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創造大大超出地球本身的承載能力，加之經濟理論也長期把生態資源定義為非稀缺、無價值產品，促使人類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度地向地球掠奪了大量的資源，造成了資源巨大的浪費與環境的嚴重污染，出現了當前全球范圍內的“生態危機”。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使得人類生存和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生態環境問題”也開始得到廣泛關注。通過生態文明建設，解決好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課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相當多的學者投入到探索解決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的研究中來。當然，生態文明是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也就是經濟生態觀的問題，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學派。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經濟人”假定基礎上，運用價格理論對生態環境問題進行了求解，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在新古典主義經濟生態觀的理論指導下，是很難形成科學的生態文明建設路徑的。而早其100多年的馬克思經濟生態觀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以及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并已經對生態環境問題給出了科學的回答。馬克思科學的經濟生態觀才是經濟生態觀的理論真諦，只有以其為指導，才能尋找到緩解生態危機、化解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的正確路徑。

新古典主義經濟生態觀的理論局限

對于日益凸顯的生態環境問題，20世紀60年代后興起的西方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具有一定影響的經濟生態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的發展是以邊際調節來實現的，均衡狀態是穩定的，價格理論是其核心，價格機制是一切調節的原動力，從而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機制；經濟發展完全可以通過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實現均衡發展。按照這一理論，新古典主義經濟生態觀提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對環境服務進行定價。因為生產過程中合理的環境要素服務定價和嚴格的環境保護策略，有助于促使生態環境保護內部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認為，由于資源的開采、加工的污染等破壞了環境要素，造成了生態環境的不可逆性損失，進而使得消費者的效用受到了影響，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就應該從生態環境服務的價格機制或者補償機制入手。因此，國家在制定環境保護策略時，就必須通過求解包含資源的效用函數，考慮不可再生資源的可耗竭性、環境損害的可累計性，并通過對污染控制、資源發展研究與投資、自然資源對環境影響的不確定性以及自然定律等問題的考察，選擇適宜國情的社會偏好貼現率，通過資源、環境的定價和補償機制，建立起生態環境要素適度內化模式；在保護自然環境的同時，還可以通過產業的集約化經營及科學技術的應用，使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實現良性互動。

上述新古典主義經濟生態觀是建立在嚴格的理論假設基礎之上的。而在現實過程中，其理論顯然是不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首先，以價格為核心的經濟生態觀是扭曲了的生態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強調的生態環境服務定價和通過價格機制實現生態環境的保護是行不通的。因為生態環境是典型的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如果單純地依靠市場機制的調節，必然會帶來“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悲劇。同時，對于如何定義不可再生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機會成本，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標準。正是由于缺乏統一的計算方法和衡量維度，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生態效率模型一直是“空中樓閣”，無法應用于實踐。其次，完美的市場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討論生態環境問題時，雖然其前提是生態環境的不可逆性、不可再生資源的可耗竭性，但其建立的模型卻是基于完美市場這一前提條件的，即信息是完全的。而在現實中，信息是不完全、不對稱的，不確定性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最顯著的特性。信息的不對稱性會帶來“道德風險”的普遍存在，因此，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設下的政策方針與解決途徑往往在現實中顯得軟弱無力。再次，建立在“經濟人”假定基礎上的經濟增長理論與可持續發展理念是相互矛盾的。由“經濟人”前提條件出發，在現代福利經濟學、特別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理性的當代人（經濟人）在其經濟活動中只會尋求個人（當代人）利益最大化，既不考慮同代人的社會利益，更忽視后代人的經濟與非經濟利益。可以說，新古典主義經濟生態觀帶來的是不可持續的發展觀。況且，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性是追求剩余價值和利潤，因此，其發展無疑是“反生態”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生態觀的科學性

面對新古典主義錯誤的經濟生態觀，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生態觀重新加以審視，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重新審視生產、分配、消費，重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和諧。正如馬克思所言，“勞動本身，不僅在目前的條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僅僅在于增加財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①

