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危機原因的不同認識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展，原本否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可能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這時不得不面對現實，回過頭來討論危機的原因。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當前危機原因在于政府監管，在于國家干預經濟。由此，他們堅持反對政府監管、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立場。

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泰勒說：“是政府的行為和干預，而不是任何私有經濟固有的缺陷和不穩定性造成、延長并加劇了經濟危機。”[10]

美國加圖研究所執行副所長大衛·鮑茲說：“這是一次由政府監管、政府補貼和政府干預引起的危機……我們陷入這場危機正是因為背離了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原則。”[11]

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看法，既然政府監管是釀成危機的原因，因此，要建立更好的經濟體系，就需要“政府退出”。[12]

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危機原因在于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的觀點完全相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危機的原因正是在于解除或放松監管，正是在于沒有發揮國家干預的作用。當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已經吹起時，政府沒有及時刺破泡沫，而是等著泡沫破裂了以后著手收拾殘局；正是政府推行的這種對金融部門解除或放松監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克魯格曼認為，此次危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對傳統銀行解除或放松監管，另一方面在于作為“非銀行”運營的金融機構即“影子銀行系統”逃避監管，沒有被金融風險防范網覆蓋。他指出，美國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危機和本世紀初出現的房地產泡沫，本應被看做是更大危機的可怕前兆，[13]但當時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小布什政府反對監管的政策，都認為市場總是正確的，監管則是壞事，因此，政府不但沒有擴大監管和金融風險防范網，反而為“金融創新”和“自由市場奇跡”大唱贊歌。[14]

斯蒂格利茨也認為，危機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除或放松監管。他指出，當出現泡沫的可能性增加時，美聯儲本可以采取減少最大貸款余額比率、降低最大房屋抵押貸款與收入比率等措施來加強監管。如果美聯儲認為沒有合意的工具，本可以向國會提出要求，但是它卻選擇了不作為。斯蒂格利茨說：“自保羅·沃爾克被解雇后，我們的國家就開始承受由不相信監管的人來監管的后果了。”“格林斯潘之所以被里根選中，就是因為他反對監管。”[15]“我們現有的監管和監管機構失敗了——部分是因為當監管者自己都不相信監管時，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監管。”[16]

斯蒂格利茨還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進而分析了金融系統本身的問題，認為信息和激勵問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起了重要作用。給予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股票期權，激勵他們提供誤導性的信息——在資產負債表中只記收入而不記負債，因為用這種辦法比通過真正提高企業利潤從而提高股票市值來增加個人收入要容易得多。還有，高管們所持股份升值時個人獲利，貶值時個人不受損失，這就激勵他們過度冒險。斯蒂格利茨還指出，證券化造成了新的信息不對稱。近年來企業越來越多地靠市場（包括證券市場）而不是靠銀行來提供貸款。證券發行者因為不承擔違約的后果，所以不像銀行那樣有確保其貸款對象有能力還款的動機。并且，次貸證券經打包賣給許多利益和信念不同的持有人，這使得出現問題以后的重新協商談判變得尤為困難。評級機構和會計機構由于收入大部分來自于接受它們服務的公司，因此有取悅這些公司的動機，把這些公司評為更高級別并夸大其利潤。[17]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茨分析了當時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不采取行動的新自由主義邏輯：“（格林斯潘）不愿采取行動可能是因為他贊同自由市場在金融體系所起的作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理論很好地解釋了格林斯潘為什么不采取行動，因為在新自由主義模式制約下，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引發房地產泡沫可能是促進21世紀初產量和利潤增長的唯一可行的辦法。”[18]

大衛·科茨從多方面研究并揭示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他指出，美國政府采取的解除或放松管制、私有化、放棄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大幅削減社會福利、與大型企業聯合打擊工會、為企業和富人減稅等新自由主義政策削弱了工人的議價能力，壓低了工人的工資，加劇了稅后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利潤相對于工資迅速增加，上層家庭收入不斷積累，超過了現有的生產性投資機會，為資產泡沫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實際工資的減少限制了他們的消費能力，這就必須靠舉債消費來解決需求不足，維持經濟增長。科茨的這些分析在廣度和深度上明顯地超越了西方經濟學家。[18]

