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四龍，系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1979年，張允和（前排右1）、周銓庵（前排右2）、樓宇烈（后排中）等北京昆曲研習社社員在俞平伯（前排左1）家中聚會。

2025年11月，樓宇烈（前排中）和弟子在一起，后排著西裝者為本文作者李四龍。

樓宇烈（中）和學者方立天（左）、牟鐘鑒在一起。

《樓宇烈文集》

中華書局

樓宇烈，1934年生于杭州。哲學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60年畢業后留校任教。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曾任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等。著有《王弼集校釋》《中國的品格》《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荀子新注》等，今年結集出版八卷九冊《樓宇烈文集》。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樓宇烈先生以其六十五年在北京大學教書育人的經歷，形象地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魅力。從青春年少到耄耋暮年，他堅守三尺講臺，始終在講授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感動我們的，并不僅是樓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的精辟論述，還有他對傳統文化的真摯情懷和身體力行。樓先生是一位哲學教授，更是一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真誠的守護者、倡導者和實踐者。

治學：質樸而通透

1993年我到北大哲學系跟隨樓先生讀研究生，自此以來三十余年，對老師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說話通透。上學的時候，每到期末我們就問老師作業要寫多長，樓先生總是說“不要超過五千字”，隨后補一句“《老子》才不過五千言”。那時候的北大，文史哲各個系的老先生都會給自己的研究生交代一句話，“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樓先生在課上反復強調，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管是儒家還是道家、佛教，乃至諸子百家、三教九流，務必要有“綜合的整體研究”。他說，“我們要從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整體性地體會其深層的、內在的共同特性”，也就是“融會貫通，整體把握”。

樓先生在教學生涯中，一直在探索中國文化的整體特質，努力貫通儒釋道三教的思想傳統，并從學術研究、日常生活和藝術實踐三方面體驗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整體特點。

樓先生在學術界的形象，首先是深耕文獻，對經典文本進行逐字逐句的版本校勘，綜合歷代注釋。他完成的《王弼集校釋》，已經成為現代學術經典，是王弼研究最權威的文本，也是魏晉玄學或新道家思想研究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王弼是我國歷史上曹魏時期英年早逝的重要哲學家，他提出的“以無為本”“舉本統末”“得意名言”等思想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乃至影響到中國人對印度佛教思想的辨析和抉擇。經過樓先生的努力，這位古代哲學家的著作得以系統地呈現在今人面前，并以歷史上早已佚失的《王弼集》命名。中華書局1980年8月出版的《王弼集校釋》，樓先生是1978年10月交稿的，好多人很驚訝他怎么能在“文革”結束后這么短時間就寫出如此高質量的著作。他在該書前言里說，該書初稿完成于1964年。他跟我說，自己在北大哲學系讀本科時就對王弼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已經著手收集王弼著作的各種版本和相關研究。樓先生是1955年考入北大哲學系的，成為北大全面實行五年制本科的第一屆學生。而且，當時全國只有一個哲學系，就在北大。這是樓先生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教育制度大變革。高考時，這位生在杭州、長在上海的青年人，對文科、理科都很喜歡，一直想找一個能夠文理兼學、文理兼顧的專業。所以他就想考哲學系，學哲學是他的第一選擇。本科就這樣讀了五年，1960年畢業，帶著對玄學和古代中國哲學的濃厚興趣和扎實基礎，他留在北大哲學系工作。此后到1980年《王弼集校釋》最終出版的二十年間，雖說書稿“置于箱篋十余年，未暇顧及”，但樓先生對該書的資料整理并未中止，只是到最后算是有了整塊時間能進行校勘注釋。在此期間，樓先生還對《荀子》做了深入研究。1979年2月中華書局出版了《荀子新注》，作者署名“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此書實際上由樓先生召集完成。王弼、荀子成了樓先生平生學術思想的重要來源。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晚年的樓先生無論是平時交談，還是正式講課，總是那么質樸，深入淺出，又是那么通透，讓人回味無窮。這種通透，來自他人生最早一段學術的“苦寒期”。他出第一本書《荀子新注》時，已經45歲了，而且連自己的名字也沒能署上。出版真正屬于自己的第一本書《王弼集校釋》，孕育了整整二十年。誰能知曉其中的苦樂？我從沒有聽樓先生抱怨過那段不尋常的時光。整個80年代，樓先生還在為學術界整理珍貴的文獻資料。漢傳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當時，很多重點大學的圖書館連一套漢文大藏經都沒有，社會上能看到的佛教原典極少。出于教學和研究的需要，他在征求了石峻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意見后，動手編纂《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從1981年到1992年出了四卷十冊。20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佛教研究的學者，幾乎沒人沒用過這套資料。樓先生點校的《康有為學術著作選》，從1984年到1992年出了七種，是康有為學術著作的首部整理稿，對研究近現代中國哲學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樓先生平時跟弟子們說，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一定要關注清末民初的思想人物，他們在大變局的時代有著驚人的勇氣和復雜的思想。這是樓先生“通透”的來歷，窮究古今之變，貫通三教之理。而他的質樸，便是甘于二十年如一日的沉潛功夫。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說，其方法的質樸，乃在于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開展“總體上的綜合研究”，每篇文章不論長短，都要有感而發，絕不虛偽，更不能以偏概全。

