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魯克儉，系海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自《資本論》1867年第一卷出版，特別是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編輯的《資本論》第二、三卷分別于1885、1894年出版以來，學者們對《資本論》的解讀研究，總體上看有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三條進路。

經濟學進路

馬克思在世時，季別爾、考夫曼等俄國經濟學家就曾發(fā)文章評論《資本論》。馬克思去世后，為了應對洛貝爾圖斯的挑戰(zhàn)（即指責馬克思剽竊了他的剩余價值理論），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1885年）中，向發(fā)難者發(fā)起反挑戰(zhàn)，即“有獎征文競賽”。競賽持續(xù)到1894年，涉及的是平均利潤率與價值規(guī)律的相容性問題，最終涉及著名的價值向價格的“轉形問題”。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序言（1894年）中，對參賽論文作了簡要評述。

《資本論》第三卷出版之后，《資本論》研究迎來第一波高潮。德國新歷史學派的桑巴特對《資本論》第三卷作了評論（1894年）。恩格斯晚年與桑巴特和施米特就“轉形問題”保持著通信聯(lián)系。奧地利邊際學派的龐巴維克早在1884年，就在其《資本與利息》一書中對《資本論》第一卷進行了猛烈攻擊，認為無論在演繹方法還是經驗證據上，勞動價值論都難以成立。并在1896年出版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一書中，明確提出了《資本論》第一卷與第三卷的矛盾問題，其核心是“轉形”問題。1904年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以《龐巴維克的馬克思批判》一文對龐巴維克進行了反批判。1907年，俄國經濟學家博特凱維茨發(fā)表了兩篇研究轉形問題的重要論文，對后來的研究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

恩格斯去世之后，學者們的經濟學解讀進路可以概括為以下三種：以龐巴維克為代表的《資本論》批判；以希法亭為代表的反批判；以盧森貝為代表的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研究。這三種研究都是職業(yè)經濟學家基于《資本論》的解讀，它們雖然偶爾涉及《資本論》中的哲學方法，但本質上仍然是經濟學研究。就前兩種進路來說，批判《資本論》的一方抓住轉形問題不放，而維護《資本論》的一方，則不得不對轉形問題作出回應。轉形問題百年研究史表明，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要害就在于，馬克思《資本論》并非實證經濟科學，而是政治經濟學。以數量經濟學方法和視角來解讀《資本論》，會導致對《資本論》的解讀走向歧途，陷入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設置的話語陷阱，并最終會走向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借用波普的科學劃界標準，勞動價值論的價值概念不在于其實證科學性（可證偽性），而在于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釋力。

《資本論》研究專家盧森貝所著《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發(fā)展概論》（手稿在其1950年去世后于1954年出版）開創(chuàng)了《資本論》經濟學解讀的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研究進路。維戈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的一個偉大發(fā)現的歷史：論〈資本論〉的創(chuàng)作》（1965年）和《〈資本論〉創(chuàng)作史》（1970年），使這一研究路徑在蘇聯(lián)發(fā)揚光大。幾乎在同一時期，羅斯多爾斯基的《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1969年），是西方學者關于馬克思《資本論》創(chuàng)作史研究的代表作。法國學者呂貝爾則重點關注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六冊計劃”。20世紀80年代以后，《資本論》創(chuàng)作史研究成為國內《資本論》研究的熱點問題，除了盧森貝、維戈茨基、羅斯多爾斯基等人著作的中譯本出版，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專著也相繼出版，如陳征、嚴正編《〈資本論〉創(chuàng)作史研究》（1983年），馬健行、郭繼嚴著《〈資本論〉創(chuàng)作史》（1983年），田光、陸立軍著《資本論創(chuàng)作史簡編》（1992年）。伴隨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版（MEGA2）第二部分即“《資本論》及其手稿和全部準備材料”全部出齊，在筆者看來，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研究或《資本論》創(chuàng)作史研究應該成為當今《資本論》經濟學解讀進路的正途。

社會學進路

希法亭對龐巴維克的反駁并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而更多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在《龐巴維克的馬克思批判》中，希法亭敏銳地發(fā)現，龐巴維克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批判，是從人與事物之間的個體關系開始，而不是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開始。龐巴維克的經濟學屬于邊際學派經濟學范式，即馬克思所批判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在希法亭看來，龐巴維克混淆了使用價值和作為價值形式的價值。希法亭贊同馬克思，把使用價值看作是商品的自然形式，把價值看作是商品的價值形式，而后者是相互獨立的生產者之間社會關系的表達。希法亭認為，馬克思關注的焦點不是經濟史，也不是生產力的技術發(fā)展，而是商品生產的社會形式及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

