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視野下的西南茶馬古道文獻資料整理”首席專家，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長、教授

長江是宇宙的造化、自然的獨創。她宛若驚世神女，撥開格拉丹東雪山的皚皚冰層，掠過云貴高原的七彩霓裳，撫摸四川盆地的千里沃野。她穿越神秘三峽的奇峋絕峰，從湖北宜昌出口即進入中下游，在品味兩湖皖蘇平原的稻香肥魚之后，奔向大海，擁抱吞吐百川的浩瀚海洋。長江中下游地區是歷史的厚贈、文明的華章。她儼然丹青妙手，勾勒出荊楚大地的浪漫奇譎，鍛造出湖湘文化的堅韌豪放，揮灑出贛皖文化的清漣情懷，點染出吳越文化的綺麗清朗。她地勢平坦，河網密布，氣候溫暖濕潤，土地肥沃，孕育出世界大河文明史上最早的稻作農業，縱橫交錯的黃金水道，舳艫萬里、旌旗蔽空，承接西東，開鑿出東方的天然運河，區域物產豐饒、人杰地靈、政通人和、匯聚成驚艷世界的長江文明。

明代吳偉《長江萬里圖》（局部）

古人類蹤跡與文明溯源

人的創造力是在社會性與生物性的持續互動中被塑造出來的，是在生產和生活實踐中不斷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過程，也即將“生存”升華為“文明”的漫長之路。早在近200萬年前，三峽地區就已出現東亞地區迄今所知最早的直立人——巫山人，盡管這里出土的人工加工石器形制簡單粗糙，但這正是長江古人類的“自覺能動性”在物質文明史上的最初彰顯。建始人略晚于巫山人，其所在的龍骨洞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大部分經過二次加工。漢江作為長江的重要支流，其兩岸臺地為早期人類提供了穩定的遷徙通道和生活場所。位于漢江左岸的鄖縣人遺址，出土了長江中游地區迄今發現最完整的古人類頭骨化石。此外，伴生手斧的發現，改變了西方學界“舊石器時代中國無手斧”的定論。進入智人階段，長江中下游地區人類活動的分布范圍進一步擴大。長陽人已能制作多種式樣的石器，其體質特征已經接近現代人。在清江流域，還有伴峽小洞、榨洞和鰱魚山遺址，發現了人類用火的痕跡。在湖南省道縣福巖洞，發現了47枚具有完全的現代人特征的人類牙齒化石。南京湯山人對洞穴的利用，體現了古人類在復雜地形中的生存智慧。縱觀長江古人類的演進歷程，文明的諸多要素已經在古人類對生存空間的積極開拓以及對生活條件的主動改造中顯現。由此，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文明進程也逐步邁入新的發展階段。

長江中游的文明演進之路

長江中游地區地勢低平、土壤肥沃，具有典型的湖沼平原特征，依托隨棗走廊以及漢江等支流，向北連通中原地區。在文明演進的開始，這里的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采集和漁獵經濟仍然存在，聚落初具規模。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證據發現于湖南玉蟾巖、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至彭頭山文化時期，彭頭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米，但此時稻作農業仍處于輔助地位。八十垱遺址中規模可觀的壕溝，表明當時存在具有一定人口的聚落。城背溪文化傳承自彭頭山類型早中期，秭歸東門頭遺址的太陽人石刻作為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太陽崇拜實物，是定居農業生產方式在意識形態上的藝術投射。大溪文化時期，農業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澧縣夢溪三元宮遺址出土了用于農耕的穿孔石鏟；枝江關廟山遺址房址外墻面存在摻有少量稻殼和稻草的生黏土；城頭山遺址發現了與水稻田配套的田埂及灌溉設施。

后來，稻作農業成為社會經濟的主導，有了大型水利工程，人口急劇增長，出現了大型中心聚落與城址，跨區域的文化交流頻繁。從屈家嶺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早中期，長江中游步入文明發展的繁榮期。在屈家嶺遺址發現的紅燒土殘塊包含粳型稻谷殼，熊家嶺、鄭畈等地有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水利系統。從全國范圍看，距今5000年前后，史前城址主要聚集在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遺址是區域中心聚落，冢子壩、鐘家嶺、殷家嶺和毛嶺等則分布于四周。屈家嶺文化在完成統一與整合后，開始大規模向外擴張。考古資料顯示，鳳凰咀遺址就是屈家嶺文化北進過程中的重要軍事重鎮。石家河城中有寬深的環城壕溝、大型祭祀中心、專門化的手工作坊。石家河文化出土了大量造型獨特、制作精美的玉器和陶塑，玉器制作可以代表同期的較高水平，C形玉龍的藝術風格接近紅山文化，其原料透閃石和云母玉也并非石家河本地所產，推測可能是通過貿易或運輸從其他地區獲取，較有力地佐證了中華先民的文化交流。

隨后，本土文化趨于衰落，一度繁榮的中心城址遭到廢棄，在中原文化南下所帶來的強烈沖擊下，文化相互交融，進入轉型期。天災、瘟疫、戰爭等多重因素共同導致石家河古城的衰落，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勢力急劇擴張，占領了長江中游地區。如肖家屋脊文化，也稱后石家河文化，延續存在300年左右。作為長江中游文化轉型期的代表，肖家屋脊文化既繼承了本地石家河文化的傳統要素，又融入了中原龍山文化色彩。

