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婉婷 李忠夏，分別系首都師范大學科技法中心博士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人工智能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等方面產生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帶來了一系列治理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把握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和規律，加緊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2025年8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提出，要“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倫理準則等，推進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相關立法工作”。如何構建科學有效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體系，既促進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又防范安全風險，是當前亟待關注的重要課題。

一

法治具有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當前，相較于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引發的安全風險、倫理風險以及各種不確定的風險，人工智能立法速度則相對遲緩，面臨著技術動態性與法律滯后性的結構性矛盾。以人工智能推進高質量發展，要充分認識和評估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治理風險，加強對人工智能的戰略研究、前瞻預防和約束引導，通過加強人工智能立法，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體系是減少技術風險、確保安全可靠的有效手段。隨著人工智能在各個領域的迅猛發展，人工智能的系統性風險也呈現多樣化、復雜化趨勢。必須高度重視管理技術風險，提高人工智能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只有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和規律，構建人工智能法律法規體系，加快推進國家層面關于人工智能的綜合性立法和制度建設，才能協調好技術發展與制度回應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厘清技術發展的目標與路徑，加強制度化治理、系統性監管和全鏈條規范。同時，通過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體系，有助于在法律法規、倫理約束、行業自律與公眾監督等層面協同發力，提升國家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治理能力和主動權，引導人工智能技術在規范有序的軌道上健康發展。

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體系，能夠營造更加穩定、透明、公平的技術發展環境，有助于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壯大智能產業，為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提供助力。人工智能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抓手。當前，世界主要國家加緊出臺人工智能領域相關規劃和政策，力圖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競爭與全球發展變局中掌握主導權。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體系，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通過強化標準制定、產業引導和國際規則參與，有效增強我國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二

近年來，我國人工智能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正在加速推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關于加快場景創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應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發布，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提供了指引。《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構筑起我國數據治理和倫理審查的制度基石，有效促進人工智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但與人工智能安全監管日益增長的法治需求相比，現有的人工智能立法還不夠完善，缺少人工智能安全監管的專門法律，在一些促發展、保安全的關鍵問題上還存在空白。同時，還面臨現有規則過于分散、規則之間相互協調銜接不足等問題。比如，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主要側重于單一要素監管，而地方性法規位階相對較低，難以應對人工智能技術跨區域應用的復雜性。為此，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加快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體系。

首先，以統籌安全和發展為基本導向。人工智能產品和服務日益商業化、大眾化、普及化，潛在安全風險更加突出，對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統籌安全與發展，基于制度環境、技術產業基礎與發展目標，明確人工智能技術研發、使用、治理應當遵循的理念和基本法律原則，為人工智能法律法規的解釋適用和完善發展提供價值指引。堅持以增進民生福祉為宗旨，以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為基礎，建立完善人工智能設計、評估、測試、監督、責任等制度，營造有利于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的良好法治環境，確保在法治穩定性與新興技術治理靈活性之間保持平衡。

其次，立足現實需要，構建體系化的人工智能法律保障制度。人工智能發展將帶來的法律法規變革，涉及人工智能法律屬性、管理體制、法律責任等問題。從立法趨勢上看，在當前全球科技競爭背景下，人工智能領域的高位階立法仍是人工智能領域法律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要總結人工智能治理經驗，加快人工智能立法進程，制定出臺人工智能促進法，明確人工智能發展的基本原則、監管框架與促進措施，增強人工智能立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積極引入適應性治理理念，容納技術發展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與未知前景，為技術進步預留發展空間并劃定安全底線。同時，根據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趨勢，明確不同階段的政策目標和實現路徑，確保相關的要素法與領域法協同配合。

再次，兼顧多元共治與行業自治，采用“軟法先行”立法策略。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構建跨領域、跨部門的協作機制，明確各部門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職能與責任，強化整體治理能力。行業自治是化解人工智能發展與風險之間矛盾的關鍵。《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第五條規定，鼓勵相關行業組織加強行業自律，建立健全行業標準、行業準則和自律管理制度，督促指導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制定完善服務規范、依法提供服務并接受社會監督。提高人工智能行業在制度制定過程中的參與度，對行業標準、倫理指南、技術規范等非強制性規則進行引導，在積累一定治理經驗和共識的前提下，再逐步上升為法律，構建“標準—規范—法律”的立體制度體系。

最后，提升我國人工智能立法國際影響力。當前，各國紛紛加快制定完善人工智能相關法律法規，爭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主導權。及時關注國際競爭態勢，積極參與國際人工智能治理標準與規則的制定，主動貢獻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方案，為推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新的框架。推動人工智能國際交流合作，加強與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企業、科研機構的技術交流，縮小全球數字鴻溝，避免技術割裂，從而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