希法亭對龐巴維克的反批判開創(chuàng)了《資本論》研究的社會學進路。正如蘇聯(lián)經濟學家魯賓在其著名的《馬克思價值理論文集》（1923年）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只是在希法亭的這兩篇論文之后，“人們才開始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社會學性質”。此后，德國學者佩特里在其《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社會內容》（1916年）中強化了這一進路。佩特里在該書的導論中，依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關于方法論的敘述，強調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在方法上的二元論，即黑格爾精神哲學方法與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方法的“不自然結合”。在佩特里看來，在馬克思的一般理論，特別是歷史哲學中，唯物主義—自然主義是主導因素；而在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中，黑格爾精神哲學（文化科學）觀念則成為主導。佩特里特意區(qū)分了馬克思思想方法中的“歷史”維度與“社會”維度，并把社會維度看作是馬克思一般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出發(fā)點。佩特里還試圖從德國哲學家李凱爾特的新康德主義文化科學視角，挖掘馬克思價值理論中的“社會內容”。在佩特里看來，馬克思是在完善古典經濟學價值理論，以及在批判李嘉圖學派解體后產生的庸俗經濟學價值理論的過程中，明確了自己價值理論的“社會關系”視角。而20世紀末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1883-1929）》一書錯誤地把佩特里和魯賓的研究歸入“對價值理論進行的哲學思考”。實際上佩特里的《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社會內容》采取的是一種社會學進路的《資本論》解讀研究方法。

希法亭特別強調，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商品是“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前者是商品的自然方面，后者是商品的社會方面；前者與私人勞動相關，后者與社會勞動（社會必要勞動）相關。希法亭還指出，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在對佩特里的書評中，希法亭特別提到社會學進路的方法論是回擊對馬克思經濟學體系駁難的關鍵點，而這正是佩特里著作的出發(fā)點。不過在希法亭看來，在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佩特里所謂的方法二元論，這種二元論是佩特里強加給馬克思的。希法亭還評論說，佩特里不是以經濟學家而是以哲學家的身份來研究方法論問題的。從希法亭的兩篇論文及對佩特里的書評來看，希法亭對于自己開創(chuàng)的《資本論》研究的社會學進路有著明確的自我意識。

魯賓在其“價值形式”研究中明確提出了《資本論》解讀的“社會學”進路。魯賓還提到，佩特里不但對政治經濟學感興趣，也對哲學感興趣；希法亭的《卡爾·馬克思理論經濟學的建構》一文闡明了馬克思理論的社會學方面。

魯賓的價值形式研究直接受到希法亭的啟發(fā)，而且他也在佩特里那里找到了知音和同路人。魯賓價值形式研究的社會學進路，并非像同時代人及后人所誤解的那樣，陷入了交換決定論的窠臼。魯賓主要是從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辯證關系的角度來考察價值形式。這種“價值形式”并非盧森貝在《〈資本論〉注釋》中所注解的交換價值形式，而是在生產領域就已存在的價值實體的表現形式。換句話說，如果把價值僅僅看作是交換的產物，那么就陷入了現代西方經濟學邊際經濟學派的誤區(qū)。以門格爾和繼承者維塞爾、龐巴維克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以主觀主義的邊際效用理論為基礎；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將邊際效用論與供求論相結合，構建了均衡價格理論框架。魯賓雖然繼承了希法亭從社會學對龐巴維克進行批判的思路，但并沒有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新古典經濟學基于供求交換關系的均衡價格理論。均衡價格理論必然導致以價格取代價值，把價值看作是馬克思本質主義的多余概念。

希法亭社會學進路的理論出發(fā)點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對此，希法亭和魯賓都有明確論述。關于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關系，列寧早在1894年創(chuàng)作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中，就強調唯物史觀在《資本論》中已經從假說變?yōu)榭茖W。在1913年寫作的《卡爾·馬克思》一文中，列寧明確把唯物史觀看作是科學的“社會學”和歷史觀。因此，列寧可以說是《資本論》社會學進路的另一位開創(chuàng)者。

哲學進路

20世紀以后，《資本論》解讀研究的第一個哲學進路是從辯證法（或辯證邏輯）視角進行《資本論》研究。可以說，列寧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資本論》哲學研究。在《哲學筆記》中，列寧已經開始基于黑格爾的《邏輯學》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他明確提出，“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基于列寧的構想，羅森塔爾、伊利因科夫、澤勒尼等蘇聯(lián)和東歐學者嘗試重建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或辯證邏輯）。

