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河南焦作府城遺址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綜合研究”首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文字，是文明起源與文明社會的主要標志。漢字作為華夏文明的承載工具，對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一脈相承、傳承有序的發展脈絡，形塑了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多年相沿不斷、生生不息的生命軌跡。關于中國文字的起源與早期形態，文字學者與考古學者根據各自學科提供的關鍵線索與重要論斷，均指向漢字發展體系的關鍵一環——“圖畫文字”。

冊典輯蹤：

古文字學對漢字起源的探索

圖畫文字，即為“象形”，是中國早期文字最主要的造字方法。在商代前期成熟文字體系形成之前，漢字實際上已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充分的發展演變過程。循跡溯源，遂有倉頡之功。許慎《說文解字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蓋，即謂文字。”這就是鄭樵所說的“六書也者，皆象形之變”。

象形造字、文字起源于圖畫的觀點也為近代文字學家承繼并發展。20世紀初，沈兼士提出了“文字畫”的概念，認為“在文字沒有發明以前，用一種粗笨的圖畫來表示事物的狀態、行動和數量的觀念，這就叫做文字畫”。唐蘭進一步推進了“文字畫”理論，認為“圖畫文字”是指成體系的漢字中單字符號形式象形階段的第一分段的文字，即早期的象形文字。這一論斷強調了象形文字在漢字起源階段的重要地位。

物象書跡：

考古學對圖畫文字的研究

古文字學之外，日益豐富的田野考古資料提供了更多早期文字起源與發展的線索。考古學者在河南舞陽賈湖、汝州洪山廟，安徽蚌埠雙墩，山東莒縣陵陽河、鄒平丁公，湖北石家河，浙江良渚，山西陶寺等遺址發現了數以千計的文字符號。這些早期文字符號勾勒出圖畫文字發展的三個階段：探索期（裴李崗時代，距今8000—7000年）；發展期（仰韶時代，距今6000—5000年）；轉折期（龍山時代，距今5000—4000年）。

探索期的圖畫文字是漢字溯源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為探索中國早期文明中文字、思維與社會復雜的互動關系奠定了基礎。具體而言，舞陽賈湖遺址的發現證實，中國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中便存在禮制活動，且祭祀儀式已經出現，巫師群體逐步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遺址出土的龜甲刻符不僅保留了這一時期占筮祭祀的文化側影，更提供了早期圖畫文字發展的線索。這批賈湖刻符既有形似太陽的圖形符號，也有“一”“二”“目”“日”等象形符號。饒宗頤指出：“一個分明是目字，一個是日字，另一個有點像舉手人形……這三個字，都與殷代甲骨文形構非常接近。”這些刻符均有清晰的筆畫及多個層次的書寫規律，明確具備原始文字的性質。

安徽蚌埠雙墩遺址發現了600余個刻畫符號，發掘者將其劃分為“象形類”和“幾何類”，其中的象形符號共計110例，包括太陽、魚、豬、鹿等動物形和植物形的符號。這些符號具有突出的地域性，淮河流域的安徽定遠侯家寨遺址、長江下游的江蘇句容丁沙地遺址均發現相似符號，符號體系和圖像風格在一定地域范圍內表現出類同的風格。這批刻畫符號是中國文字起源研究中的關鍵實證材料，具有鮮明的承啟特征與演化意義。其特點一是數量龐大、類型豐富。7000年前的先民通過具象刻畫（如動植物圖形）保留原始記事功能，同時已出現簡化的抽象線條，展現了漢字從圖畫向符號、從具象到抽象的關鍵過渡性階段特征；二是符號組合。如幾何線條與象形元素的搭配使用，實證了這一時期人類思維從單一表意向復合表意的飛躍；三是部分符號與更早的賈湖遺址符號存在關聯，提供了早期圖畫文字廣地域、長時段發展脈絡的重要依據。

進入發展期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均發現了陶器刻畫或彩繪圖案（符號），其地域分布廣闊且地緣特征明顯，中原、海岱及太湖流域等不同區域的刻畫符號各具特點。考古發掘表明，部分陶文符號與區域性圖騰崇拜密切相關。關中仰韶文化的符號遺存多為稚拙的魚紋以及共同崇拜的“人面魚紋”；齊魯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陶符多為地緣崇拜的“日月山”；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則多見“獸面紋”圖騰。這些特定區域內大量使用、重復出現的圖案，代表了地域性的文化共性與信仰認同。此外，還有一些陶文符號與圖畫。豫中洪山廟、閻村遺址出土的仰韶彩陶圖案多有故事性、紀念性或記事性。洪山廟遺址的彩陶圖案中，有的描繪鳥與太陽，有的勾描出先民的手與耜，有的為鯢魚組合，有的為鹿、龜和人物紋等組成的圖畫，此外還有日月組合等。汝州閻村遺址出土了繪有“鸛魚石斧”的彩陶缸，整個圖案也具有記事功能與紀念意義。

 

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陶器，如余杭南湖黑陶罐、上海廣富林遺址出土的陶尊、上海青浦縣西漾淀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尊等上面也發現不少刻畫圖案。這些發展期的早期圖畫文字主要描繪人、動物、日月天體等，內容多記錄早期人類的狩獵、戰爭與祭祀活動，紀實性強，圖畫內容指向明顯，已能表現相對復雜的情境與故事，展示出較為突出的會意功能。由此表明，代表著漢字早期形態的圖畫文字，在組合、句法和表義上，已經歷從裴李崗時代的初作規制漸具到仰韶文化時代的逐步發展。

