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封鎖和絞殺中，使其成為謎一樣的國家，從歷史到現實許多重要事實不為人所知，或被歪曲、丑化、篡改，在當時的中國就更是這樣。20世紀上半葉，直接從外文翻譯或中國學者撰寫的蘇聯史、俄國史的著作有多種問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使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蘇維埃俄國和蘇聯，能有一較為真實的了解。

1928年，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了日本山內封介著、衛仁山翻譯的《俄國革命運動史》。1926年2月，山內封介在《序》中談及撰寫這部著作的原因，是因為“俄羅斯自帝政時代至革命后的現在，幾乎是社會問題的一大實驗室。實際上，關于社會問題的理論，差不多完成于英法德各國，而其理論之大膽的實驗，多行于俄羅斯”。特別是“1917年的革命以來，俄羅斯這實驗室，更引起世界一般人的注視，認為20世紀趣味之中心，都期待著更在此實驗室中發見出什么新的真理，表現出什么新的真理”。[5]（原序，P1-2）衛仁山將此書譯成中文，則是因他認為“俄羅斯革命，是法蘭西大革命以后最偉大的革命，其影響于全世界的民眾之重大，決不減于法蘭西大革命，……俄羅斯革命是數世紀以來俄國的民眾運動，與19世紀的科學的進步與其所發生的社會主義思想及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大的表現”。此外，更為重要的是，“在現在中國革命的進行中，對于俄國革命的真實了解確是非常需要，但是中國人現在對于俄國革命所知道的確實太少了”。[5]（序言，P1-2）衛仁山的這段話，在1928年4月20日，即蔣介石勾結中外反動勢力屠殺共產黨人，大革命失敗一周年后寫于巴黎，這使人們對這部《俄國革命運動史》中文本的面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俄國革命，無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作為歷史的經驗、借鑒，或歷史的啟迪，對處于大革命失敗后的廣大中國人民說來，確實是十分必要的。

1930年，上海心弦書社出版了俄國博克老夫斯基（今譯波克羅夫斯基）、日本石川一郎著、潘既閑譯的《俄國革命全史》。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敗后不久，反動勢力反蘇反共甚囂塵上。譯者說：“雖然我們現在以至以往的過去，都聽說了關于蘇聯之‘洪水猛獸’，‘共產共妻’，‘暴虐’，‘殘殺’之種種駭人聽聞的消息，看見了許多關于蘇聯之‘危機四伏’，‘內部破裂’，‘面包恐慌’的新聞，但這個國家為什么依然能存在，壯大，發展，而最近還有聞所未聞的‘五年經濟計劃’，‘七小時工作制’”？譯者指出：“糊涂是人類最大的敵人，盲從是文化上最可恥的事，只有研究與考察，這是我們應有的判斷事物的方法”。這部著作史料翔實，為研究蘇聯的歷史與現實，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文獻資料。這些“確是中國一般出版界中很少有的”。[6](P1-2)

《俄國革命全史》的內容十分豐富，主要包括19世紀“十二月黨人革命運動”、農奴“解放”與革命運動、民粹派的革命運動、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運動、俄國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革命運動、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俄國國內戰爭，軍事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等。作者基于事實對于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和過程的描述，對于人們系統了解俄國貴族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例如，關于十月革命，作者認為十月革命的成功，不能證明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正確，卻“完全證明列寧主義的成功”，關于十月革命的性質，自然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6](P333)作者強調：“無論帝國主義是怎樣侮辱蘇聯，無論資產階級的學者是怎樣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社會主義是走不通的道路，但是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蘇聯，經濟的建設，政權之鞏固，是我們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看不到的現象，除非他是個否認事實有意侮辱的造謠者”。[6](P411)編者通過具體的歷史事實，有力地揭露了統治階級反蘇反共的讕言。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特約研究員佛那特斯基著《俄羅斯現代史》，1933年由陶樾譯成中文，交上海黎明書局出版。譯者認為，這部著作的優點是“字句既然流暢明達，所述事實又都負責可靠，佛氏純然用一種客觀的眼光，好像在顯微鏡的下面，細查俄羅斯的過去狀況，其長處是既不抹殺蘇維埃制度的優點，也不隱飾它的許多缺點”。[7](P6)這部著作，是譯者將佛那特斯基著《俄國史》的一部分，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內容先行譯出，改名為《俄羅斯現代史》出版。原著的初版于1929年初問世，1930年再版。再版時補充了一章，主要內容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和終結”。這部《俄羅斯現代史》是名副其實的“現代史”，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止于20年代末，大約15年時間的歷史。時間雖然短暫，但卻是俄國——蘇維埃俄國——蘇聯歷史發展日新月異的時期。生動、復雜和豐富的歷史事件、歷史過程給人們留下了許多直至今仍值得思考的問題。

