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點討論和結論

　　基于這些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首先，發展速度的快慢由很多國際國內因素的影響所造成（在一些時候，甚至受偶然因素的影響），因而快慢問題并不能完全由我們的政策行為所決定，因為影響這一進程的因素很多，許多甚至是不可控的。在此意義上，我們不得不面對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社會分析中，許多問題是“無解的”，因為其結果取決于在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同時，對于快慢問題的評估，則要以社會效應的好壞和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快速的經濟發展可以擴大貧富差別，加劇貧富分化的程度。因此，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好壞的標準并不取決于速度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更要關注反映社會狀況的質性指標。

　　在此，我們也看到政府的公共投入對于市場發展能夠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在美國金融危機中，政府就曾采用加大投資刺激經濟的手段來緩解金融危機，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在以往的3年中，中國政府也通過4萬億的公共投資來強化經濟活力。這些努力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但也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造成大量資金涌入公共部門，影響民間和企業經濟活力和創新動力衰減等消極的后果。在社會關系和體制方面，這種公共投入常常進入公共部門或與政府相關的部門，助長了官本位體制，弱化了市民社會的力量，從而形成許多消極的影響。因此，在市場經濟運行的今天，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要避免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運作形成沖擊或弱化其活力。

　　對于經濟發展快慢和階段性的討論也涉及發展理念和民眾對于發展戰略的支持狀況。在經濟發展超越了“起飛階段”而進入常態發展的階段時，由快速發展所形成的發展主義光環也逐漸消失，與此相應的“滴漏效應”正在失去。這一態勢會鼓勵我們以理性的眼光來看待經濟發展，由對速度追求的激情轉向理性和常態的規范。這些變化有助于杜絕“假大空”的流行病，使之落向更為實在的質量標準。在觀念上，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社會發展的需求會不斷更新，從而導向社會發展的新環境。這些變化要求我們重建對于發展的期望，對于經濟發展速度的理性理解和平和的國民心態，改變我們的發展導向，把適度發展理解為一種常態，并采用多元化和多樣性的標準作為我們對生活的追求目標和對于發展的期望。

　　從發展動力來看，經濟增長的低水平常常會催生社會矛盾，從而增大社會壓力，強化社會穩定的需求；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的低速度也為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氛圍和環境，要求政策制定者注重資方利益，強化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對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它也要求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人們觀念的轉化、社會組織形式的調整和強化各級政府解決新問題的能力。必須強調，在經濟騰飛（快速發展）時期與其后的穩定發展（中速或低速）時期，其發展的驅動力、民意支持、社會觀念、社會組織的期望都會各不相同。由于快速發展所導致的“滴漏效應”，以及民眾對于發展的期望和支持高速發展的政治力量都在逐漸消失，我們有必要形成新的動力機制來推動社會發展。

　　同時，我們也要在新的基礎和發展預期中來評估發展戰略。由于經濟運行會有上升區間也會有下降區間，我們要避免把快速增長作為常態模式看待，而要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快和慢兩種狀況。以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為例，目前我們所形成的社會保障體制是在近10年的快速經濟發展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它也與良好的地方財政能力相適應。在此背景中，我們近年來設立了許多社會保障項目以保障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村群體的基本需要，并且以公共財政補貼作為基本政策手段來推行適度普惠的政策。這些政策獲得了農民的支持，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別是地方財政的貢獻將農村社會福利推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了許多社會政策創新實踐。但一旦出現經濟增速的下降和地方財政的收縮，這些體系和項目的可持續性和運行推動力將會面臨新的問題。

　　總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新的成長階段。在此階段，經濟騰飛時期的“滴漏效應”正在消失，粗放型經濟發展導向正在向強調質量和標準的導向轉化，不斷弱化的國際經濟環境也會影響我們對于高速度的追求。為此，我們要形成新的目標、理念和機制來推進下一步的發展。在此過程中，我們要把可持續發展或建立常態發展機制作為目標來確定發展戰略，確立適度發展的目標，而不是通過人為的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過低的經濟發展速度（如低于6%）也會造成十分嚴重的社會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影響，更會對人民期望、社會穩定、社會組織相互關系等方面造成重要的影響。因此，保持適度的增長將會是合適的選擇。另外，中國地大物博，區域差異很大。這種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為我們進行政策抉擇提供了很大的空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形成巨大沖擊的時候，中部和西部未受太大影響，陜西等內地省份的經濟發展速度持續加快。這種經濟發展的梯級效應使得中國具有較長的起飛和發展的階段，從而能夠緩解經濟成長快慢所造成的復雜社會效應。事實上，當東部地區的發展階段已經走出“騰飛階段”之后，中部和西部地區可能才剛剛進入這一“騰飛階段”。這種梯級發展的效應擴展了中國高速發展時期的區間，也能對經濟整體發展起到一定的緩沖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社會質量與和諧社會建設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6002-S11103）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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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Social Effects

Lin K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ese economy is shifting away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toward the stage of normal development. Fast economic growth helps to increase GDP and enhance industry size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Besides, because of the "Trickle-down effect", it can create a progressive impression upon the people. In contrast, a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will exacerb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people's development expectations and the interest groups, and cause some social conflicts to become "manifest". Therefore, we must adjust our development goals according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ituation, guide policy design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normal development and shift away from the pursuit of quantity toward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policy analysis, moderate development,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