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于沛(1944-)，男，天津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外國史學理論。北京100006

內容提要：中國世界史研究的“譯介時期”，是中國世界史學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這一譯介時期，就沒有中國世界史學科后來的迅速發展。以譯介時期的俄蘇史為例，可以充分展示中國世界史研究始終如一的特點和優點，那就是關注現實，積極投身于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努力做到歷史感和現實感的完美結合，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這是中國傳統史學經世致用優良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具體體現。明確這一點，對當代中國歷史科學理論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 鍵 詞：世界史 譯介 俄國史 蘇聯史 時代精神

中國世界史研究萌生、產生和發展，大體經歷了如下幾個主要階段：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前后，中國世界史研究開始萌生，這和當時中國抵御西方列強入侵，“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聯系在一起；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甲午戰爭、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影響下，中國世界史研究從“萌生”開始逐漸發展，力圖通過外國“亡國史”、“革命史”的介紹和研究，避免中國“亡國亡種”的悲慘命運，尋求中國爭取獨立、自由、解放的道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世界史研究開始了自身發展的“譯介時期”，①這是中國世界史學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通過對外國史的大量譯介，中國世界史學者從中汲取有益的營養，為中國世界史學的全面發展進行了必要的準備，包括學術、理論和隊伍的準備。20世紀中葉，以新中國成立為標志，中國世界歷史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本文擬以編譯時期，即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中期俄國史、蘇聯史的譯介為例，探討中國世界史研究發展史上的某些特點和規律性的內容，這對于發展新時期的中國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

沙皇俄國是中國的周邊鄰國，與中國接壤長達數千公里，覬覦中國由來已久。早在17世紀中葉，沙皇政府就開始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自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后，進一步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擴張，中國人民對沙皇俄國侵華尤加關注。鴉片戰爭之后，對俄國史的介紹和研究明顯增多。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世界史研究譯介俄國史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沙皇俄國的侵略擴張歷史。

早在19世紀中期，林則徐、魏源、姚瑩、何秋濤等人就開始關注俄國問題。1878年，署名鷺江奇跡人，根據俄國的歷史學著作，譯纂成《俄國志略》，通過歷史的敘述，揭露俄國侵華陰謀，強調對沙皇俄國應嚴加防范。關于這本書的資料來源，作者說明是“譯錄其國史之大略”。該書的篇幅不大，但是內容較豐富，對當時的中國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按語》說：“其俄國所留心著意，無非侵占鄰國地土為務。比現在形勢而論，西邊有英法德奧意各國，皆虎視眈眈，斷不容他人有侵占之事，行之甚難。若南邊雖小，有隙可乘，欲行侵占，英國必起而爭之。此又不能如愿，行之亦不易。其稍可注意者惟東邊耳。俄國之東界，乃我中國西北境，若不及早設防之，恐將來事機一露，即難收拾矣。俄之行為險詐，居心叵測，若視之兵戎，尚可預防，倘于玉帛禮貌而來，尤屬可慮，不知其蓄意如何，更須嚴防為是”。[1]（按語）當時的一些人認為，俄國侵華超過英國，因為英國侵略中國，主要是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掠奪中國的財富；而俄國卻是要利用和中國接壤這一地理位置，掠奪中國的國土，擴張沙皇俄國的版圖，因此中國人民要“嚴防為是”。

《俄土戰記》，湯睿譯，大同譯書局1897年出版。梁啟超為此書作《俄土戰記序》，1898年2月11日，在《時務報》發表。梁啟超認為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內治不修”和“外交不慎”。這和19世紀末的中國十分相似。沙皇俄國不僅要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東方者數百年”，其野心始終沒有改變。西方列強爭霸，“并心注力于中國”。在民族危機面前，清政府卻“倚強盜以作腹心，引餓虎以同寢食”在國難當頭之際，讓中國人民將“俄土之事，懸諸國門”，時時警覺，這是十分有必要的。