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佛那次基著、周新譯的《俄國史》。該書是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中的一種。“佛那次基”與上面提及的《俄羅斯現代史》的作者“佛那特斯基”是同一個人(George Vemadsky)。《俄國史》的主要內容，從俄羅斯國家的起源，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列寧病故后蘇維埃之對內對外政策。在《導言》中，作者分析了俄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俄羅斯歷史中最驚人的事實就是這種人數的激增以及其領土的異常擴張”。作者還認為，“從地理的立場看來，俄羅斯人是突厥蒙古人的繼承者。從文化的立場看來，他們是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俄羅斯文化發展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第九、十世紀時由拜占庭人使他們轉向基督正教，那時，拜占庭的文化正達到它最燦爛的時期”。[8](P11-12)而在《結論》中，則重點分析了列寧逝世后蘇聯在政治經濟諸方面所面臨的“危機”。

1932年12月25日，蔡元培先生為佛那次基著《俄國史》作《序》指出：“俄國是共產主義的實驗者，他所根據的是馬克思的學說，馬克思是德國人，他的著作是在英國發表的，然而，英德等國，都不能行他的政策，而俄國乃首先實行，且行之十余年，倍受歐美各國反對，而尚未失敗，這決非偶然的事”。他特別強調，“我們想認識現在的俄國，不可不讀俄國史”。[8](P1)蔡元培還認為，將《俄國史》介紹到中國有特殊的意義，不僅中俄兩國有漫長的邊境線，而且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社會發展深受其影響。

1942年，正中書局出版了楊幼炯編著的《蘇聯建國史》。1941年7月，作者在《序言》中說：“近年來世界風云變幻，使整個的世界都在重新創造與再建之中。我國今日又適逢民族建國的新機運，……略述蘇聯革命建國之特征，作為我國借鏡之資。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就是作者撰述本書的微意”。作者認為，近代以來的革命建國可以分為三大時期：“十七八世紀的英法革命是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革命建國思想之典型；則十九世紀下半期中歐各國如德、意的統一運動，實為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之典型；而蘇聯的革命建國，則是開了社會主義建國運動的新局面”。[9](P1)楊幼炯為《蘇聯建國史》寫作《序言》時，正逢1941年6月22日德國背信棄義向蘇聯發起突然襲擊后不久，蘇聯衛國戰爭爆發，所以作者說，“本書草成，適當蘇聯建國再受阻撓之日，作者更深切的給與無限的同情”。[9](P13)這對于讀者全面理解這部著作，無疑有重要意義。

1945年9月，《蘇聯歷史講話》由解放區的讀者書店出版。作者為蘇聯歷史學家舍斯達科夫，譯者為張仲實。在眾多的蘇聯歷史著作中，這是很有特色的一本。這種“特色”不僅表現在書籍的裝潢極其簡陋，紙質粗劣，油墨不均，而更主要的是書籍的內容。1941年4月20日，張仲實在延安寫有《譯者序言》，對于讀者了解這部作品很有幫助。譯者認為，這部作品有三個優點。“第一，觀點正確”。這本《蘇聯歷史講話》，是作者根據蘇共領導人斯大林、日丹諾夫和基洛夫1934年關于歷史學的講話編寫而成的。“第二，內容有系統”，從原始社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止。“第三，文字淺顯，簡潔”。[10](P1)譯者認為，在當時的解放區，大家都在認真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因為這是“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寶庫”，如果能夠先讀讀這本《蘇聯歷史講話》，那對于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無疑會有很大的幫助。雖然這是一本通俗的、普及性的著作。不過在極其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在解放區能夠出版這本有特殊意義的《蘇聯歷史講話》，已實屬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