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民主精神的發展

　　新中國的建立，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當家作主”的機會。

　　民主是一種政體形式，也是一種文化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揚先賢追求民主的精神，但認為只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真正民主。在領導革命和建設中，黨創造了體現民主精神的民主集中制、“三三制”政權、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一套聯系群眾、開展自我批評的工作方法和作風。在新中國，黨繼續貫徹這些思想、作風和方法，努力使之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理解的民主和經歷近現代歷史特別是五四民主科學啟蒙的曾經接受并宣傳民主的知識分子有所區別。在后者的理解中，民主的精神不僅體現人們生存權利的平等，大眾當家作主的感受，不僅是一種允許人講話的“黨內生活”方式、作風和方法，更體現于思想、言論自由和個性對真理的獨立追求與持守。由于缺乏對此種區別的自省，使毛澤東劉少奇倡導黨內民主的要求無法成為現實。而黨內斗爭的繼續和對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認識發展進一步，終于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起點和動力，促進了執政黨、知識分子和整個社會的思想活躍，有力推動了民主精神發展。表現在三方面：一是黨中央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思想；二是黨和政府推進了民主改革；三是思想理論界對社會主義民主及相關問題展開了較為深入的探索。

　　第二十四章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國家，是難以發展進步的；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政黨，是難以興旺發達的。”這從民族、國家和政黨三個方面說明了艱苦奮斗的重要性。中共正是立足于自身，從三大方面弘揚民族精神，維護民族尊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國初期，在帝國主義封鎖的極困難條件下，我黨領導中國人民不僅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而且引導國人掃除恐美思想，抗美援朝，有力地捍衛了民族尊嚴。

　　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我黨頂住了蘇聯背信棄義所造成的巨大壓力，正是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創造出國家發展的奇跡。鄧小平指出，“中國的經驗第一條就是自力更生為主”，“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國三十二年多的時間里大體有二十幾年，我們完全或基本上處于沒有外援的狀況，主要靠自力更生。沒有外援也有好處，迫使我們奮發努力。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我們在這個期間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發射了人造衛星等等。”

　　如果說上述的特點是基于沒有外援即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對自力更生精神的執著，那么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黨始終堅持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可以看成是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優良傳統發展到了新階段。

　　綜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我黨引導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基本點有三：（一）探索并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解決中華民族的奮斗方向和道路問題；（二）堅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三）“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強國之路。

　　第二十五章 開拓創新、走向世界

　　黨的目標是要在中國實現人類的崇高理想共產主義。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需要不斷探索、開拓，這決定了創新對于這個政黨的重要性。翻檢中國共產黨的文獻，“革命”、“進步”、“改革”、“創新”，一直是最為活躍、崇高、神圣的名詞。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時代哪一個政治組織或社會組織，像中國共產黨一樣具有這樣積極的主動的鮮明的創新意識。

　　這種積極主動鮮明的創新意識首先集中體現在黨的幾代領導者的身上及其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從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提出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并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展開初步探索，鄧小平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創造一套引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新理論，到江澤民、胡錦濤相繼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黨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洋溢著活躍的創新精神，這正是新中國民族創新精神的集中表現和強大動力。它指導新中國人民為追求富強進步，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開拓創新道路上不斷前進。

　　60年的實踐證明創新是中華民族進步的靈魂，而中國共產黨對創新認識的提高和創新理論體系的形成，則升華了當代中華民族的創新理性，成為當代創新精神的內核和強大動力，將引導和推動中國繼續迅速發展前進。

　　如果說歐洲工業革命使西方國家進入現代社會并開啟了世界化、全球化的時代，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列強以軍事侵略方式強行進入中國，造成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扭曲，那么，經過1978年以來30年的改革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以全新的姿態進入當今世界。和平崛起的中國在當今世界上聲音日益響亮，中國人民在各個方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交往日益密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也愈來愈融入世界現代文明。當然，中國的開放還應繼續擴大，中國人的觀念還應當進一步解放，中國需要在更大的范圍內參與世界事務，中國應當與各國一道，為克服人類共同面臨的環境、和平、發展等問題合作進取，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