正是有了通透的完整理解，樓先生把中國文化的根源性典籍概括為“三玄、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書》《禮》《易》《春秋》）的概括，承襲了中國儒家經學的傳統理路。“三玄”之說，起于魏晉，南北朝時已很流行，是對《周易》《老子》《莊子》三書的合稱。樓先生將“三玄”置于“四書五經”前，有別于封建社會“獨尊儒術”的做法，突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辨色彩和哲學特色。這些經典綜合了儒道兩家的主要典籍，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和核心價值。

最近付梓印行的《樓宇烈文集》，八卷九冊，凝聚了樓先生六十五年在北大杏壇傳道的學思感悟，呈現其質樸而通透的治學人生。其中既有一個甲子的歲月印記、時代巨變，也有冉冉不知老之將至的矢志不渝、使命擔當。

文化觀：人文立本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文精神”一直是樓先生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關鍵詞。他認為，現代人最大的精神痛苦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或被物欲左右，或無奈地祈求神靈。“人文精神”最主要的意思是發揮個人的主動性，而不受制于內心的物欲、外在的神靈。因此，樓先生常跟我說，現代社會的建構應當堅持“人文立本”。

文化是從歷史上傳承下來、用來表達生活態度的符號體系和意義模式。文化每天都在延續，每天又都有變化，文化的傳承是一件極復雜的事情。看似客觀的實證研究，其實并不能說清楚古今之間的連續性，更難以呈現連續和斷裂的對立統一。樓先生將“人文”作為中國文化的特質，隱含了一種將文化傳統視為精神生命的內在體驗的意思。這種基于生命體驗的“人文”，包含了一個文化傳統的思維方式、經典系統和社會制度，以及用于日常生活和精神修養的知識體系和實踐體系。作為哲學教授，樓先生尤其重視中國文化有別于西方的思維方式，重建當代中國語境下的傳統文化經典體系。直到今天，年逾九十歲的樓先生還保留著一個文人的優雅和從容，宛如魏晉名士，對自己嘆服的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半點虛情假意。“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這是儒家禮教的基本要義。樓先生對“人文”的詮釋，植根于儒家這種“體履”精神，強調個人的身體力行，對自己宣揚的內容要有認同和實踐，而不是拿來規訓他人。唱昆曲、吹笛子、傳古琴、練書法、講中醫、說茶道，他一生都在實踐自己對“人文”的理解。現在身體行動多有不便，他仍堅持每周半天給弟子們講解傳統文化，線上交流討論最新的思考，也回答弟子們學習和生活上的疑問。樓先生有一部講稿《中國的品格》，2007年初版以來多次重印，好評如潮。該書火爆的原因，我想，首先是樓先生的親身體驗感染了讀者，他并沒有試圖說服別人，字里行間透出一種有感而發、娓娓道來的親切和自然。樓先生所說的“人文”，是一種能成為文化傳統的精神力量，得乎心、形于體。他說的“人文立本”，是對先圣“斯文在茲”的時代化詮釋。