馬克思、恩格斯從社會制度批判入手，著力構建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以及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理論，先于西方新古典主義生態經濟學100多年就已經為人類的發展敲響了警鐘。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對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進行過專門系統地論述，但是他們的生態經濟思想廣泛存在于各個時期的論著中。《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自然辯證法》等著作中，都有關于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問題等方面的論述。綜合這些著作中的論述，可以總結出馬克思經濟生態觀的基本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觀。人類社會的發展首先要處理的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就明確指出，人類“經常依靠自然的幫助。因此，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惟一源泉”②。恩格斯也有相同的論述，即“人本身是自然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因此，人類和人類社會都是歸根到底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沒有自然界就沒有人自身”。③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整個自然界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人、自然與社會都處在這一循環過程中。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與自然應當是和諧相處的，攜手并進的。由于人類的經濟活動對自然系統有巨大的作用，并且制約著人與自然的關系，所以，人類應當克服“自然服從于人的需要”的觀點，避免人與自然關系的破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有著這樣的論述，“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因為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⑤“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一樣，絕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們連同我們的血肉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間；我們對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⑥因此，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財富的創造不能違背自然規律。生態環境有其自身的承載力，如果人類不尊重自然規律，片面地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而忽視了對自然的尊重，過度地向地球掠奪資源，且不惜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那么人類必將遭受自然的懲罰。隨著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人類對于“資本”的崇拜帶來了自然的災難。資本主義國家在大規模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壞。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動機、榨取更多剩余價值的欲望淹沒了人類保護環境的呼聲。馬克思、恩格斯敏銳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自然帶來的災難，并明確地呼吁：“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⑦他們從多個方面論述了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追求經濟增長而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并進而預言，如果人類社會依然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行下去，那么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將會耗竭。

第二，強調通過科學技術的運用建立循環經濟體系。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是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他們敏銳地觀察到了科學技術對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道：“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⑧但是，馬克思、恩格斯亦反對科學技術的濫用，他們強調廢物的再利用，即現在所提倡的循環經濟體系。馬克思認為，“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⑨因此，“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⑩他們認為，如果要克服資源被耗盡、環境被毀掉的危險，需要人類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即人類應當“合理地調節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11進而實現的途徑應當是，“把這種通過生產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節約和由于廢料的減少而造成的節約區別開來，后一種節約是把生產排泄物減少到最低限度和一切進入生產中去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12 也就是說，要注意生產中的“最低限度”與“最高限度”，其中，“最低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消減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排放，而“最高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過程中的資源利用效率。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就是指通過技術與制度的發展，擺脫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從今天的意義上來講，就是要避免浪費、集約化生產，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第三，提倡生態化的消費模式。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直接提出生態消費的概念，也未能對消費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并形成理論體系，但他們的消費思想散落在各部著作之中，是其經濟理論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馬克思所敘述的，“在進一步闡述資本時，必須更詳細地考察消費和生產的關系”。13 馬克思、恩格斯注重自然生態環境與消費的關系。因為人類最基本的物質消費資料是由自然提供的，“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14 人與自然必須“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中”，否則人類將不復存在。馬克思認為消費應該是反映人的本質豐富性、全面性的消費，然而，當人的需要范圍超出了自然的界限時，“自然界就會失去了自己的純粹的有用性，因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16 從而會導致人對自然的掠奪與剝削。消費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與活動，先于生產而存在，人與自然界持續不斷的物質變換是人類社會延續最基本的前提。當消費變成純粹地占有資本時，人們就會陷于奢侈消費中無法自拔。資本將變成“凌駕于自己之上的完全異己的力量的財富”17，從而使得消費“異化”了。消費領域的異化和裂縫向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蔓延，全面地滲透于人類生活，這種對資本的無限占有欲望，使得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愈發激烈且變得不可調和，最終導致了生態危機。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提倡生態化的消費模式，是要求人類的消費需求應當建立在對生態環境給予保護的前提下，將生態環境平衡、人類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最終目標的生態文明消費模式。

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生態觀要求，經濟社會的發展不能破壞人與自然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整體生態平衡，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是與自然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系統穩定有序為著眼點，不能破壞生態環境的“新陳代謝”能力。只有把人與社會都融合于生態自然，形成一個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的整體，才能實現真正的生態和諧，即“所有社會經濟體制都嵌入到了自然環境之中，并依賴于它，相應地，人們不得不考慮社會經濟體制和生態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考慮污染和生態退化等類似的效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