　　第二十六章 中華民族的情懷：團結、統一、和諧

　　團結統一，共同發展，建設和諧社會，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民族情節。中國共產黨本著同呼吸、共命運的相互離不開的思想，努力維護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大團結，確立了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從海峽兩岸同根同源的血脈關系出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捍衛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從中華民族特有的“合”與“和”的關系出發，吸收傳統文化的精華，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廈。這一切的中心，是從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社會和諧三個方面著手，建設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

　　經過多年努力，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并將繼續加強和鞏固。這集中表現有四：（一）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二）民族區域自治：各民族當家作主（三）“加快現代化建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四）各民族血肉相連：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

　　中共對臺政策具有“一貫性和連續性”。 “50多年來，雖然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兩岸同胞血濃于水的民族感情沒有改變。”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求統一，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心愿。因此，“結束祖國大陸同臺灣分離的局面，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使命。”為此，中共“在促進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的問題上，有最大的誠意，也有最大的包容性”，堅決反對“臺獨”勢力及其活動，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

　　“和合故能諧”。中共中央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歸納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個定義既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了豐厚的營養。做到了“天合”、“地合”、“人合”和“心合”，就能“止于至善”。

　　《國民中華民族精神認同現狀調查》內容簡介

　　本次調查采用社會調查通常使用的調查問卷與訪談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問卷共設計三種，分別為針對城鎮居民、大學生和中學生的調查問卷。

　　問卷的發放兼顧了不同地區，涉及北京、重慶、河北、山東、山西、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湖南、江西、福建、新疆等十二個省市自治區。其中有南方省份也有北方省份，有漢族占大多數的省份，也有少數民族聚集區域。問卷的發放對象兼顧了男女、政治面貌、年齡、職業等不同因素，做到了比例基本均衡，或者符合國情。

　　由于經費的限制，問卷的發放數量并不是很多，一共4500份。共收回4077份，回收率為90.6％，符合社會學社會調查問卷回收率的要求。在發放問卷的同時進行了訪談，采用組群訪談和個別訪談的形式進行。訪談的樣式分別采用結構性訪談和非結構性訪談，或者二者結合的方式進行，共訪談112人。

　　問卷回收之后進行了建構數據庫的工作，由于問卷內容并非完全一致，采取了對三種問卷分別建庫的方式，均使用社會學統計軟件SPSS13.0建庫，對數據進行整體頻數分析和聚類分析。

　　調查負責人李志英自2003年以來多次主持過關于大學生情況的調查，并指導學生進行了關于城鎮居民信仰的相關調查，這些數據對于完成本次調研具有參考意義，在論證過程中充分重視了相關數據和調查所得。學術界和社會各類調查機構也發布過多種有關數據，調研報告撰寫過程中也廣泛利用社會各界的調研成果，從而使調查報告基礎更雄厚，結論更具有可信性。

　　從分析結果看，通過對調查數據的整理分析，并結合訪談情況進行研究，我們認為我國國民對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表現了比較強烈的認同感，特別是對于愛國主義精神表現了相當強烈的民族歸屬情感和自豪感，這與民族文化自信以及國家在最近三十年來的高速發展、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關系。對于傳統文化、民族傳統所蘊含的優秀民族精神例如國家集體利益至上、和諧友善、尊老愛幼、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先義后利、助人為樂等方面，國民均表現了比較強烈的認同感，并且能夠落實在行為上。

　　如果區分不同人群的話，中老年人對民族精神的認同度更高，行為恪守上也更加自覺。青年人相比比較薄弱，需要進一步培育。但是，青年人包括大學生對民族精神在當代的繼承和弘揚，特別是民族精神的與時俱進方面有更多的貢獻。

　　從問題的角度看，干部群體、白領和企業管理人員階層顯示了比較多的消極成分，例如在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義利關系等方面，這些群體的認識水平和行動檢驗方面都低于平均水平。大學生中的畢業班、來自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和干部家庭的學生，以及外語、哲學社會科學等專業的學生群體表現了比較多的消極性。例如在“您為您是一個中國人而備感自豪嗎？”、“如果給你一個再選擇國籍的機會，你會怎樣”等問題上他們均表現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傾向。

　　《歷史視野下的中華民族精神》既是屬于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術著作，有助于豐富與深化學術界的既有研究；同時，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它與《當代中國國民中華民族精神認同現狀調查》相互補充，更有益于人們，尤其是相關領導部門，在更好地理解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歷史發展及其現狀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弘揚與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自覺與決算。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