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辭賦的社會文化學研究”負責人、山東大學教授

從社會心理與文化焦慮視角看,文化發展的動力源于現實政治與文化愿景的反差,它往往借助于對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創新的矛盾表現出來。這種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發展,呈現為學術思想的推陳出新,以學術思想為內核的社會文化因之也發生遞進演變。因此,社會文化發展的歷史,也是學術思想的發展史,更是社會心理和文化焦慮的演變史。

勾勒宋代學術思想的內在沖動

享國319年的趙宋王朝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將華夏文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勾勒宋代文化的發展歷程,必須深入學術思想,進而探索社會心理和文化焦慮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發展。文學是一個時代心靈感受的寫照,文學史是一個時代心態演變的歷史,它真實地記錄著一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和文化焦慮。從宋代文學的視角研究社會心理和文化焦慮,進而勾勒其學術思想發展的內在沖動,是研究宋代社會文化發展的可行途徑。在古代文學諸文體中,辭賦由于獨特的形制和功用,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生活、學術思潮、文人心態等有著密切的關聯,也是最能揭示時代文化內在沖動的文體之一。

在理學前夜的宋代學術思想發展與皇權專制程度的加強是否存在互動關系?宋初學術何以擺脫名物訓詁之學而向道德性命之學推進?這種種問題,當時的學術并沒有明確的答復。但在文學中,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忠愛之思悄然滋長。這表明,如何確立儒家思想和它憧憬的秩序的合法性等一系列問題,構成士大夫的共同焦慮。在當時渲染王朝聲威的辭賦中,忠愛之思得到飽滿的表達。而且,在捍衛專制集權之外,人們不得不設法對皇權的惡性膨脹與濫用有所防備。忠于華夏文化、加強皇權,并對皇權進行規范,成為士人的共識,這便是宋初學術思想與社會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宋初的辭賦喜歡展現對君王的愛戀之情,往往在道德層面對君王有所諷諫,希望通過治心、涵養道德把君王塑造成具有內圣品格的王者。

宋儒完成學術重要轉型

儒學的復興彰顯著深切的淑世情懷,宋儒從對皇權的規范與約束,到對士風文風的整飭,再到對士人心靈的重構、本體論的開創,完成了學術的一次重要轉型。慶歷、熙寧及其前后一段時間,圍繞著變法引發的政治、學術的振蕩,把宋代學術引向深入。北宋中期興起的疑傳惑經的風氣,是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潮的具體反映。平易流暢、切于時弊的文學風尚和經世致用的儒學思潮一起,為政治革新導夫先路。這種切于時弊的主張,對辭賦創作而言,一反過去的頌美傾向,讜論煌煌,深中時病。辭賦還對探討治亂興亡之理存有極大的興趣,在抒發思古之幽情的同時飽含著恢復古道、開創太平盛世的熱望。以儒者胸懷觀照現實、表現對人生苦悶與無奈的辭賦也大量涌現,隱逸之志當中的氣節內涵得到充分闡發,無論窮達都心系天下的人生得到張揚。

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學實用主義在政治生活中的具體反映。短暫的慶歷新政之后,變革思潮已成不可阻擋之勢,終于引發了更為深入、規模更大的熙寧變法。王安石企圖通過教育與選士的改革,把士改造成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他力求統一士的價值觀,統一道德以同風俗。王安石等表現出的大舉更張、力排異議,以及近乎獨斷專行的為政風格,則營造出一種偏于法術的為政之道的話語空間,這使得熙寧新政被似是而非地罩上了法家用事的陰影。當新法擾民的擔憂變成現實時,很容易喚起人們潛在的對儒家王道能否得到貫徹的焦慮。當時辭賦中對法家用事政治形態的書寫與反思,就反映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這種憂慮。

中唐以來,儒學一直執著地企圖規范和約束文學創作。早在歐陽修主盟文壇時,以巖穴處士為主體的偏執儒者就試圖以儒學思想和表現上的陳規來規范學術文化,但受到歐陽修有力的遏制。王安石變法的儒學實用主義特點,使得其對士人在文華風采和胸襟學力方面的歷練具有天然的排斥,這使得當時的人才觀、文學觀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是引發律賦地位動搖的直接誘因。熙寧年間宋廷頒布貢舉新制,罷詩賦而以經義取士。熙寧新制的最終目的是廢除科考,以學校教育選士,經義取士也只是權宜之計而已。其實,科舉是官方和士人的一種交易或博弈,不管是詩賦抑或經義、策論,最終是要在科場上被工具化的,因此,這次科場改制注定難以達到關乎治道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