賀良樸纂著《五洲三十年戰史》，1903年由上海作新社印行。書中所述時間始自1873年，終至1902年。賀良樸強調編譯該書的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喚醒民眾救國的意識。他認為近三十年來，“世變日深，中國之危，不可終日”。20世紀初，中國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掠奪的焦點，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的危機。編譯者對俄國對華侵略尤其關注，因為“俄羅斯尤為切膚之痛”，所以此書“始于俄人之侵回部，而終于俄人之據‘滿洲’”。[2]（凡例，自序）

1896年8月，維新派的重要刊物之一《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梁啟超任撰述，汪康年任經理。該報1897年9月17日、27日，連載英國人文章《俄人蠶食太平洋迤北邊地考》。譯者為陳貽范，未署原作者名。《時務報》連載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中國人民不要忘記與中國接壤的虎視眈眈的俄國。文章強調，俄國同中國的交往，以不斷地“拓土”，無止境地擴張俄國的版圖為目的。每當中國內政外交出現危機時，俄國便“乘隙而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中國人民切不可忘記。

1898年12月，梁啟超等任主編的旬刊《清議報》，在日本橫濱創刊。“新書譯叢”、“外論匯譯”是該報的兩個重要欄目。1900年42、43冊發表有《俄國侵略中國志賂》。19世紀末，沙皇俄國為達到擴張領土的目的，對中國的侵略日趨加緊，中國的領土完整面臨著嚴重的威脅。但是對于日益嚴重的形勢，清政府卻沒有足夠的認識。梁啟超從日本學者的著作中，將俄國侵略中國的有關章節一一匯編公開發表，用事實揭露俄國覬覦中國的野心，“以供我國人之省覽”。

《哥薩克東方侵略史》，1902年由上海作新社譯刊，原書名為《阿穆爾與烏蘇里邊區》，1885年在莫斯科編印出版。20世紀初，在日本出版日文本。中國留日學生將《哥薩克東方侵略史》轉譯成中文出版。譯書出版后，《政藝通報》將日譯本的《序》，分三期連載全文發表。中文本1902年10月14日初版，不到兩個月，同年12月6日再版。俄國人編撰此書的目的，是為了炫耀沙皇政府的侵略擴張，為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伯爵歌功頌德。日本人將其翻譯成日文出版，是為了學習俄國侵略擴張的經驗，同時表明日本也企圖染指中國，和俄國爭奪在華利益。中國留日學生將《哥薩克東方侵略史》轉譯成中文出版，則是為了喚起中國人民的警覺，保持清醒的頭腦，認清沙皇俄國和日本的侵略本質。

養浩齋主人譯輯《俄國蠶食亞洲史略》，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系《史學小叢書》之一。該書上篇為日本佐藤弘著；下篇為英國克樂詩著。主要內容是俄國蠶食亞洲的歷史和現實。譯者在《前言》中指出：“今之稍識時務者，必曰俄虎狼也”。“閉門避虎，不如退而張弓”。譯者還寫道：“必先知虎之可畏焉，然后能憂之，然后能防之，則談虎之學，其亦不可以已矣”。

日本蕨山生著《俄國經營東方策》，上海通社1903年譯自日文出版，系《通社叢書》之一。作者揭露了近代以來，俄國在遠東，包括在中國的侵略擴張，以及日益尖銳的日俄矛盾。譯者翻譯此書是為了使中國人民重溫這段歷史，提高警惕，不可對俄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俄國在20世紀急欲稱霸世界，首先要把矛頭指向中國，但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卻極力主張“聯俄”。作者認為，他們在俄國東侵的事實面前，應該猛醒了。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麥鼎華譯：《俄羅斯史》，1903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出版社在談及出版此書的目的時寫道：“彼俄羅斯向為專制政體之國，與我政體相類似，其成敗得失，皆可借鑒。且西北利亞（西伯利亞）鐵道既成，勢力骎骎南下，我國實首當其沖。若懵于其國勢民情，日言抵御，曷當于事”。因此，出版這部著作是為了喚起民眾，自覺抵抗沙皇俄國的侵略擴張。

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撰寫的《二百年來之俄患篇》，發表在1911年2月20日—3月4日的《民立報》。為了對付沙皇俄國加緊入侵中國蒙古和新疆地區，宋教仁依據俄國200年來侵略中國的歷史，寫成此文。文章揭露了俄國侵略中國的種種事實和伎倆，“以警告國人”不要忘記慘痛的歷史。

