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絲綢之路中外藝術交流圖志”首席專家、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藝術是人類的共同語言，也是呈現和傳播人類文明的載體。絲路藝術融物質性與審美性于一體，其“藝術鏈”構成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特殊話語體系。絲綢織物、音樂舞蹈、器物藝術為構建人類審美共同體發揮了重要作用。建筑、雕塑、壁畫等藝術樣態、風格和觀念的“流動”，傳播了軸心時代精神，體現出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絲路藝術既為我們理解歷史提供了視角，也為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搭建了橋梁，同時成為精神文化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波斯地毯   作者/供圖

絲綢之路“藝術鏈”的話語功能

絲綢之路藝術以人們能夠直觀領悟的共同語言表達和傳遞知識、思想、信仰與審美體驗。它既是人文精神的表達者，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言說者。絲綢之路持續了兩千多年，見證了亞歐非主要文明體的興衰演變。這一漫長的時間和巨大的空間，不僅為各種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條件，而且形成了貫通古今、融合各種藝術門類的“藝術鏈”，延伸和豐富了人類的藝術經驗和人文思想。諸如動物形象藝術、植物形象藝術、宗教形象藝術、器物藝術、樂舞藝術、織物服飾藝術，以及自然物的藝術化與想象物的象征性，不僅各自形成藝術系列，而且形象之間也可能相互交織出現，形成各種各樣的鏈接和變異發展。從其深層來看，則是各類藝術與人構成的價值關系的縱橫延伸和藝術原型的置換變形，它們超越了時間、空間、民族、地域的界限，獲得象征意義，構成具有“約定性”的話語體系，表達了人類情感的相通性和審美意識的共同性。大到絲綢織物和瓷器等“流動”藝術長達千年的交流、佛教藝術對宗教信仰和哲學思想的詮釋，小到一種服飾、舞姿、樂器、雕塑、圖像、壁畫、符號、印章、錢幣圖像、紋飾圖案、器物造型、動物形象、印花工藝等，都可以找出與絲綢之路上各種文明形態、文化模式、哲學思想、宗教信仰之間的淵源和關系。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引發互補性需求，形成文明交流互鑒的內在驅動力。絲綢之路上的交流主要是物質貿易，但“物”不僅具有使用價值和實用意義，還承載著不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世界觀”等諸多精神要素，特別是那些具有藝術性的“創造物”，蘊含豐富的審美意識和人文思想。絲綢和織物的質地、色澤和圖樣所具有的美感，器物的造型和紋飾所負載的文化意義，建筑、雕塑、壁畫對宗教信仰與思想的闡釋和傳播，天馬、駱駝、獅子、羽人、翼獸、菩提、蓮花、石榴等“天物”的藝術化和“造物”的象征性，都負載著某種文明精神、思想觀念和審美意識。它們在絲綢之路廊道上的不斷置換變形都有人的情感和精神追求的驅動，具有鮮明的思想性和人文精神。

我們應該看到，藝術作為特殊的交流語言，在絲綢之路所傳播的精神文化，其意義遠遠超過了物質交流對人類文明的塑造。近年來的考古證明，人類對交流互鑒的渴望既源于物質需求，更源于對真善美的共同追求。這一現象背后的動因，遠非物質交換所能概括，而是深植于人文精神與人性本質之中。人類在絲綢之路上形成并累積的這些復雜精神需要相應的表達方式和途徑，而藝術則正是溝通彼此的共同語言，其多種形態及其各門類之間的融通構成的“藝術鏈”，以特殊的方式表達和構建了人類審美共同體意識。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

審美意識的物化形志

絲綢之路藝術作為文明互鑒話語的體現是藝術物化形態和“物的藝術表達”，就是在“物”中賦予審美性和藝術性，“物”的交流中帶有情感、觀念和思想意識的表達功能。其中，絲綢織物藝術、瓷器和金銀器等器物藝術、音樂舞蹈藝術等為構建人類審美共同體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絲綢織物作為日常生活的審美對象和特殊的交際“語言”，通過貿易流通，把穿衣裝扮的日常生活行為升華為世人共同追求的審美實踐，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的審美水平，也體現出人類審美理想的共同性。其紋飾、圖案和印染工藝則融入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元素，“和而不同”的文化通過絲綢織物藝術而相互認同和彼此欣賞。

在絲路藝術中，器物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大藝術領域，也是較早突破區域界限在不同文明之間相互交流互鑒的另一特殊“話語”體系。器物千姿百態的造型和紋飾，蘊蓄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藝術風格，在東西方交流過程中體現了人類審美意識的相通性，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和審美趣味。中國瓷器長期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大宗商品持續外銷，魅力長久不減。絲綢之路器物中既有實用品，又有藝術品，既有神圣的禮器、祭器，也有日常生活用品，都有獨特的審美風格，以“有意味的形式”進行交流。

