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揚、戰炤磊，分別系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江海學刊雜志社副主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這一重要論述為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供了重要遵循。我們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時與勢，堅持守正創新，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以高效能治理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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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領域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答題。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催生了文化領域的深刻變革，不僅拓展了文化發展領域，而且衍生出全新的文化領域治理訴求。只有不斷推進信息化條件下的文化領域治理，才能更好地踐行習近平文化思想，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匯聚起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精神力量。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使命。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與激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進程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面對信息化發展大潮，堅持以我為主、興利除弊，全面加強文化領域治理，制度體系和能力建設同頻共振，有利于堅定道不變、志不改的信心和決心。一方面，通過持續深化文化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以不斷完備、逐步完善的“文化之制”保障文化繁榮發展；另一方面，通過持續提升文化領域治理的效力和能級，有效破解文化領域改革與發展面臨的諸多難題，以更加系統科學的“文化之治”促進新時代文化發展。

如期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目標的迫切需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出了系統部署。無論是推進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工作，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還是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都離不開文化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握信息化條件下文化發展規律，掌握文化領域治理的時度效，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才能始終確保目標方向的準確性、任務內容的協同性、方式方法的有效性。

信息時代搶抓機遇、應對挑戰的有效手段。網絡信息技術對文化建設既有積極的“賦能”功效，也有消極的“負能”效應。如何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賦能功效，有效規避和化解其負面沖擊，是當前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現實難題。無論是積極主動搶抓機遇，還是有力有效應對新技術新應用帶來的考驗，均需要文化領域治理出新招、出硬招、出實招。一方面，利用信息技術培育文化新業態、創造文化新產品、提供文化新服務、滿足文化新需求，都需要依托高效能治理來有效實現科技與文化的深度融合發展；另一方面，面對信息技術引發的文化碎片化、同質化、快餐式等問題，必須開展全方位、全周期、立體化的協同治理，才能使信息化更好造福人民群眾、促進文化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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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是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著眼于提升思想引領力的文化領域治理。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正確思想指引。強大的思想引領力是文化強國的重要特征，強調通過推動理論創新、指導實踐行動、抵制錯誤思潮，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當前，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為黨的理論創新和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但同時，各種錯誤思潮傳播也“有機可乘”，使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更加嚴峻、思想政治工作的難度進一步加大。為此，需要強化以提升思想引領力為導向的文化領域治理，以互聯網思維推進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理念、方法、手段、機制創新，構建線上線下有機結合的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體系，為強國建設提供思想保障。

著眼于提升精神凝聚力的文化領域治理。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強大的精神凝聚力是文化發達的重要體現，要求借助主流文化的凝結聚合功能將差異化、分散化的力量統一起來、集中起來，形成強大的親和力、吸引力、向心力，團結和動員各個民族、各類主體，共同致力于推動高質量發展、保持社會穩定。信息技術能夠通過更加便捷的溝通促進更大范圍的協同合作，但同時容易產生“數字鴻溝”“信息繭房”等負面效應，甚至可能放大理念差異、立場矛盾和利益沖突，增加文化交流融合的難度。為此，需要強化以提升精神凝聚力為導向的文化領域治理，把網絡內容建設和管理擺在突出位置，不斷鞏固主流思想、主流價值、主流文化在網絡空間的主導地位。

著眼于提升價值感召力的文化領域治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各種文化之爭，本質上是價值觀念之爭，也是人心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價值觀作為文化的核心，既是文化感染力、號召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文化影響力、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建設文化強國“首先要打好價值觀念之爭這場硬仗”。發展具備強大價值感召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要整合多樣化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努力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共情共鳴，匯聚起強國建設的強大合力。值得關注的是，當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錯誤思潮仍不時出現，加之一些網絡平臺的虛假信息、惡意炒作以及對低俗劣質文化作品的傳播，對文化的價值感召力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為此，需要強化以提升價值感召力為導向的文化領域治理，持續整治各種類型的網絡亂象，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建設網絡文明，把信息化條件下的變量轉化為清朗空間的發展增量。

著眼于提升國際影響力的文化領域治理。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國數字化文化傳播體系的不斷完善、數字文化產品出口競爭力的不斷提高，使得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但也必須看到，推動文化“走出去”仍面臨西方國家的文化霸權等制約因素。推進文化領域治理，其底氣在于文化的主體性、包容性、開放性、創新性。為此，需要強化以提升國際影響力為導向的文化領域治理，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國際文化傳播體系，搭建常態化、網絡化、多元化的跨國文化交流與合作平臺，借助數智技術更加有效地宣介中國主張、發出中國聲音，把我們的道路優勢、制度優勢、文化優勢轉化為國際傳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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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文化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應瞄準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各項任務的新要求新趨勢，遵循文化建設和治理的內在規律，堅持守正創新、系統集成、協同合作，聚焦方向引領、共識凝聚、資源配置、組織動員、機制創新、風險防控等維度，全面提升文化領域治理能力。

匯聚多方合力，著力構建文化領域治理共同體。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遵循“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理念，構建因應信息化要求的文化領域治理共同體。始終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充分發揮黨建引領作用，把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黨管互聯網原則落實到位；明確政府在文化繁榮發展中的角色定位，確定政府的職責邊界，提升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能力，改進政府的文化監管效能；完善文化市場體系，確立各類市場主體的文化責任，鼓勵文化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文化建設著眼于人、落腳于人的要求落到實處，拓寬人民群眾參與治理的渠道，將人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作為衡量文化領域治理績效的根本指標。

集聚各類要素，夯實文化領域治理的平臺基礎。準確把握文化建設和治理對各類資源要素的需求，構建合乎規律和特點的資源配置機制，引導優質資源要素向重點領域集聚，以要素集聚優勢鍛造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新優勢。深入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構建權威的文化資源數據庫和高效的數字文化資源交易平臺，健全文化領域的數據要素共享機制，強化數據支撐；堅持內源培育與外源引進相結合，構建“引育用留”一體化的人才服務體系，全面提高文化人才的人力資本水平和數字素養，加快建設規模宏大、結構合理、銳意創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隊伍。

強化技術賦能，創新文化領域治理的方式方法。推動科技與文化深度融合，從價值理念和工具手段兩個層面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賦能功效，不斷創新文化領域治理的方式方法。利用信息技術的數據獲取和處理優勢，構建跨層次、跨領域的數字化平臺，打通不同文化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降低不同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實現“精準式”治理；善用信息技術，強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拓寬參與渠道，實現“全員式”和“協同式”治理；利用信息技術的動態跟蹤與科學預測優勢，推動治理重心從事后向事中、事前轉移，實現“全程式”治理；利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在信息篩選和內容審查方面的效率優勢，有效應對風險挑戰，實現“即時性”治理。

加強政策集成，完善文化領域治理的制度保障。按照“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要求，集成設計相關制度體系，協同抓好相關政策落實，確保文化領域治理始終運行在法治化、制度化的軌道上。更加注重系統集成，完善配套政策體系，將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到實處，完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更加注重機制創新，完善關鍵領域制度機制，如輿論引導機制和輿情應對協同機制、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等；更加注重綜合治理，加強重點領域監督管理，如文娛領域綜合治理、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人工智能安全監管、網絡生態常態化長效化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