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觀

謝文說：“鄧曉芒教授常常喜歡用‘自由意志’來泛指西方的倫理觀，這是不準確的。因為，從康德開始，才真正地把自由意志作為道德的根據。而英國經驗主義的傳統就認為，人沒有自由意志，人和其他存在一樣是受制于決定論的。”顯然，“不準確的”恰好是謝博士。因為，第一，我從來沒有用“自由意志”來“泛指西方的倫理觀”。我之所以強調自由意志，首先是因為這是西方倫理觀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不搞清這個概念就無法進入西方倫理學；其次是因為這恰好是中國傳統倫理學中盡量回避的話題，或盲點。第二，把自由意志作為道德的根據雖然是康德第一個明確提出來的，但也并非在以前沒有蛛絲馬跡。在康德以前，自由意志的存在和如何解釋就一直是西方道德哲學的一個焦點問題了。謝文所謂“英國經驗主義的傳統就認為，人沒有自由意志”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要翻開英國經驗主義的代表洛克的《人類理解論》就可以讀到：“一個人如果有一種能力，可以按照自己心里的選擇和指導，來思想或不思想，來運動或不運動，則他可以說是自由的。”“因此，離了思想、離了意欲、離了意志，就無所謂自由。不過就有了思想、有了意欲、有了意志，亦不必有自由。”“自由要前設理解和意志”，“什么是自由——在人心底思想方面，同在身體底運動方面一樣。我們如果有能力，來按照自己心理的選擇，把任何一種思想提起來，或放下去，則我們便有自由。”⑧ 其實，從斯多葛派到整個中世紀，自由意志都被視為人類承擔道德責任的根據，沒有自由意志就沒有了道德主體。即使那些在“原罪說”中否定自由意志的人，也不否定最初喪失自由意志還是出于人的自由，而不能把罪責推到上帝身上去。對此，我在《靈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中有系統的追溯，不再贅述。

至于謝文附和英美分析哲學家對康德道德律的“邏輯跳躍”的指責，其實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依邏輯實證主義，一切道德、審美、信仰在語言上都是非法的，只有不說。這種流行于20世紀上半葉英語世界的過強的看法在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 1908－2000）以后已經大大放松了，它尤其不適合于理解像康德、黑格爾這樣的思辨哲學家。但謝博士以為，一旦不能用形式邏輯來規范，就只有訴之于道德上的某種“洞察力”甚至“感悟力”，卻正說明他對非英語世界的哲學是多么的陌生。就康德而言，他的道德律由“定言命令”來表達，雖然不屬于命題邏輯，但可歸于規范邏輯（道義邏輯），仍然適用于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不過，單純依照形式邏輯從字面上是難以真正理解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的，他的“先驗邏輯”是一種涉及內容的邏輯，這一點是英語世界的學者至今尚未搞清楚的，所以他們只能把康德描述為一個邏輯上低能的失敗者。但由此而把康德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非理性非邏輯的“感悟力”掛起鉤來（如牟宗三所嘗試的），則更是一種錯上加錯的誤解。例如，謝文說：

自由意志為什么一定會選擇善呢？康德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人的自由只是一種假設，所以人按照道德律做出的行動也只是一種可能。……儒家卻很容易回答：因為人性本善，天理在上，良知在心。換句話說，儒家有道德的“形而上學的信心”。這段話表明，謝博士完全不懂康德。康德從來沒有說過自由意志“一定會”選擇善，他只說過：“理性也給出了一些規律，它們是一些命令，亦即客觀的自由規律，它們告訴我們什么是應該發生的，哪怕它永遠也不會發生，并且它們在這點上與只涉及發生的事的自然律區別開來，因此也被稱之為實踐的規律。”⑨ 康德也沒有籠統地說“人的自由只是一種假設”，先驗自由的理念當然是一種假設，但實踐的自由卻是一個“事實”，“它的實在性……是可以通過純粹理性的實踐法則、并按照這一法則在現實的行動中、因而在經驗中加以闡明的”。⑩ 康德由純粹實踐理性所推出的這種“形而上學的信心”，與儒家那種毫無道理的盲目“信心”相比，是艱難探索的結果。后者則正由于盲目和不加反思，所以的確“很容易回答”，只要說一句“至于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就行了。

謝文的“雷人”語錄還有一些。例如，“英美分析哲學家之所以拒絕和反對康德倫理學說，是因為他們代表著人性本惡的那一類人”，“對于人性本惡的人來說，最合適的倫理學說就是‘德性倫理學’。……實際上，德性倫理學根本無法涉及道德的形而上學……因為道德的形而上學是‘以善為本’的，所以他無法為‘以惡為本’的倫理學說奠定基礎”。謝文所謂“代表著人性本惡的那一類人”是否可以簡稱為“惡人”？謝博士的意思似乎是，“以惡為本的倫理學”是用來對付西方那樣的惡人的，只有如中國人這樣的“善人”才有資格享受“以善為本的道德形而上學”——這似乎不太像一個學者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