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應“回到中國”

　　張灝先生把1895—1925年間稱為中國政治思想的“轉型時代”，即西方的各種思想、概念開始搶灘中國思想市場，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式微。從張灝先生劃分的“轉型時代”算起，中國開始引進、發展社會科學就是一百年的事。這一百年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30年：西學1.0版，即從晚清到民國時期。這個時期除了個別概念，比如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初步學習者。這一時期的社會科學教授與其說是學問家，不如說是政治活動家，關注的多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因此，西學中的各種思想在中國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有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有英國式的多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西學”中包含著彼此沖突的思想和學說。

　　第二個30年：照搬蘇聯模式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主要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多是蘇聯專家培養出來的，研究領域也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學說，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對于這一時期的理論工作者而言，詮釋經典作家的經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識形態語言來做社會科學研究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個30年：西學2.0版，即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大多是“留學生”，要么在西方讀學位、進修，至少讀的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科學和政治思想的書，西方幾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譯到了中國。如果說第一時期的“西學”尚是一個多元的矛盾概念，這一時期的“西學”則主要是自由主義的一家之言。

　　可以說，沒有自己的概念、理論、方法所構成的“話語權”，構成了百年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特征。這也意味著思想的貧困，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在他國化百年之后，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應該到來了，“游離中國”的社會科學應該“回到中國”了！這也是我期許的中國社會科學下一個30年即第四個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

　　相對于張灝先生所說的“轉型時代”，中國思想的“新轉型時代”即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已經開啟。自主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無疑是溝口雄三所說的“作為方法的中國”，即以中國為中心的取向，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中國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國”。其實，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就提出：“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毛澤東的理論自信，來自其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踐；中國建設實踐的偉大成就，理應賦予我們新的發展時代的理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