的焦點由福利國家的再分配效應轉向工作福利和移民問題，并倡導生產主義的社會政策 。⑦可以理解的是，當經濟增速下滑時，人們對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積極聯系給予更多的關注。這種情形與10年前相比具有一定的差異：在20世紀90年代，許多歐洲學者仍然強調社會政策不能成為經濟政策的附庸，而不是強調積極的相互促進的關系。

　　在東亞，在經濟“起飛”的20世紀70、80和90年代，東亞國家盛行生產主義的社會政策理念，采取以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為導向的發展模式。⑧從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到90年代的中國大陸，都出現了以追求GDP增長為目標的生產主義發展導向。⑨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發展目標從“人均800美元”到“翻兩番”，從“小康”到“全面小康”，這些目標與其他東亞國家實施的“生產主義”的發展戰略十分接近。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和老齡化問題的加速，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不斷減緩。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僅為 1%～2%，大部分時期處于“零增長”狀態。⑩韓國在21世紀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但其速度也有所下降。2010年其GDP增速為6.1%，2011年為3.6% ，而IMF預測韓國2012年增長率有可能進一步下降至3.25%。在中國，直到 2010年其經濟增速仍保持在10%以上，但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經濟增速也有所下降，2011年為9.2%。

　　伴隨著經濟增長階段的演化，社會環境也發生重大變化。在經濟騰飛和高速成長時期，人們往往具有進步主義的傾向和對社會前景的樂觀主義的看法，因而國家的發展戰略容易贏得民意的支持。在社會政策上，由高速發展帶來的“滴漏效應”使全體民眾得益于這一發展過程，并把生活改善的可能寄望于高速發展成果的分享。在此過程中，社會所有群體都有可能通過“滴漏效應”而得益（即經濟成長的好處也能為下層階層所分享），從而使社會底層群體和弱勢群體也能夠對生產主義的發展戰略持積極支持的態度。盡管這一戰略會強化國家對于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個人的生活自由和民間力量成長的空間，但成功的經濟運作使人們容易接受威權主義的國家治理。這一邏輯已經為東亞國家的發展進程所驗證。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其所具有的“滴漏效應”已逐漸消失，而社會所存在的現有的和潛在的矛盾也會“顯化”。這就使低速的經濟發展成為誘導和激化各種社會矛盾的催化劑，也為解決這些問題帶來了社會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人們對于權利分配和利益分化的抵觸情緒會不斷增強而形成一定的民主壓力。在這一背景中，許多東北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超越了高速成長的階段后，都相繼進入民主化的進程中，其發展戰略也進行了轉變。在中國，我們也要意識到在經濟成長進入新階段后需要建立一種與常態發展相適應的發展機制。這一機制將由來自于各方面的驅動力所構成，而國家的政策制定也有必要鼓勵這一機制的發展以回應民生的需求，形成多元化的發展動力機制。

　　在這一發展的新階段，社會保障體系將成為社會穩定器來保障這兩個階段的平穩過渡。在采取生產主義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東亞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是滯后的。社會開支（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較小，社會服務的供給也十分缺乏。但在快速經濟增長階段，民眾對發展社會保障體系的社會壓力還十分有限，部分是由于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許多就業機會，部分是由于“滴漏效應”的影響。在跨越了經濟快速發展的“起飛階段”后，民眾的社會保障訴求會不斷增強，而經濟的中速或低速發展也有可能給一些民眾的生活帶來一定的困難，從而強化了這些要求。因此，從東亞各國的情況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與國家福利的擴張是同步進行的；這些進程也伴隨著民主化的進程。

　　歐洲的情況與東亞國家的情況十分不同：其經濟發展速度放緩與國家福利的削減同步進行。這是由于在歐洲福利國家，其社會保障體系在國家經濟增長時期具有較為充分的發展，因而與奉行“生產主義”戰略的東亞國家不同，大多不存在福利發展程度過低的“補課”任務。相反，它們所面臨的是如何應對經濟成長低速度所造成的對社會生活的挑戰和實行福利緊縮政策進行量的縮減。在2011年，德國、英國、法國和丹麥的增長率分別為2.9%、0.7%、1.6%、1.2%，而希臘的經濟增長率則為負5.5% 。由此，在政策討論中，人們把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積極互動關系作為討論的中心議題，并力圖從東亞的生產主義的政策導向借鑒經驗。即便如此，與20世紀90年代不同，此次金融危機并未誘發人們對于福利國家體系的合法性的質疑，因為發生危機的主要是低福利的南歐國家，而高福利的北歐國家則顯示出很強的抗風險性。事實上，正是由于福利國家體制的運行才使得這些國家能夠在如此低的經濟增長率中仍然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下滑，至今一直處于經濟增長的疲軟階段。但與歐洲的許多國家有所不同，日本的高度老齡化社會的壓力使其仍然保持著高額的公共開支，并由老齡化問題導致國家福利的繼續擴張。這一擴張也與近年來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有明顯的相關性。隨著1993年自民黨下臺在野黨上臺，政府對于推進福利事業以應對政治需求和社會訴求加大了努力。這表明社會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隨著經濟增長的變化而機械地變化，也與老齡化和政治環境有著直接的聯系。在東亞，許多國家和區域已經形成了民主化變革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而來自民生的呼聲和來自于生活多樣化、社會多元化的挑戰壓力也在不斷強化。

　　根據以上國際經驗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發展具有其自身的規律。歐洲、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都經歷了從起飛到繁榮到中速或低速增長的演進。盡管人們對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常常具有高增長的期望，但經濟發展的快慢狀況最終要取決于市場條件和經濟狀況。我們不能以為政府的作用或干預是萬能的，從而把經濟發展看作是由政府決策所決定的。其次，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兩個平行而又相互關聯的發展進程。快速的經濟增長可以對社會發展產生積極的效用，但在東亞各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起飛階段并沒有像西歐國家一樣伴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快速發展，這一發展出現在經濟增長進入中速發展的階段。再次，當經濟發展速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國家會出現社會群體之間的紛爭加劇，從而導致一定的社會動蕩。但在許多西歐國家，盡管其經濟的低速增長也導致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的壓力，其福利國家體系依然保護了社會體系的常規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