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成果二：當代官場小說的權力倫理

　　【導讀】

　　◆當下官場小說細致入微的權力描寫和權謀敘事，很容易導致讀者將其當作官場的升職寶典和教科書。

　　◆大量官場小說的出版和熱銷暗示了權力政治缺乏透明和規則的現實，主旋律反腐小說中的人民倫理在許多時候還只是藝術真實，飽受了千年人治的國民仍然為官本位和權謀文化所惑。

　　◆多數官場小說體現出來的是實用主義倫理，信奉權力膜拜論、權謀合理論、腐敗必然論。實用主義倫理的核心是傳統的官本位觀念和權謀文化。在熱衷權謀敘事的小說中，讀者對失去制約的權力喪失了反思精神，很難感受到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迫切性，也很難提高現代公民意識（如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

　　◆在部分官場小說中，權力腐敗問題的解決經常要依靠上級權力機關乃至中紀委甚至中央發話才能最終完成。這種大官治小官、權力懲治權力的模式，折射出依然頑固的人治觀念、重視權力政治而忽視權利政治的意識。精英倫理屬于新興的文化，這是最具有潛力和活力的權力倫理。這一倫理未來有可能構成主導文化的必要因素。

　　◆權力治理的核心是如何對權力運行進行有效的制度管理，使它按照授權者的愿望規范地進行。權力腐敗的本源不是人性的惡，而是由于權力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存在缺陷和問題。官場小說對權力的本質和權力制度應該有更開放的思考，而不能僅僅停留在權力膜拜論和腐敗合理論的層面上。

　　【正文】

　　官場小說是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代表。中國當代官場小說重在揭示權力的運作內幕，尤其是權力分配和治理的謀略、權力腐敗（權錢色的交易）和濫用的細節、領導批示的奧妙、權力平衡的建立等，勾勒出官場的傾軋、載刺、拔樁、篡奪、猜忌、彈劾、籠絡、設套、洗牌、控制等權力斗爭，官場小說已經構筑起一副“現代官場生態全景圖”。

　　敘述倫理反映的是“敘述故事和虛構人物過程中產生的倫理后果”。可以把當代官場小說的權力倫理概括為三種：人民倫理、實用主義倫理、精英倫理。

　　所謂人民倫理，就是在權力運行和治理中，把“人民利益至上”當作基本的道德準則，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這一倫理集中體現在“主旋律”反腐小說中。在此類小說中，反腐力量最后總是取得了勝利，權力秩序和民眾對執政黨的信心得以恢復和重建，體現出執政黨“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宗旨。人民倫理主要出現在主旋律反腐小說中，但在其他官場小說中也不少見。在主旋律反腐小說中，小說主人公、敘述者、隱含作者的倫理處境往往是協同合作的，有血有肉的作者（真實作者）、敘事者、隱含作者、主人公的價值觀基本重合，其敘事也是可靠的，讀者閱讀時容易引起倫理認同。不過，在其他類官場小說中，小說人物的倫理處境、敘述者和隱含作者的倫理取向可能不一定一致，甚至發生了沖突，比如人民的權力倫理由腐敗分子之口說出來，這時對讀者而言就造成了強烈的反諷意味，讀者的閱讀倫理就顯得復雜起來。這種反諷不僅嘲弄了官場的神圣與莊嚴，很大程度上也消解和顛覆了官員所標榜的權力倫理，使讀者閱讀倫理也出現了接受和抵抗兩種維度。

　　實用主義倫理以利益至上為原則，將是與非、對與錯、善與惡的基本道德準則懸置起來，遵循官場游戲規則尤其是潛規則。持這種觀念的官員掌權主要是受利益驅動，做官只是謀生手段，與懲治腐敗、為國為民無關。這一倫理主要體現在細致描摹官場生態的小說中，代表作有劉震云的《單位》、《官場》、《官人》、王躍文的《國畫》、《梅次故事》、《蒼黃》、閻真的《滄浪之水》、祈智的《陳宗輝的故事》、李唯的《中華民謠》、《腐敗分子潘江水》和小橋老樹的《官場筆記》、黃曉陽的《二號首長》等。在此類小說中，人民倫理經常無法取得主導位置，即使出現，也多是以反諷的形式出現。實用主義倫理的具體表現有：“權就是全”：權力膜拜論；“當官是一門技術活”：權謀合理論；“只好壞起來，別無選擇”：腐敗必然論。一些作家的創作談也直接把腐敗的源頭推向了“原罪”和人性的惡。與主旋律反腐的小說不同，在大多數官場生態小說中，真實作者、小說主人公、隱含作者、敘述者的敘事倫理往往不是合作的，而是游移不定的，作者通過強烈的反諷，敘述者通過敘述暴力表現出的偏執的倫理選擇經常會把讀者置于一種尷尬的地位，給讀者帶來倫理的考驗，增加了閱讀焦慮。

　　精英倫理以對權力進行激烈的批判和理性的反思為主要特點。這種權力觀主要表現在《國畫》、《滄浪之水》、《蒼黃》、《侯衛東官場筆記》、《二號首長》等小說中。擁有精英倫理的主人公大多是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對權力有著深刻的認識和強烈的監督意識，還有那些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追求還未消泯的官員們，還有一些官員雖然也有過“灰色經歷”，但對權力和腐敗的反思卻非常深刻，甚至開始了大膽的權力制度改革。

　　以上討論的三種權力倫理，大致上可以歸屬于主導文化、殘余文化和新興文化。人民倫理屬于主導文化，滿足了執政黨希望保持人民團結、社會和睦的需要。由于契合了主導意識形態的立場，反腐小說也往往得到主導文化的認可。不過，在此類小說中，有一點經常遭到詬病：權力腐敗問題的解決，人民倫理的權力敘事，經常要依靠上級權力機關乃至中紀委甚至中央發話才能最終完成，總需要“青天”自上而下的支持，這種大官治小官、權力懲治權力的模式，折射出依然頑固的人治觀念、重視權力政治而忽視權利政治的意識。實用主義倫理屬于殘余文化，其核心是傳統的官本位觀念和權謀文化。這種殘余文化，有著主導文化無法用術語加以表達和確認的經驗、意義和價值，可能會危及、消解、沖淡弱化主導文化。精英倫理屬于新興的文化，這是最具有潛力和活力的權力倫理。對權力的治理和規范而言，這一倫理可謂意義深遠，它涉及到權力的教育、懲治、制約和監督各個環節，對官員“不愿為”、“不敢為”和“不能為”等問題進行了制度上的思考。這一倫理未來有可能構成主導文化的必要因素。

　　（本文原發《文藝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