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玉強，系杭州師范大學哲學系主任

【光明學術筆談】

“休閑學是一種生活哲學”，一部中國休閑史也是一部中國文化與生活的發展史，展現了中國人對生命意義的“追問”及對理想生活態度與方式的探尋。中國傳統休閑將對道的體悟融入日常，注重人性與自然、自由與秩序、靈動與安寧的平衡，涌現出對美好生活的盎然詩意，和對超越單純休息娛樂的生命意義的不懈追求。

“休閑”的原初概念

作為一種迷人的文化現象，休閑在中國淵源極早。在甲骨文中，“休”多為“人依于木”之象，《說文》：“休，息止也。從人依木”；亦有表人于臥榻休息的異體字，“荷天之休”“順天休命”等表明“休”可引申出美好之義而常與天命天道相關。在傳世的金文等文獻中，“休”還有異體字“庥”等，表人依禾而息、庇蔭等義。

“閑”字在古漢語中有“閒”“閑”兩個淵源。在甲骨文中，“閒”已有表“鼓面縫隙”的異體字；“閒”本字可追溯至西周《宗周鐘》銘文，為“月在門上”之象，其義為“間”，《說文》：“閒，隙也。”在戰國時，又有“夕（外）在門內”等象；自戰國中晚期，“閒”的字形漸趨穩定并有閑暇之義，如《楚辭》“靜閒安些”、《孟子》“國家閒暇”等。“閒”當為“休閑”“閑暇”的直接字源，約漢晉時與“閑”相通。

閑，可追溯至西周《同簋》銘文，“世孫孫子子左右吳大父，毋汝有閑”，其本義為門閂、柵欄，《說文》：“閑，闌也。從門中有木。”在先秦時，“閑”罕表閑暇而常指道德規約，如《周易》“閑邪存其誠”、《論語》“大德不逾閑”；但在表嫻習自得、優游從容時亦為“休閑”字源。“閑”“閑閑”被廣泛用以表車馬、旗鼓、軍旅操練的優游自得，如《詩經》“臨沖閑閑”“四馬既閑”、《周易》“日閑輿衛”、《戰國策》“閑于兵甲”；對《詩經》“桑者閑閑兮”，朱熹注云：“往來者自得之貌”；對《莊子》“大知閑閑”，成玄英注曰：“智慧寬大之人……閑暇而寬裕也”，也都基于嫻習和美好之義。

再看“休閑”，《詩經》提出“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尚書》有《無逸》篇；對《同簋》“毋汝有閑”，故宮博物院釋為“不得荒殆工作”，都表明休閑觀念淵源甚早。學界一般認為“休閑”最早見于曹植《吁嗟篇》“夙夜無休閒”，但此問題仍有討論空間。魏晉以后，“休閑”一詞使用大增，可為名詞、動詞、形容詞；除表休息外，還可指致仕退隱、閑適生活、高妙人生境界（如蘇軾“休閑等一味，妄想生愧靦”）等。

“休”指人勞后而息，與天命、道德、審美相關；“閒”從空間縫隙演化為時間閑暇，象喻著沐浴月光的靜美居家生活；“閑”喻示著閉門成德與優游自如的統一。在漢語哲學視域中，與繁忙、勤苦、憂怖、壓抑的勞作狀態以及無所事事、心無所寄的空虛無聊相反，休閑喻示著人超脫約束性因素而獲得相對自由美好的生活，它浸透著人對自然乃至天命的體悟與對身心狀態的關照，是氤氳著道德、審美與詩性氣息的人的理想存在方式與生命境界。在中國文化中，唯有“道”才能涵攝上述意蘊，休閑可謂人在日常生活中向道生成的自由狀態，其形式有三：一是優游自得的嫻習狀態，如輪扁斫輪等；二是勞作后的消遣娛樂，如登臨游覽、詩酒悠游等；三是愉悅的無事閑靜，如禪寂、閑看落花流水等。

“休閑”觀的具體范型

儒家秉持性命自得的德性主義休閑觀，追求禮樂諧和、優游典雅的生活方式。儒家贊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崇“深造自得”之學，將德性涵養視為休閑的根基；從心所欲不逾矩、孔顏樂處、舞雩之樂等皆成儒林佳話。對“游于藝”，朱熹釋為“玩物適情”；《禮記》提出君子之學在于“藏修息游”，鄭玄注“閑暇無事之為游”，教育修養與休閑關聯密切。儒家以“觀物比德”為樂，朱熹贊周敦頤畫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顥的“尋春”、邵雍的“詠物”等也都深入人心；儒家警覺于人閑暇時的懶散，視“閑”為誠意慎獨、道德自慊的契機。“禮”含禮節、節制、節日諸義，傳統節慶與人生禮儀構成重要的休閑時間安排與制度設計；“樂”隱喻社會和樂，所謂“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鐘鼓之樂；士大夫倦于聽治，息于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于聆缶之樂”。

