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特色世界歷史理論體系初探

19世紀中期，近代中國世界史研究從其萌生起，就存在著脫離中國傳統史學的傾向。這在當時固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借助西方史學的理論和方法，批判中國傳統史學中的糟粕，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歷史觀念，但是，如果走向極端，則會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史學，包括中國傳統史學的積極內容。這樣，一方面不能主動地汲取中國傳統史學的有益內容來豐富、完善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從中國史學的傳統和實際出發，科學地認識和分析西方史學理論中的精華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將自己的研究納入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框架之中，出現了對外國史學理論誤用、濫用的傾向。這種狀況來源于某些研究者歷史思維、歷史認識中的一個誤區：似乎中國傳統史學對于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沒有任何價值，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系，要進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國史學的理論與方法，這從根本上否定了建立中國世界史研究理論體系的必要性，放棄了自己的話語權。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世界歷史研究，有無自己的理論體系，往往成為衡量這個國家世界歷史研究學術水平的標志。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理論體系雖在改革開放后逐漸形成，實際上卻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發展的結果。1990年，吳于廑撰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導言“世界歷史”，集中體現了他的“世界史宏觀體系理論”。這是我國世界史研究中有豐富的全球史觀思想的新的世界史體系。1982年，他在論及“世界史宏觀體系理論”時寫道：“提出問題和考慮研究問題的方法，只不過是一項工作的開始……從事世界史這門學科的，如果不充分運用專門研究的成果，不從全局作比較綜合研究，就難以適應我們所處時代對世界史這門學科的要求，說明不了歷史怎樣成為世界的歷史，為了在這門學科中作一點新的嘗試，改變一點在我國這門學科中行之已久的舊格局，在今后一段有限的歲月之內，與有志于此的同志們協作，研究上面說到的課題，我想是值得的。很有可能，這個嘗試會一時取不到成果。但我相信，世之所需，挫而不敗，后繼的力量將會應時而起。”（《吳于廑文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57—458頁。）

斯賓格勒、湯因比、G．巴勒克拉夫和L．S．斯塔夫里阿諾斯在自己的著述中，對“歐美中心論”有不同程度的批判，盡管有些批判是不自覺的，并不徹底。吳于廑對這些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時指出西方史學的缺陷并沒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吳于廑強調：世界歷史這一學科的主要內容，是“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系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闡述。世界歷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以世界全局的觀點，綜合考察各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歷史，運用相關學科如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成果，研究和闡明人類歷史的演變，揭示演變的規律和趨向”。（《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第1頁。）他認為，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經歷了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漫長的過程。縱向發展，“是指人類物質生產史上不同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會形態的更迭”。而橫向發展，“是指歷史由各地區間的相互閉塞到逐步開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聯系密切，終于發展成為整體的世界歷史這一客觀過程而言的”。歷史正是在不斷的縱向、橫向發展中，“已經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世界歷史”，因此，“研究世界歷史就必須以世界為一全局，考察它怎樣由相互閉塞發展為密切聯系，由分散演變為整體的全部歷程，這個全部歷程就是世界歷史”。（吳于廑：《世界歷史》，載《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第l、5、15頁。）

吳于廑指出，15、16世紀是人類歷史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此時開始了農本經濟向商品經濟、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人類社會從分散、孤立、閉塞的原始狀況向整體發展。為了更深入地探討這兩個世紀所發生的歷史，吳于廑主編了《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從整體角度探討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宗教改革、東西方農本經濟的特點、發展狀況、國家政策、航海貿易等當時國內很少有人涉足的領域。早在1985年，吳于廑即指出：“十五、十六世紀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時期，亞歐大陸農耕世界東西兩端封建國家的農本經濟，在這兩個世紀中都在發生著明顯的變化。耕織結合之趨于分解，生產之轉向商品化，經營、生產組織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種改變，以及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系等等，都按各自的歷史條件，多少不等地顯示出舊制度統治力的松弛，顯示出更新的轉折或轉折的動向。與這些變化相伴隨，在變化較劇烈，較深刻的亞歐大陸西端，航海活動開始越出了沿海和內海的局限，飛躍為跨越大洋的、連接世界新舊大陸的遠航。由此，基于農本經濟的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互相閉塞的狀態，開始出現了有決定意義的突破。分散隔絕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吳于廑主編：《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頁。）

齊世榮在論及新時期世界歷史學科建設時曾指出，1978年以來中國學者對世界史體系的深入探討，以吳于廑先生的成就“最為突出”（齊世榮：《我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歷史及前景》，《歷史研究》1994年第l期。）。吳于廑的世界歷史理論，是其常年研究的結晶，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來，對中國世界史學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是對中國世界史學界關于世界史體系的探討，有極大的推動和深化作用。這一理論已為大多數中國世界史學者所接受，它不僅在一些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表現出來，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者對其進一步闡發，促成一些有影響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問世。例如李植柵教授主編的《宏觀世界史》和《整體世界歷史初探》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世界史學科理論建設在強調“世界眼光”的同時，也將建立當代中國世界史研究理論體系和話語系統的問題提上日程。這不僅在學術上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世界歷史學科的健康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西方一些學者鼓吹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將隨之而來，預言未來將實現“全球文化的同質化”，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單一的西方文化將取代世界多樣性的文化。針對西方理論家所謂“文化全球化”的理論，如何建立當代中國世界史研究理論體系和話語系統，已成為急待解決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