20世紀初，有關“彼得遺囑”的先后公布，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沙皇俄國侵略擴張的本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彼得大帝的遺囑的內容，是關于沙皇俄國不僅要成為歐洲大國，而且要在全球擴張，實現稱霸世界的計劃。至于“彼得大帝”遺囑的真偽，至今還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但是，彼得大帝確實是向自己的繼承者指示種種侵略方針的帝王，他的繼承者們也確實忠實地執行了他的世界性的侵略方針。有關“彼得大帝”遺囑，當時多處發表。主要有：《俄皇大彼得遺訓十條》1901年9月17日、9月27日，《杭州白話報》；《俄皇大彼得遺詔十四則》，《政藝通報》，1902年第20期；《俄皇大彼得遺訓》，《俄事警聞》，1903年第3-4期；《俄皇大彼得遺囑》，《揚子江》，1904年第3期。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特別是八國聯軍的入侵，使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加劇，處于更加危險的境地。“救亡圖存”、“求強求富”，成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追求。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向外國尋求救國的真理。在這種背景下，俄國史中的一些內容，如18世紀彼得大帝改革，成為中國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之一。

魏源(1794-1857)是近代中國明確提出向西方學習第一人。他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師夷”和“制夷”，“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曾以俄國彼得大帝為例來闡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中國效仿彼得大帝，通過深刻的社會變革，使國家走上強盛的道路。俄羅斯擺脫韃靼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后，“始抗衡歐羅巴洲各國”，俄國“人猶雄悍，未諳西洋技藝”。到彼得大帝時，他“聰明奇杰，離其國都，微行游于巖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于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精嚴。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國王十三萬之眾，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3]（俄羅斯國總記）魏源對俄國彼得大帝的介紹，是和希望中國在東方的崛起聯系在一起的。

1833年8月初，德國傳教士郭實獵主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廣州創刊。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峨（俄）羅斯國志略》中，較生動地介紹了俄國彼得一世改革的歷史背景及過程、結果。作者首先寫到了俄土戰爭，“彼得羅就安登位，自此以后創立國之業定矣。始操演武藝，不期募兵二萬衛躬，率然攻都耳基國，取沿海之城，建戰船駛黑海也”。為了保持海戰的優勢，實現打開俄國出海口，由一個內陸國家變成一個海洋國家既定的戰略目標，彼得一世開始了以軍事改革為中心的內容廣泛的改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彼得一世“暗離京都，陪公差赴荷蘭國，親手作工，欲學建戰船之法。后過至英吉利國，巡觀舟務廠。”自西歐返回俄國后，彼得一世平息了反對改革的叛亂，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加戰船，增軍營，開國監，推六藝，感化庶民，援流俗而臻于善。雖然其民執古難變，然皇帝定意，強改不好風俗。彼得羅巡觀歐羅巴諸國，效法恒學，為萬君之魁矣。其國邦廣，其權勢強，戰船四十余只，水手萬余，倉充庫實，軍營超眾四方賢士來歸。自此以后，峨（俄）國在歐羅巴籍勢舞權，月益年增，令萬國赫畏”。[4](P195)這種描述，和當時國內其他著述，如魏源《海國圖志?俄羅斯國總記》中的描述完全一致，反映了中外社會對俄國的歷史和現實的基本認識，表達了欲以彼得一世為榜樣，通過改革走富國強兵之路的愿望。

19世紀末，中國面臨著嚴重的危機，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領袖康有為(1858-1927)提出“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則亡”。據《康南海自編年譜》，康有為曾編有俄、日、德、英多種變政考，現在見到的有《俄彼得變政記》和《日本變政考》兩種，而《俄彼得變政記》則是康有為多種變政考中唯一公開發表的一種。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俄國彼得大帝為改變俄國落后面貌，融入先進的歐洲文明，微服出訪瑞典、荷蘭、英國、德國和法國，學習西歐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制度，回國后排除各種阻力，斷然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使國家革除陋弊，走向富強。1898年3月，康有為以《俄彼得變政記》進呈光緒帝，同年4月收入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的《南海先生七上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