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理性發展。有什么樣的理性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觀；不同的發展觀自然又會帶來不同的發展結果。要順利推進社會發展，有必要對理性問題加以重新審視并在此基礎上建構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現代理性。

一

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許多危機和災難。社會發展各種扭曲現象的出現或社會的非正常發展，固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理性，但確實與理性的迷失和誤用直接相關。出現非理性發展的問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這一問題缺乏高度的警覺。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總會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要求純而又純的理性發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問題是，目前發展中出現的非理性問題并不僅僅是自發的，而是在逐漸受到某種理論上的支持并加以推波助瀾，這樣下去就是相當危險的。特別是伴隨后現代主義的興起，理性的迷霧和困惑不斷加劇。如何看待理性？如何看待理性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這是發展研究中必須明確的問題，也是發展過程中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為此，應當對理性作出認真的反思，從而達到對理性的合理把握。

實際上，值得真正反省的與其說是理性，倒不如說是形而上學的理性觀。理性的內涵本來是豐富的、全面的，但在其后來的發展中，由于被不適當地理解和運用，逐漸偏離了原有的軌道，走向了片面化的發展，以致形成今天被扭曲了的形象。

遠不說古代社會的理性，就以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理性而言，其內容和精神是非常豐富而全面的。理性不僅是用理智的方式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而且是通過啟蒙尋求和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推動力量，理性的工具功能和價值理念功能是內在地結合在一起的。弘揚理性，就意味著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然而，自啟蒙運動之后，理性的發展逐漸發生了蛻變。科學理性在其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理性的權威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理性成了新的上帝。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做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從今以后，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恒的真理，為永恒的正義，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1］355－這樣一來，理性的弘揚逐漸變成了對理性的迷信任何問題都應由理性來識別和解決，任何社會現象都應由理性來評判，任何理想性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都應由理性來建構。哲學的任務就是去發現那些最普遍的、絕對可靠的、自明的理性觀念和原則，只要在這方面取得成功，就可以用來建構出關于整個世界的圖景，推演出全部知識的體系。尤為突出的是，理性日益膨脹為工具理性。科學理性在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上的巨大成功，使人們習慣于將其僅僅視為一種純粹工具性的東西。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日益分離，并且遮蔽了價值理性。理性只被當做工具性的能力，其理想性質和價值觀念被置之度外。結果是，失去了價值理念約束的工具理性，往往因其缺乏正確的引導而給社會發展帶來嚴重的扭曲。當代社會各種異化現象的出現，確實與理性的這種片面發展密切相關。

這種片面的理性主義理所當然受到眾多思想家的批判。早在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就率先發起了對理性的批判，指出科學理性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了人類墮落。之后，生命哲學家尼采尖銳地指出，作為現代性的理性主義具有反生命的特質，其根源就在于理性主義本身就有敵視生命的本性。存在主義者海德格爾強烈地批判技術時代人的生存困境，以此捍衛存在的家園。與此同時，弗洛伊德主義突出研究人的性格結構和心理機制，用以揭示現代理性和現代文明的壓抑性特征；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則將現代性的危機主要歸結為理性主義即啟蒙精神的自我摧毀；后現代主義則對理性主義展開了更為深刻的文化和哲學批判，如利奧塔、福柯、德里達、羅蒂、霍伊等，他們以解構、顛覆理性主義為中心，認為理性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殘酷暴君，理性以其普遍性和自我中心消除任何“異己”和“他者”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這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便是集權性和專制性。

雖然眾多的批判理論將現代社會各種“現代病”的根源歸咎于理性本身是錯誤的，但也確實反映了一個事實：理性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確由全面走向片面、由統一走向分裂。完整的理性被肢解，必然導致抽象的、片面的理性。用這樣的理性來思考問題與指導行動，必然形成片面化的、畸形化的后果。因此，要使社會能夠得到健康的發展，必須重塑理性，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復其完整的狀態，使抽象的理性主義回到真正的理性主義上來。當然，這不是簡單地恢復原有的理性主義，而是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充分吸取當代先進文化價值觀念，認真把握時代精神，重新建構一種適應時代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要求的新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