伊利因科夫重構了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其1960年出版的俄文著作《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第3章的法譯文，直接影響到阿爾都塞的《讀〈資本論〉》。實際上，意大利新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德拉·沃爾佩早在1950年的《作為實證科學的邏輯學》一書中就集中考察了他所謂的馬克思“具體—抽象—具體的方法論循環(huán)”。捷克學者澤勒尼的專著《論馬克思〈資本論〉的邏輯結構》，直接以建構《資本論》的辯證邏輯為抱負。為此，澤勒尼不僅吸收了黑格爾的辯證法，還借鑒了現代邏輯學家（如塔爾斯基）的邏輯學思想。

建構《資本論》的邏輯，不但是冷戰(zhàn)時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理論自覺，而且也影響到西方世界。魯賓的“價值形式”研究，啟發(fā)了20世紀60年代末產生的西德“資本邏輯學派”（后更名為“馬克思新閱讀學派”）和21世紀以后流行的英語世界“新辯證法（或體系辯證法）學派”。“資本邏輯學派”并不意圖建構與形式邏輯并行的辯證邏輯，而是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旨趣，致力于以黑格爾的《邏輯學》來重構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學范疇和概念的辯證法，并從中推演出資本主義滅亡（或崩潰）的結論。因此，“資本邏輯學派”的“資本邏輯”，并非阿爾都塞式的超穩(wěn)定“結構”的邏輯，而是資本主義滅亡的內在邏輯。英語世界以阿瑟為代表的“新辯證法學派”，則把馬克思《資本論》與黑格爾《邏輯學》硬捆綁，把馬克思整個《資本論》看作是對黑格爾《邏輯學》的機械照搬和應用。

從《資本論》讀出唯物史觀，是《資本論》解讀研究的第二個哲學進路。受拉布里奧拉影響，克羅齊曾有一個短暫的作為馬克思主義同路人的時期（1895-1900年）。克羅齊在1900年出版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中，從《資本論》讀出的是作為“一般經濟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克羅齊還提出，從《資本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科學，推不出作為倫理學的社會主義，這樣克羅齊就凸顯了休謨問題，即“從是推不出應該”。

不論是基于《資本論》建構辯證邏輯，還是從《資本論》文本讀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都引起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學界的極大興趣和關注。有中國學者提出，馬克思晚年之所以放棄出版《資本論》第二、三卷，就是發(fā)展和完善唯物史觀占用了馬克思晚年太多的時間；還有中國學者不但從《資本論》讀出唯物史觀，還進一步從《資本論》蘊含的唯物史觀中讀出了倫理維度。

與此進路相反，《資本論》解讀研究的第三個哲學進路是對《資本論》進行“去唯物史觀”的處理。前文提到的佩特里，實際上就在對馬克思歷史哲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進行切割。馬克思新閱讀學派和新辯證法學派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對《資本論》做“去唯物史觀”哲學解讀的代表，他們都強調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學理論僅適用于“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不承認有恩格斯所謂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為此，他們還嚴厲批評恩格斯的“簡單商品經濟”概念及“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的命題。實際上，唯物史觀本來就包括歷史（即歷時性）和社會（即共時性）兩個維度，“去唯物史觀”的《資本論》解讀是片面的。

建構馬克思勞動哲學是《資本論》解讀研究的第四個哲學進路。盧卡奇晚年寫作的《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試圖建構馬克思的勞動本體論。盧卡奇強調馬克思的勞動是人與自然界之間進行的物質交換，強調異化勞動與對象化勞動的區(qū)分，強調馬克思的對象化勞動具有超歷史性（有別于異化勞動的資本主義歷史特征）。因此，不存在馬克思從“生產邏輯”到“資本邏輯”的“斷裂”，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勞動，到《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唯物史觀生產勞動，再到《資本論》雇傭勞動與勞動哲學并列，勞動哲學是貫穿馬克思一生思想發(fā)展的主線。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勞動哲學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寫道：“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fā)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fā)展程度。”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哲學，生產力是分工的總生產力而非分工的局部生產力，因此，全產業(yè)鏈就是一個國家生產力“質”和“量”的重要體現；在經濟活動的四個環(huán)節(jié)中，生產是起決定作用的環(huán)節(jié)；生產性勞動，即“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yè)），是體現一個社會核心競爭力的方面。可以說，勞動哲學是中國當下《資本論》哲學解讀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