隨著與中原王朝互動的日益深入，長江中游地區最終完全融入華夏文明，尤其是青銅技術、禮制與政治模式的系統傳入，標志著該地區正式步入以王權國家為特征的文明階段。肖家屋脊文化落幕后，長江中游陷入長達兩三百年的文化沉寂期。之后，二里頭文化通過南陽盆地、隨棗走廊等通道，逐步滲透至長江中游。至商代，盤龍城遺址的規模與等級在長江流域夏商時期的城址中均居前列，這是一個由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兼具軍事擴張與區域統治中心的強大城市。周武王滅商后，周王朝在江漢地區通過分封“漢陽諸姬”加強對荊楚地區的控制。春秋晚期，楚國成為南方大國，在吸收中原商周文化和融合本地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創造出瑰麗浪漫的楚文化。至戰國中后期，楚國已整合廣大南方地區的文化資源，最終匯入秦漢大一統的歷史進程之中。

長江下游的文明演進之路

長江下游地區河網密布、湖泊眾多，具有江河、海洋與平原的地理交互作用，長江三角洲的雛形也在此形成。在文明演進的開始，稻作農業與定居村落初步發展，形成了適應濕地環境的生計模式。浙江上山遺址發現的炭化稻米，證明了人類對水稻的馴化已經開始，而出土的帶有琢打麻點和凹弧面的磨盤、鐮形刀，則很有可能被用于稻谷脫殼和收割等生產活動。跨湖橋文化和上山文化相互銜接，在跨湖橋遺址一處臨近古水域的小水港旁出土了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獨木舟，舟船的發明是人類成功征服水域、化天塹為通途的偉大創舉。遺址中發現的漆弓、草藥罐、慢輪制陶技術、水平踞織機則展現了跨湖橋先民在交通、醫藥、工藝等方面的創新。在跨湖橋文化分布區，河姆渡文化繼而興起，河姆渡遺址中厚達20—100厘米的稻谷、稻稈、稻葉混合堆積層以及194件骨耜，是農業社會生產力水平提升的表現。河姆渡文化的干欄式建筑采用了榫卯結構。《太平御覽》記載：“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處，古之遺俗也。”干欄式建筑體現了長江下游地區先民對沿海潮濕自然環境的主動適應，是對南方古老巢居傳統的發展與創新。

后來，長江下游進入社會分化與早期整合階段，農業發展支撐了人口增長與聚落擴張，出現了多個并立的區域中心，產生了初步的貧富差距和等級分化。張家港東山村權貴大墓與含山縣凌家灘祭祀中心的發現，共同勾勒出崧澤社會高度分化的結構。東山村遺址的M90大墓是崧澤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級墓葬，包括數量眾多的陶器、玉器以及象征王權、軍權的石鉞、玉鉞等。東山村遺址出土的崧澤文化高等級大墓與一般小墓實行分區埋葬，嘉興南河浜遺址晚期墓也存在著明顯差異。崧澤文化輻射廣泛，在長江下游形成“崧澤文化圈”，為后來更大范圍的整合提供了可能。凌家灘文化也在這個影響圈內。在凌家灘遺址聚落的最高處坐落著一座大型祭壇，表明凌家灘仍然是一個神權社會。

隨后，長江下游步入史前文明發展的巔峰期，出現了以良渚古城為核心的超大型都邑性遺址，顯現出早期國家的形態。良渚古城以其宏大的規模無可爭議地成為整個長江下游地區的核心都邑，城內功能分區明確，包括宮殿區、內城、外城、手工作坊、糧倉等，展現其強大的管理和統一規劃能力。以反山、瑤山為代表的高等級墓葬，表明當時社會已經建立起森嚴的等級制度。良渚文化繼承了凌家灘“以玉為禮”的傳統，并發展出一套高度規范化的玉禮器系統。與更早的崧澤文化高等級墓葬主要使用象征軍事王權的玉鉞、石鉞不同，良渚禮器具有更多的神權色彩，在反山墓地M12中出土的“玉琮王”和“玉鉞”上都雕刻有完整、精美的神人獸面紋飾，這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與神權統治有關。

最終，長江下游地區進入文明變遷階段。此期，文化呈現出碎片化、多元化和交融性等特點。廣富林文化出現了與龍山文化相關的文化因素，馬橋文化則包含了本地良渚文化遺風、中原二里頭文化因素和來自南方的印紋陶文化特征。良渚古國衰落后，長江下游在中原文明的強烈影響下進行整合與轉型，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吳越國家，在秦漢時期正式被納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圖。

縱觀長江中下游文明的演進之路，都是從自主起源，繼而獨立成長，隨后與周邊地區交流融合，走向鼎盛，最后匯聚成中華文明。長江中游地區融匯中原文化與南方傳統，形成兼具厚重與靈動的文化格局；長江下游地區則以通江達海的地理優勢廣納中外多元文化，展現出面向世界的國際視野。該地區所蘊含的精神啟示豐富而深刻，包括多元一體的民族觀、生生不息的歷史觀、開放包容的交往觀、人地和諧的生態觀、開拓創新的務實觀等。正是這種面向江海、擁抱交流的進取精神，使得長江中下游以其持續的經濟貢獻、開放的文化心態和創新的精神品格，至今仍發揮著核心引領作用。

長江是遠古人類演化的溫床。在今天，她仍以無與倫比的充沛能量、一往無前的豪邁氣概、砥礪奮發的精神特質、吞吐萬方的博大胸懷，激勵著中華文明建設弦歌湯湯，四海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