進入轉折期后，龍山文化時期的圖畫文字中單個符號和記事圖畫仍然較多，但已出現更為復雜的成型句篇排列，表義也更為復雜。石家河文化出土的刻畫符號以天門肖家屋脊和鄧家灣遺址為最豐富者，這些符號基本都刻在陶器上。除單獨符號“鐮刀”“杯”外，還有較為復雜的“祼禮圖”符號，表現的可能是倒酒敬獻神靈的祭祀儀式。這一階段，多個遺址出現了成句的文字符號。其中最早的是良渚陶文，其次是龍山文化丁公陶文、龍虬莊陶文以及陶寺朱書陶文。江蘇吳縣澄湖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黑陶魚簍形罐，李學勤將其上刻畫的陶文符號釋為“巫戊五俞”。丁公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11個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這已經是一段較為成形的句篇文字。高郵龍虬莊出土的陶片上有排列成行的8個符號，符號由直線構成，排列規整，圖畫形似動物的側視形象，是早期文字從圖畫向抽象符號過渡的中間形態。陶寺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陶壺上發現朱書陶文，有學者將其釋作“文堯”或“文邑”。

龍山文化時期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折點，見證了圖畫符號向真正文字系統發展的質的飛躍。在表現形式上，文字符號完成了從具象圖畫到抽象線條的轉變，而抽象化正是文字成熟的標志之一，意味著符號已經擺脫了對具體事物的直接描摹，具備了更強的表意功能。在組合方式上，文字符號實現了從孤立符號或“連環畫”到完整句篇的跨越。在書寫工具和方式上，陶寺遺址發現了專業書寫的毛筆，顯示出書寫者已經掌握了專業的書寫技巧。丁公、龍虬莊、陶寺等遺址的陶文展現出多字分列有序排列的特征，其句篇完整、表義復雜，較之單獨符號更能傳遞完整信息。這些符號已超越簡單刻畫，屬于早期文字系統，是圖畫文字發展的重要節點。這些證據表明，中國已正式邁入文字時代。

文脈承續：

商代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字畫

早期文明中，圖畫文字的發展與商周文字體系存在著千絲萬縷的文化血脈聯系。尤其是商代金文與甲骨文，其構形淵源可追溯至遙遠的新石器時代的刻畫符號。新石器時代的許多單體符號，如族徽標記、巫師的祭祀符號等，既是先民記錄生活的載體，又蘊含著法天地、摹萬象的象形思維，這種思維模式直接被商周象形文字承續。例如，蚌埠雙墩遺址發現的“豬”“魚”等符號，其簡潔生動的線條與商代象形文字的構形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時代的某些符號已具備原始族徽的功能，如汝州洪山廟甕棺上的“不”、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日月山”“鉞”等，這些神秘符號也為商周金文族徽沿襲。從陶符到金文，“圖畫文字”跨越數千年的對話猶如一部無言的史詩，刻鑄著中華文明從原始刻畫到成熟文字的演進歷程，見證了漢字體系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播下文明的種子，經過漫長歲月的沉淀不斷延伸枝蔓，最終在商周時期綻放出絢爛成熟的文字之花。

商代金文、甲骨文里保留著鮮明的圖畫文字，比如象形的動物如魚、豬、馬等，器物如鼎、豆、爵等；以形體變異表達抽象概念，如斷首象征死亡；通過動態場景構圖傳遞事件，如人牽牛表示牽、車輪錯位表示車輛損毀狀態等。這些都是圖畫文字向成熟文字過渡的活化石。殷墟甲骨文中仍有部分字使用表示詞組或句子成分的原始文字。例如，卜辭中可見表示“斷軸的車”“車轅斷裂的車”的圖形。若將這些字形置于漢字起源的演進脈絡中考察，正如王暉所說：“它們應該是一種‘文字畫’的孑遺。”

盡管“倉頡造字”的傳說難以被證實為個人創造文字的真實歷史事件，但遠古人類“觀跡作契”的歷史書寫卻折射出早期文明發展歷程中文字系統化、社會化的真實進程，是古人通過圖畫文字的記錄保留文明關鍵躍升階段的集體記憶的文化投射。倉頡造字傳說強調的“依類象形”，與良渚、陶寺、丁公陶文等早期符號的特征一致；文字創制與傳播過程中對區域性自然與社會形態的仰賴，也與早期圖畫文字明顯的地緣化特點相合。同時，在以圖畫符號圖寫萬象的過程中，“倉頡”更可能代表了早期文字的整理者而非發明者。這一群體在新石器時代或與巫覡人群密切相關，在禮祀天地的過程中，不斷將文字肇始初期散亂的符號系統化、抽象化、復合化、句篇化。

要之，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從陶文到金文，從具象描摹到抽象構形，作為早期漢字發展肇端的圖畫文字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逐步完成了從單體符號到句篇表達的演進，標志著原始文字從孤立符號向系統語言的革命性跨越，這已超越簡單的圖畫記事，具備初級文字的核心功能特征。考古發現的豐富陶文資料連綴起一部早期漢字的演進史，這些文字符號勾描出早期文明多元一體的地緣面貌，記錄了先民以祀以戎的文化進程，見證著圖畫文字一脈相承的發展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