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政學說的形成，在于為天下秩序確立了一以貫之的法則，即無論皇權還是平民，必須要服從人之能群的基本法則，按照群體共處的基本法則確定政治行為、確立行政措施、約束個人行為。為了明確“道”與“義”的至上性，諸子提出“圣人配天”與“君子制義”的主張，從而將“道”的理解、“義”的闡釋掌握在士大夫群體手中，作為對君權、皇權進行干預的手段。從天下秩序來看，朝野關系是政權穩定、社會有序的基石。如果社會精英能夠按照合理有序的通道進入朝廷體制，且朝野能夠形成有效的對話與協調機制，天下秩序便能長時期地保持穩定。西漢所確立的“共定天下”之論，明確了君主、皇室與士大夫的合作關系，從而吸引了士大夫對朝廷的認同，維持了兩漢四百多年的政權穩定。

從國家建構的角度觀察，就會發現“文學”在周秦時是被作為一項技能，在秦漢成為一個職務，逐漸被納入到官吏體制中進行管理。而對“文學”的培養，體現了行政系統對文書撰制中經學內涵、義理表達、文辭技巧的重視；對“文學”的選拔，則表明國家尋求到了士人通過學習進入體制的通道，這不僅吸引了士人對文學的學習，而且成為士人入仕的常規途徑。其端在治，其用在學。從漢武帝開始到東漢末，“文學”作為官吏選拔的常科，為漢代經學傳承和漢代文學創作培養了大批人才。至漢魏之際，各郡縣普遍設立文學職務，群相切磋，宴飲唱和，為魏晉文學的繁榮做了人才上的儲備。

秦漢文學建構了中國文學的想象空間

秦漢文學格局的形成，得益于士人知識視域的拓展，于文學影響最大的，便是想象世界的形成。作為精神生活的方式，文學想象是建構文學空間的內在張力，兩漢在對神話系統的繼承中，形成了歷時性的時間維度；在對世界的表述中，形成了多維的空間維度。因為有了陌生化和熟悉化的建構，在被拓展了的時間和空間中，文學的時空既有虛構性，又有真實性，呈現出相對自由而自足的想象空間。在這一過程中，讖緯學說作為思想方式，參與了文學空間的整體建構，并以信仰形態、歷史意識和文化觀念充實著文學的時空，促成了中國文學想象形態的基本框架。

從歷史的視角觀察中國文學的發展，既非康莊大道，又非一以貫之，是由諸多外在客觀條件合力而成，其之所以如此，不是原本就已經設計好，而是不得不如此。兩漢是中國文人格調、文化情趣、審美意識、文學認知、文體形態的形成期，文學正是在外力的綜合作用下，被雕塑、被熔鑄成如此。在這其中，國家的建構理念、政治的作用方式及制度的運行模式，成為熔鑄文學形式的模范、雕塑文學形態的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