樓先生認為，“人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代表一種有別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思維方式。他有一篇我認為極重要的論文，《論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載于《國學研究》第三卷，1995年12月）。該文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義”，而是“包含著一種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現代理性精神”。與代表自然界運行法則的“天文”相對，“人文”代表人類社會的運行法則。“人文”一詞雖最早見于《周易·彖傳》，是戰國時期的觀念，但中國傳統文化里的“人文精神”，把人視為“萬物之靈”，不受神、物的支配，這種思想“遠則可以追求至中國文化的源頭，近也至少可以推溯到殷末周初”。人與天、地并列為三，從生養的角度說，天、地是人與萬物的根本，但從治理的角度說，人有其主動性，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人的相互交感，“天人合一”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征。樓先生認為，這里的“天”是“合自然之天與天命（先祖上帝）之天”。人與自然之天的“合一”，關鍵是“順自然”，注重因勢利導，不違天時。人與天命之天的“合一”，關鍵是“疾敬德”，注重道德修養，克盡人事。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思想主線，道家和儒家的基本觀念，因此貫通于“人文精神”。

源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融會貫通，樓先生所說的“人文精神”，更準確的表述是他常說的“人文立本”。朱熹以禮樂制度解釋“斯文”，樓先生所說的“人文”或“人文精神”通于“斯文”，但又不完全同于禮樂制度。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道家的自然無為，禪宗的自性自度，也都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人文”這個根本，樓先生有時稱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常用于現代漢語卻又植根于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理性精神的根脈相通。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塑造了中國人貫通古今的精神生活的基本準則，“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所以，像佛教這樣的外來宗教傳入中國以后，都要接受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的洗禮，否則也不可能在中國社會立足生存。樓先生把自己畢生研究佛教的論文集起名為《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其寓意因此也就十分清楚。

“人文立本”是樓先生作為一位哲學家的社會理想——社會的根基應是“人文”。當代中國人如何繼承中華文明的根脈？主動權全在我們自身。作為中國人，我們并不是傳統文化的看客，而是要有一種主體意識。站在自己的主體立場去看傳統文化，自己就會多幾分責任。他說：“樹立起文化的主體意識是一個前提。有了文化的主體意識以后，我們再看自己的傳統文化，就能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對待傳統文化的這種姿態，就是“守正創新”。樓先生還結合道家思想，嘗試從中提煉出古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認為若要準確地詮釋我們的傳統文化，最根本的一點是要改變我們的思維模式。我們現在常以“科學合理”為自己辯護，但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是“自然合理”。又如，我們現在特別習慣于專業分工，但在古代，中國人相信“殊途同歸”。樓先生由此概括出“整體關聯，動態平衡”的人文思維。他晚年經常講解中醫哲學，認為中醫的精髓就在處處講究陰陽的平衡。一切疾病都來自身體陰陽的失衡，只有主動調整自己的生活，才能保持身體健康。

樓先生以“自然合理”“整體關聯”“動態平衡”三個概念概括古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將對“人文精神”的解釋從表象的層次上升到本體的高度。今天在講解儒家禮樂制度時，首先要以“人文”的方式說明儒家禮教，即要尊重人的主動性和特殊性，體會蘊涵于禮樂制度的“體履”精神，其次還要體會古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儒道兩家的共性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根基。我想，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傳統文化在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代中國重新煥發青春活力、時代氣息。樓先生對“人文”一詞的創造性詮釋，賦予“人文”一種中國文化的本體地位，或可為儒學的未來發展提供新的思想動力。

修養論：道藝并進

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強調個體的實踐。這里的“實踐”，既包括平時我們常說的“修身”，以道德操守為主，也包括與整個知識體系所關聯的實踐體系。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特別強調“實踐出真知”“行勝于言”。

樓先生治學，越到晚年，越注重體悟和實踐。剛過2000年的那些年，樓先生七十歲左右，常和北大禪學社的同學在一起，被同學們起了一個“樓體悟”的外號。那段時間，他常穿著舊舊的“唐裝”，印象中有一件是藍色的，有一件是淡黃的。儒學、玄學、佛學，樓先生娓娓道來，完全沒有晦澀的學術語言。能如此灑脫自然，原因還在于他能吃透經典，心知其意，于根本處說真體會，并非從文字到文字的論證詮釋。從2010年至今，每到新年，樓先生都給大家編印一冊精美的“周歷”。每周配一段他自己手書的古訓，內容從孔孟老莊、《史記》《淮南子》到詩詞名句、民間諺語，都是他晚年依舊念茲在茲的嘉言警句，含意雋永。他到八九十高齡，還在追求真參實悟。

