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西林，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光明學術筆談】

閑暇，是必要勞動之外的自由時間。休閑，是自由時間中的自主行為。謀生勞動，由于其外在目的性、職業分工與工序化，使得勞動者呈現出疲勞的自然狀態，恢復性休息成為勞動者亟須被滿足的生活需要。雖然“恢復性休息”嘗試將“休閑”納入勞動者的生活常態中，但這一平衡補償機制更多被歸類為消極休閑文化。并且，人工智能時代“加速主義”強化的疲勞，促使消極休閑容易演變為消費主義與享樂主義，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謀生勞動的缺陷。

但我們應看到，人工智能時代也為變革謀生勞動的自由勞動理念提供了可能。信息數據化助推了統一職業分工，程序化的整體性操作代替了單一工序的運行，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為人類分擔了謀生勞動疲勞機制的負面影響，給我們帶來了大量自由時間。擺脫謀生勞動限制的勞動者不再受限于消極休閑，而可以與代理必要勞動的人工智能人機互補地實踐自由勞動。人們的自由時間不再用于消極休閑，而是轉向實踐自由活動的積極休閑。積極休閑成為更新謀生方式的自由勞動先驅。

必要勞動與消極休閑

馬克思肯定了勞動的人類學自然必要性，在他看來，勞動“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勞動從而成為必要勞動。必要勞動生產的剩余價值對應于勞動時間所盈余的自由時間，由此確立了休閑的根基。

“資本的不變趨勢一方面是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但其中包含著起碼的休息環節。斯密所揭示的分工原理則呈現為愈漸單一的工序以保持生產高效率，因此無論體力或腦力勞動，都勢必趨于簡單化操作，而導致身心疲勞。休息是恢復勞動能力以維持勞動過程的補償與平衡的功能環節。間歇靜坐、工間操、換班休假與睡眠是直接的休息，在以生產企業為中心的近代城市布局中，社區住所、影劇院、公園等，則是休息的延伸空間。這些消費活動空間自始即是必要勞動必需的休息場所。由此產生的豐富多彩的休閑文化并不改變其從屬于必要勞動的休息性質。因此，以休息為原型的休閑是消極休閑。

必要勞動的外在目的性必然具有受動性與手段性。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競爭與利潤制度下，勞動的手段性趨向單一重復的工具有效性，它內化為勞動者的身心反應模式，逆反了勞動主體的完整格式塔自然行為而造成疲勞與厭倦。承受異化勞動的消極休閑由此異化：“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那樣逃避勞動……結果，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性行為，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是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吃、喝、性行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使這些機能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并使它們成為最后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么，在這種抽象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

馬克思的自由勞動觀與積極休閑

馬克思認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作為人類特質的勞動延伸向無限時空：“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人類特質的勞動是超越動物式生存的自由勞動。自由勞動基于必要勞動卻又超越必要勞動：“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雖然已經為縮短工作時間提供了前提條件，但它需要自由勞動的引導。

自由勞動超越必要勞動，包含著超越依附必要勞動的消極休閑，指向一種與自由勞動對應的積極休閑。積極休閑同樣基于自由時間，但其重心不是用于維系必要勞動的再生產，而是“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亦即自由勞動。馬克思的理想社會核心，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人的全面發展理想包含著三項基本含義，它是指個體的自然與文化潛能能夠充分施展與實現；人的活動方式超越現代分工片面性，而達到完整全面的形態；同時要求個人的生存活動擁有盡可能豐富的社會交往關系。契合這三項內涵的行為都屬于積極休閑。一切非謀生的行為，從業余個性愛好，到自主學習新技能，再到志愿者團體，都是自由時間拓展運用的積極休閑。積極休閑與享樂人生觀有深刻區別，“全面發展”的個人雖然分享消極休閑的自我修養文化，卻并非厭棄勞動的享樂消費者，而是不再屈從于強制性分工或為謀生而終生束縛于單一職業的自由勞動者。自由勞動者本質上是基于個性稟賦的積極自由行動者。個性化的勞動形態內在地包含著勞動形態的多樣性，它從根本上轉變了單一化重復的勞動形態，幫助人們擺脫消極休閑。消極休閑緩解單一必要勞動，表現為不斷轉換行為方式與注意對象。對單一化勞動分工的根本變革則指向個體多樣化自由勞動。馬克思與恩格斯基于他們時代的活動形態，將自由勞動設想為上午打獵（卻不是職業獵人）、下午捕魚（卻不是職業漁夫）、黃昏哲學思考（卻不是職業哲學家）的個性潛能全面施展。這一個體自由的前提不僅是剩余勞動所積累的自由時間，而且要求變革分工形態的必要勞動，以賦予勞動者自由主體性。