如果說器物藝術是靜態的文明對話，那么音樂舞蹈則是動態的情感共鳴。隨著絲綢之路的人員流動和藝術交流，古埃及樂舞、波斯樂舞、古印度樂舞、西域龜茲樂舞、西涼大曲等，與中國中原樂舞和民族樂舞以及草原樂舞相互融合相互影響，形成了新的樂舞形態，促進了中國樂舞的嬗變，甚至影響了宮廷音樂，產生了深遠影響。樂器是絲路藝術交流中另一重要現象，各民族的樂器在在地化與本土化的傳播過程中，增加了樂器的品類，充分體現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的道理?！稑窌穲D論·胡部》記載了胡人樂器、歌、舞與中原音樂歌舞的關系。其中，樂器有金屬樂器、石屬樂器、土屬樂器、革屬樂器、絲屬樂器、竹屬樂器、木屬樂器等共百余種；舞蹈有胡旋舞、高麗舞、百濟舞、高昌舞、龜茲舞、安國舞、康國舞、天竺舞、越舞、于闐舞、西涼舞等舞蹈形式；樂器有胡琴、胡瑟、胡箜篌、胡笳、胡笛、羯鼓、琵琶、毛員鼓、答臘鼓、雞婁鼓等，反映了絲綢之路對樂舞融合的重大作用。絲綢之路上的音樂舞蹈交流，是時間藝術中的特殊話語表達，對人類審美共同體意識的構建和空間拓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北周時期 鎏金銀胡瓶    作者/供圖

共同價值觀的藝術表達

絲路藝術是文明互鑒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特殊話語表達。建筑、雕塑、壁畫、石刻等形象體系和象征符號在絲綢之路的傳播和本土化，不斷延伸和豐富人類的藝術經驗，顯示歷史的精神演化歷程，標識著歷史的精神刻度和思想意蘊，并且在藝術嬗變過程中體現出無限延伸的能力，形成歷史性的意義鏈接。

從長歷史時段來看，公元前2世紀左右，絲綢之路開通之際正值軸心時代結束而其精神開始深入實踐之時。軸心時代開辟了人類精神發展的新紀元，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正是對軸心時代精神實踐的歷史接續，藝術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其中佛教藝術是集建筑、雕塑、壁畫三位一體的藝術系統。在佛教藝術中，佛造像的出現是重要的藝術現象，“像”被賦予特殊的象征意義。佛像兼具希臘、印度、大夏、安息的藝術元素，融合了印度的佛教雕塑藝術、希臘藝術技巧和人體美觀念，希臘化的“佛立像”成為犍陀羅藝術的標志物。從絲綢之路的視域看，犍陀羅聯通了絲綢之路沿線的佛教造像系統。向西，佛像的形成融合了希臘雕塑的原型和造像技巧，而希臘的造像又聯系著古埃及與西亞的雕塑藝術源頭。特別是佛教的中國化，對中亞和東亞雕塑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藝術呈現并傳播了宗教內容，在這個過程中，藝術也成就了自身。佛教傳入中國以后，特別是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以其博大的容量和極強的消化功能，吸收印度和西域藝術風格，經過本土化的吸收，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藝術系列。雕塑、建筑，特別是佛塔的藝術樣式、風格、技藝在絲綢之路的“流動”和“創化”，融入中國哲學對空間的理解與思考。廟宇祠堂等蘊含神圣信仰的建筑和造像，將菩薩信仰、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民間信仰融為一體，而飛天形象的中國化和審美化，則充分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和平性、包容性和連續性。敦煌、麥積山、云岡、龍門及遍布中國大地的石窟雕塑藝術，體現著中國藝術精神與域外藝術精神的交流融合，極大地影響了日本、朝鮮等國家的藝術審美。

絲綢之路不僅是物質交流和人員交往之路，也是人文交流和藝術交融之路，是思想、信仰、情感的傳播和創新性發展之路。古絲綢之路藝術對當代文化交流有重要影響。音樂、舞蹈、繪畫、戲劇、電影、電視、動漫、書法、絲綢服飾和織物等藝術，伴隨當代文化旅游及政府和民間交流在絲綢之路上持續傳播，使得民心相通，情感相融。絲綢之路藝術在不同地域民族間的傳播，體現出彼此欣賞、和而不同、包容差異的文化精神，反映了人類對和平、幸福、安康的共同追求。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唐代陶說唱俑    作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