憑借參究體悟的功夫，樓先生嘗試以整體關聯的方式貫通中國傳統文化。古代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醫學，在他那里成為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平時親近樓先生的朋友，大概都能記得，他總能忙里偷閑領著大家唱昆曲、彈古琴，談起中醫、茶道，也能如數家珍。很長一段時間，樓先生每周三下午都在北大校園內組織一場昆曲雅集，雷打不動。他還在自家附近租了一套小房，起名“國藝苑”，每到周末，琴聲悠揚。這位江南才子，從青春年少起，就對藝術有一種不可遏制的熱愛。有好長一段時間，樓先生已過古稀之年，總跟我說，他想辦一個“國藝苑”，并不是要弄一個辦展覽的場館，而是想給小朋友、年輕人甚至中老年人提供一個能親身體驗傳統藝術的地方，完全不營利。大家能在那里捏陶器、造房子、做手工，彈琴吹笛、唱曲練聲、學畫寫字、下棋吟詩，甚至還能射箭、打太極、練武術……建筑手工是技藝，琴棋書畫是文藝，射箭太極是武藝，古人講的“游于藝”，就是把平日所學的知識融化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能有所體現。我能理解老師的想法，但這樣的場館，單憑我們這些學者的力量，當然開不起來。最近二十多年，樓先生總在呼吁，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一定要與保護中醫和傳統藝術相結合。他的那份認真近乎執著，我經常為之感動。在編樓先生文集時，我給最后一卷起名《中國藝術與傳統醫學》。

樓先生認為，中醫全面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維特點。從我1999年畢業留校開始，他好多次勸我有時間要讀《黃帝內經》。這么多年，我跟著先生認識了很多中醫界朋友，體會到中醫確實完整保存了古代中國人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思維方式。古代中國主張氣化宇宙論，“通天地一氣”，認為天地之氣是生命的本源，氣分陰陽，陰陽之間又有五行變化。中醫用陰陽五行說明人的生理、病理和治病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醫學理論和臨床醫術。它的養生理論，關鍵也在“順其自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一脈相承。

中國文化的根本是人文精神，而其最大的作用是在“育人”。《大學》說：“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里的“修身”不僅包括道德修養，還包括人之為人的綜合素質。《周禮》有段話說：“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禮樂射御書數，統稱“六藝”，這是先秦時期精英教育的基本科目，藝術是其中的重要門類。樓先生談國學，總會強調中國文化的藝術精神。在樓先生的學生中間，流傳著老師論藝術的“十六字心法”——“以道統藝，由藝臻道，道藝并進，形神俱備”。中國藝術首先看重的是“意境”，追求整體上的氣韻生動，而不是它的形式。不同的中國傳統藝術門類，書法、繪畫、詩歌、音樂、建筑、茶道，表現形式并不相同，但有彼此相通的意境，“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跟隨樓先生已三十余年，我發現他做學問，從來不枯燥。雅集唱曲論禮樂，習字品茶聽琴音，他平時有這么多藝術實踐。樓先生在1990年前后，長時間擔任北京昆曲研習社主委，還在2009年創辦北京大學京昆古琴研究所。過去有好多年，每到新年元旦前，他都要組織校內外學生、朋友在北大校園里舉辦一場京昆古琴研究所的迎新年匯報演出。這些活動，讓北大在學術之外，還有很多清雅平和、透著那么一股空靈的人間溫情。可以說，樓先生是一位有藝術情懷的哲學家。他的這份情懷，又始終連著中國文化的根本。他說，“禮樂教化是培養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徑，禮教是倫理教育，樂教是藝術教育，后者使中國傳統文化滲透了一種追求藝術境界的藝術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多樣的藝術形式中，它引導人們向善向上，更強調文以載道，以道統藝。”樓先生的教學生涯，洋溢著這種藝術精神，做到了“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

接觸樓先生，我經常能體會到中國文化特別在乎的“教養”兩字。我有時候反省我自己這一代人，感覺我們是有知識但缺教養，很多學問索然無味。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大成于樂，德配天地，這是一種人格的圓善，“止于至善”。這也許是我作為弟子對老師的溢美之詞，但我希望今天的中國文化能傳承五千年相續的中華文脈，與時俱進，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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