道家主張以道為法的自然主義休閑觀，追求虛靜素樸、富有詩意與游戲精神的生活。如，老子之道的“詩意運思”，莊子所謂“窮通皆樂”“大知閑閑”。道家因順自然、衡平陰陽、性命雙修，于宇宙圖景中尋覓生命的閑適。《逍遙游》所描寫的“閑放不拘，怡適自得”的狀態，乃是道家休閑精神的極致表達，堪與德國學者席勒“正是游戲而且只有游戲才使人成為完全的人”、荷蘭學者赫伊津哈“真正、純粹的游戲是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等觀點相呼應。道家傾心于技術的藝術化，庖丁解牛手起刀落猶如自然舞曲，彰顯天道流行與生命意義；牛“如土委地”，表明技術本性中根植著同情與拯救。畢加索贊嘆“真正的藝術在中國”，莊子倡導與物為春，拒絕將自然客體化，使技藝成為澄明天道的重要方式。

佛家倡揚隨緣自在的境遇主義休閑觀，將空寂、空靈化為禪妙盈溢的生活。佛教認為萬法皆空，世界本相如夢幻泡影，人當透視“煩惱本空”，明悟“快樂無憂，故名為佛”，此即禪宗所倡“安閑恬靜，虛融澹泊”而得“一相三昧”。佛家追求“忙中爭得作閑人”，修心至于“秋水澄渟，清凈無為，澹濘無礙”。趙州禪師“吃茶去”、百丈懷海“放舍身心令自在”，皆為經典證悟。在中國文化中，山水畫中的留白，書法中的筆意氣象，音樂中的弦外之音，以至曲墻花窗、竹影搖曳、古剎塔影、晨鐘暮鼓，皆充滿空靈的禪意。德誠禪師的“滿船空載月明歸”更道盡人在悟空后獲得的空明瑩澈、去住自由的境界，將禪與閑的交融推向極致，引后人贊嘆“詩思禪心一味閑”。

上述觀念整體上具有世俗、雅靜、和柔的文化特質，其形成是歷史演進與文化自覺選擇的結果。商周時期，人們以祭祀、宴樂等形式與神共舞、娛神以娛人。春秋戰國，是人的休閑覺醒時代，各種休閑方式百花爭妍，諸子百家逞技游競于齊之稷下。秦漢時期，禮法莊嚴，休閑顯得剛強勇猛而又嚴正悲肅，狩獵、斗獸、角抵、馳逐、擊劍等居于主流。至魏晉六朝，休閑表達轉為狂放任性，陶淵明開辟出清遠閑放的休閑新路。唐宋時期，士人休閑蔚為大觀，市井休閑亦趨流行。明清休閑雅之愈雅，俗之愈俗，都市時尚、小說話本等流行，傳統休閑進入總結期。中國傳統休閑大致經歷了由神圣到世俗、由帝王貴族到文人平民、由剛強勇猛至文雅柔靜，由多與祭祀、政治、軍事相關涉轉向日益個體化、生活化的過程，中國人獨特的休閑生活追求隨之悠然而出。

獨特的休閑生活追求

一是天人合趣的詩意棲居。在中國人眼中，“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休閑乃是人與宇宙節律的共鳴，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中孕育出質樸溫暖的“四時閑話”。“醉月悠悠，漱石休休，水可陶情，花可融愁”，人們可以在青青翠竹、郁郁黃花間了悟人生真諦，在俯仰天地中抒發萬物一體的襟懷。蒔花弄草、東籬采菊、煙波垂釣，就是人生的意義。“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休閑敞開了人與自然宇宙對話、共情的新可能，成為中國人張弛有道、自然逍遙、欣享詩意棲居的淵藪。

二是雅俗共生的生活情調。中國人注重文以載道，藝以為游，將蘭亭雅集、曲水流觴、賭書潑茶、游戲翰墨等淬煉成精美絕倫的藝術實踐。《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里的茶坊酒肆、瓦舍勾欄與明清時的廟會、集市、戲園都充盈著溫暖動人的人間煙火氣。晚明文震亨《長物志》所記皆為與功名事業無關的閑事趣事，《四庫全書》評曰“凡閑適玩好之事，纖悉畢具”；金圣嘆評《西廂》時列三十三則快事，同樣雅俗共賞，承載著“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生活理想，構成中國人特有的生活辯證法。

三是身心諧暢的生命體驗。中國人的休閑常與養生哲學相連。《黃帝內經》主張人按照四時陰陽的節律生活與休養，實現“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愿”。明代陳益祥提出六養，“流水之聲，可以養耳；青禾綠草，可以養目；觀書繹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可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深得休憩養生之道。中國人以“身閑為富，心閑為貴”，追求身心安住的終極康寧，蘊藏著對生命本質與生活智慧的洞見。

四是工夫與境界和融的生生之意。華夏文明的休閑并非消磨時光的淺薄概念，而是融通本體、工夫與境界于一體。中國人注重道德涵養、心性開悟與休閑技能培養，做好休閑的加法，涵養生命本原；中國人也強調做好減法，清心寡欲、擺脫物累，以生命的輕盈之姿昂然世間；中國人還善于做“接法”，以最大的熱情擁抱世界，在與人為善、與物為娛中實現人性與物性的共同成長，在以休閑推動創新創造的偉力中展示生活與世界的圓融自得、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