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在解決人生價值和意義

宋代的儒學復興意在復興三代禮樂王政,以建立和完善人間秩序和政治憲綱,解決人生價值和意義問題,是宋代儒學題中應有之義。王安石、蘇軾等在發展儒學過程中引道入儒,融合儒學和莊學。宋代的道德性命之學兼具關注道體和禮樂教化的特征。他們提倡內圣外王,重視自我內省和自足自怡。尤其是以舊黨人物為核心的“元祐學術”,把對禮樂教化的恢復和個人精神的超越性追求發揮到一個思索人生的高度。蘇軾等人的辭賦創作強調對“道”的感悟,追求理趣,追求對社會人生和自然宇宙的徹底理解以及對現實人生的徹底超越。這種社會文化特征,隱含著學術思想在形而上的構建中不愿流于玄學的玄虛,而力求落實到人生問題、基本問題的努力。

理學的興起與發展,是儒學復興所引發的對心性本體思索的自然發展,是南宋最受人關注的文化事件。朱熹等理學人士的辭賦創作,很好地闡釋了何為君子與理學人生。格物致知與曾點氣象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內在的統一過程。通過格物致知,祛除人心之蔽,領略天理流行,進而上升到曾點氣象的精神境界,這是理學精心設計的人生歷程。理學的人生觀具有很強的超越性,它并不是為了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為了實現人生的真正價值。然而,理學為人生開示的超越之路是以德性修養為旨歸,把圣賢作為標準的人格追求。在這條超越之路上,人生自由選擇的機會被大大縮減。以朱熹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辭賦創作,深受理學思想濡染,形成了平實、淵雅的美學風格,但缺少靈動的情思與勃勃的生氣也是不爭的事實。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田園詩般的生活愿景,是深植于中國傳統的一個恒久的夢。這個夢勾連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不同形態,融會于古代中國的知識與信仰。辭賦在南宋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疏離對人生問題的思索而轉向展現田園鄉居生活。這種轉向固然與創作隊伍的下移有關,但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主流社會價值觀念發生變化使然。在當時,心懸魏闕之思淡化而規物范世熱情彰顯,個人修養與家庭倫常在致太平方面的意義受到普遍重視,這就是理學從敬德修業以發展家族角度給予耕讀傳家的生活信念以全新的解釋。辭賦所表現的主流生活觀念的這種轉變以及理學對此后鄉土中國之觀念世界的深刻塑造意義非凡。

教化被提升到為政核心地位

在整個南宋時期,理學基本上保持著在知識界滋長蔓延的趨勢,南宋社會在持久而深入的浸潤之下,國家治理理念發生了變化,觀念世界、國家想象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國家作為強權的象征已經悄然退居幕后,天下(國家)作為“州縣之積”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地方作為國家治理的立足點和國家形象的縮影,異常清晰地浮現在人們的觀念世界中,人們對國家的想象也落實到地方上。

辭賦清晰地記錄了當時社會文化的這種改變。當時的辭賦更多用筆墨描寫地方風化和民情。在辭賦描寫中我們看到,在當時的為政理念中,注重用高尚的人格感化民眾,而且,無為政治被提升到為政的很高地位,教化成了為政的核心,士紳階層在地方行政中擔當著重要角色。

南宋王朝始終局促于北方夷狄政權濃重的陰影之下,因此它褪去了北宋的雍容閑雅,而多了內斂嚴謹,表現出強烈的危機意識,并通過理學在心靈上修筑起一道捍衛華夏文化的長城。華夷之辨是《春秋》大義之一,它要明辨的是華夏與四夷的不同。這包括所處地理、習俗與文化上的差異,其中,文化的差異是核心。它既主張內諸夏而外夷狄,又推崇以華化夷,彰顯的是華夏本位主義。這一觀念,在北宋除了宋初石介等人嚴明華夷之別以尊王攘夷之外,并沒有引起思想界太多的關注和發揮。南宋以來,辭賦中所表現的對故國人民的眷戀,對華夏文化的捍衛,對道統延續的重視,都是以華夷之辨為理論支撐的。但是這種觀念已經與傳統有所乖離,已不具有以夏化夷的內容,而是堅持“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復仇意識得以彰顯,孤獨堅守的道德節操被空前重視。

理解任何歷史時期的關鍵,在于找出決定該時期社會形態的主要動力。堅定社會發展形態的動力,往往是以社會心理與文化焦慮來呈現的。因此,從社會文化學的視野來審視文學,我們或許更能夠把握社會文化和學術思想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