西方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中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貧富差距拉大是釀成危機的原因。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羅伯特·韋德認為，正是由于20世紀70年代起放棄了凱恩斯主義的政府調節政策，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采取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財富流向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的富人，而普通民眾收入低、消費少，因此總需求不足，使得信貸、負債特別是投機性投資成為了刺激總需求的關鍵。他指出，這種機制是脆弱的，作用是有限的。[19]

在美國，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提出，全球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原因。他們斷言，新興市場國家為了防范風險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這迫使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維持低利率政策，創造出復雜且有風險的信貸工具。他們還有人指責其他國家特別是指責中國操縱匯率。這些說法顯然是為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開脫罪責，把危機的責任推到別國頭上，認為經濟危機是其他國家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有少數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竟然也附和新自由主義者的這一說法。

但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頗有根據地指出：全球失衡固然不可持續，可能對未來的全球穩定造成威脅，但并不是當前危機的原因。沒有全球失衡，美國的問題也依然存在。如果銀行能夠很好地估計風險并謹慎借貸，或者監管者有效地防范金融部門的瘋狂行為，低利率——無論是美聯儲的行為還是全球儲蓄過剩的結果——都不一定導致泡沫，即使導致泡沫也不會有這么壞的影響。[20]斯蒂格利茨在2009年12月10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還表示，美國應當主要從自身來找原因，包括不應該再寅吃卯糧，而不應該強調全球失衡問題，把責任訴諸世界其他國家。[2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新凱恩斯主義者奧利維爾·布蘭查德也認為，現在不是討論中國的匯率問題的時候，因為這不是現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我們考慮。他說：“人民幣升值本身并不能解決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的經濟問題，即便人民幣和其他主要亞洲貨幣升值20％，最多也只能幫助美國出口實現相當于GDP的1％的增長。”[21]

有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將危機原因歸咎于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時，還具體地將危機原因歸咎于美國《社區再投資法》，指責該法規定向信用等級低的窮人和少數民族裔貸款的政策，認為房地產市場崩潰正是政府向貸款機構施壓、要求它們貸款給窮人的結果。這種說法一方面是指責政府干預，另一方面是將危機的責任推到窮人身上。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這種說法受到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以及熟悉實際情況的經濟界人士的尖銳批評。

斯蒂格利茨針對這種說法指出，《社區再投資法》涉及的貸款范圍很小，違約率也很低，根本不足以解釋如此大范圍的金融危機。[20]

高盛集團前投資銀行家約翰·R·塔伯特也針對這種說法指出，這種說法與實際情況不符。《社區再投資法》是1977年通過的，但是直到1997年，居民房產也沒有迅速增長。房地產泡沫波及到美國以外的其他許多國家，而這些國家并沒有《社區再投資法》。在這次危機中，美國高收入階層貸款購買第二套房、度假用房和奢華高檔住宅的貸款案例違約率要比窮人的貸款案例違約率高，許多窮人和中產階級并沒有過度借貸，卻受到了沖擊。[22](P76)根據美國房地產分析公司的數據分析，進入2010年下半年，購買豪華住宅、貸款超過100萬美元的業主停止支付貸款的比例大約占1/7，而那些貸款總額在百萬美元以下、購入普通住房的家庭反倒更能按時還款，出現不良貸款的比例只有1/12。[23]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研究戰略性拖欠問題的專家布倫特·懷特教授揭露說，富人更缺乏道德感，“他們很容易隨意地放棄償還貸款，把房產當做一樁失敗的生意，隨意處理掉，他們不怎么害怕政府和銀行的恐嚇，也不大覺得羞恥。他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怎樣才能最大化。”[23]

斯蒂格利茨、塔伯特、懷特等上述這些有理有據的批評，使那些將危機原因歸咎于《社區再投資法》的新自由主義者無以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