從消極休閑向積極休閑的轉變

現代經濟基于不斷超越現狀的現代性歷史觀，以經濟全球化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快速縮短為中軸而形成加速主義，并從“科技—生產”向社會交往與日常生活產生輻射，導致快節奏現代生活。消極休閑由此超出了勞動工間休息，而成為日常生活中必需的調節方式。加速主義強化著互為前提的生產主義與消費主義結構。消極休閑成為消費主義最大的行為載體。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快速取代程序化勞動，人類愈漸減少勞動，致使勞動發端的目的與意義衰落。由此催生出深度精神危機的虛無主義，亦即生活無意義的人生觀。

我們需要警惕的是，消極休閑成為一些人的生活模式，他們以充溢時間與空間的休閑力度來緩解消極休閑能量無從釋放的危機。從根本上說，消極休閑超出休息功能的文化高漲，是社會生產力盈余所帶動的文明發展表征。旅游走出了職業勞動的狹小空間而開闊了人生視野，勞動婦女在廣場舞的形體自由表達中超出了休息而藝術化。消極休閑文化正在發展為提升物質文明與刷新精神文明的生活方式。但問題在于，以各種消極休閑來抗衡加速主義，只會令人們迷失在休閑的表象中，而與真正意義上的休閑漸行漸遠。加速主義下的生產強化了必要勞動的缺陷，導致作為其平衡補償機制的消極休閑的畸形化。這不僅指天價藝術品與美容整形中出現的庸俗化審美主義，而且體現為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的對立。勞動時間是抽象的、理（知）性的、勻速的，從而是乏味的、令人厭倦的；閑暇時間則表現為感性的、速度多樣化的，從而是舒適的、刺激的。它們體現著現代人感性—理性、身體—心靈、公共生活—私人生活等一系列的分裂。

因而，必須尋找獨立于必要勞動的自由勞動，以形成聚集自由時間的行為坐標，將消極休閑轉變為積極休閑。

如今，飛速發展中的人工智能正在不斷實現對分工的綜合與取代，正如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所寫的那樣，“當電子技術開始發揮作用時，工業和社會極其繁復和無窮無盡的活動便迅速取得了一種統一的姿態”。也只有在這樣的情境下，財富的尺度才會如馬克思所設想的“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人的全面發展本身就是個人與人類在時間—歷史進程中的根本目的。這也是自由時間與休閑回歸本位的含義。它意味著以強制性分工交換與占有財富為目的的生產不再主宰社會時間，取而代之的將是基于自然差異的個性選擇與多樣活動形態尺度的時間。馬克思的自由時間觀是對生產主義與消費主義的雙重批判，它一方面將自由時間從生產主義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人自身全面發展的歷史前提；另一方面又針對消費主義人生觀，使自由時間直接體現為以科學與藝術為典范的人的自由勞動形態。這已不是遠景，以近代藝術終結論為例，20世紀已經興起了“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當代藝術論。作為行為動詞的藝術使藝術與生活分離的靜觀鑒賞轉變為個體行動的自我實驗，實踐者在自我發展的同時真實變革世界而成為自由勞動者。人工智能技術以指令、數據統一與程序對應性取代謀生勞動的外在目的、分工與工序，成為謀生勞動代理體。由此解放出的勞動者不再僅僅依賴于消極休閑，而在人機互動中實踐著自由勞動的探索，積極休閑成為必要勞動的更新機制活動。

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內涵的自由勞動，使必要勞動之外的自由時間活動超出（卻不排除）消極休閑的休息機制，而成為推進必要勞動更加人性化的積極休閑。積極休閑，就其獨立于必要勞動而言，它仍然可視為休閑；在與必要勞動及消極休閑相區別的意義上，它是超越休息而醞釀新的活動方式的母體。

消極休閑轉變為積極休閑的樞紐，是打破消極休閑與必要勞動的外在目的性循環，而逐漸發育出內在目的性的自主活動意向，進而開創出自由勞動形態的活動方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代理必要勞動的趨勢，使勞動主體如何保持技術根源地位（從技術到人文價值）成為根本課題。將消極休閑轉化為積極休閑，而發展出新的自由勞動，正是這一課題的實踐方式。

作為人性自我實現的探索，積極休閑不僅賦予消極休閑無力凝聚的自由時間意義而消除虛無主義，而且推動必要勞動內在地轉化為新的勞動。積極休閑與自由勞動趨于一致，此即“擔水砍柴，無非妙道”的境界。馬克思主張的基于社會歷史條件的自由勞動，區別于私人心境調適術，因為社會化的自由勞動根本上并非個體心性修養所能造就，而要求客觀的必要勞動技術進步與社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