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榮，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廈門大學黨委書記

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海洋事關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時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向海圖強之路”，并對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出系統部署。“十四五”時期，我國海洋經濟突破10萬億元大關，但同時也面臨資源約束趨緊、生態壓力加大、國際競爭加劇等多重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海洋強國建設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有機組成和重要任務，要求“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如何在“十五五”乃至更長時段實現海洋經濟的質效躍升，需要進行系統思考。

1.海洋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與發展現狀

海洋經濟作為兼具系統性、戰略性的特殊區域經濟形態，在國家發展全局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戰略地位。“十四五”時期，我國海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在國民經濟中展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從國家戰略層面看，海洋經濟增長夯實海洋強國根基。建設海洋強國，要求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推動海洋經濟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使海洋經濟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這不僅體現在海洋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更在于其增速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近年來，我國海洋經濟呈現出穩步增長的態勢，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24年我國海洋經濟總量再創新高，海洋生產總值達105438億元，同比增長5.9%，增速高于國內生產總值0.9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7.8%。

從經濟循環視角看，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國民經濟循環的廣度與深度。海洋經濟涵蓋漁業、船舶制造、海洋能源、濱海旅游等多元產業，貫穿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全鏈條，是連接陸地經濟與全球市場的關鍵紐帶。構建完整且先進的海洋產業體系，既包括依托海洋資源稟賦，推動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油氣開發等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也包括加速海洋生物醫藥、海水淡化、海洋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近年來，我國海洋新興產業不斷壯大，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傳統海洋產業與新興海洋產業協同發展。2024年，15個海洋產業增加值43733億元，比上年增長7.5%。從產業結構來看，海洋第一產業增加值4885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37704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62849億元，分別占海洋生產總值的4.6%、35.8%和59.6%，第三產業占比最大，是海洋經濟的重要支撐。

從高質量發展維度看，海洋經濟是推動經濟從量的積累轉向質的提升的重要領域。依托海洋科技革命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可實現海洋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破解資源環境約束。近年來，我國海洋藥物和生物制品業保持平穩發展，海洋藥物研發和生物制品開發持續推進；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持續回暖，海洋裝備關鍵核心技術不斷突破，自主研發能力穩步增強；海洋旅游市場持續升溫，郵輪旅游躍上新臺階；海洋新能源產業也得到快速發展，為我國能源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從國際合作視野看，海洋經濟是參與全球海洋分工、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的核心載體。我國海洋經濟由1.8萬公里大陸海岸線、470多萬平方公里海域總面積所孕育，其地理分布及產業結構，決定海洋經濟在“一帶一路”海洋合作、國際航運競爭、深海資源開發等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來，我國在遠洋捕撈、深海油氣資源勘探開發以及深遠海養殖等領域不斷加大力度，與周邊國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海洋漁業合作不斷深化，加強與周邊國家在海洋貿易、航運等領域的合作，強化在海洋科研方面開展聯合研究；在南太平洋地區則開展了一系列海洋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合作項目，參與當地的海洋漁業開發、港口建設等項目。

2.把握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要求

應該看到，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潛力很大，但也存在一些發展短板。“十五五”時期，需要在解決矛盾與克服挑戰中，把握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要求。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取決于產業升級、生態保護與空間優化的協同與平衡。當前，我國傳統海洋產業占比較大且附加值較低，新興海洋產業發展規模較小，產業鏈不夠完善，產業協同效應尚未充分發揮，導致海洋經濟整體效益有待提升，且生態環境受到影響。我國海洋漁業中近海捕撈占比較高，高附加值的遠洋漁業和深海養殖占比較低，這也使得近海海域的海洋生態系統受損，部分海域的漁業資源衰退，海洋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產業升級、生態保護與空間優化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產業發展需依托海洋空間資源，生態容量決定產業發展上限，空間布局則影響產業與生態的協調度，只有三者協同，才能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依賴。例如，浙江舟山通過劃定生態紅線、優化漁港布局、發展遠洋漁業與海洋旅游融合產業，實現了產業效益與生態保護的雙贏。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立足海洋資源稟賦與區位優勢。當前，我國科研基礎設施建設仍有待加強，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特別是在海洋高端裝備制造領域起步較晚，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在設計研發能力、制造工藝、產品質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部分高端海洋裝備仍需依賴進口。此外，我國海洋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不高，科技創新對海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海洋科技研發投入占海洋生產總值的比重尚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更需把握海洋的資源與區位優勢，因地制宜發展海洋經濟。我國海洋經濟具有顯著的地域特色，受海域類型、資源分布、區位條件影響深刻：渤海灣工業基礎雄厚，適宜發展海洋裝備制造；南海熱帶資源豐富，可重點發展熱帶漁業與濱海旅游；長三角港口密集，應強化國際航運與臨港產業。例如，在國務院批準《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發展規劃》的基礎上，2025年7月，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局提出制定加快推進“海上福建”建設工作實施方案，推動建立海洋強省、全國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統籌協調機制。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融入全球海洋經濟分工體系。當前，全球海洋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發達國家在海洋科技、海洋經濟等領域具有先發優勢，我國海洋經濟在國際市場中面臨著來自發達國家的激烈競爭。此外，海洋地緣政治復雜多變，我國在東海、南海等海域面臨著領土爭端和海洋權益爭端，這些爭端對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構成了地緣政治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提出了“海洋命運共同體”倡議，不僅體現了對全球海洋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追求，更強調了各國在海洋生態保護、海洋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共同責任與合作。海洋經濟發展需考慮跳出“區域局限”，在國際分工中找準定位。我國沿海地區應依托優勢，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珠三角可對接國際海洋科技合作，發展海洋生物醫藥；北部灣可借助中國-東盟自貿區，打造臨港加工與物流樞紐；福建可發揮僑鄉優勢，深化與“海絲”沿線國家的漁業、航運合作。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應強調陸海統籌，實現陸地與海洋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協同發展。這不僅是對傳統海洋經濟發展模式的突破，更是對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優化與提升。當前，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偏重于北部、東部、南部三大海洋經濟圈以及近海、遠海區域的發展，對于陸海統籌的重視不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中國應該“不僅是一個陸地強國，也是一個海洋強國，一個陸海兼修的現代化強國”。陸海統籌要求我們在規劃布局、經濟、生態等領域綜合推進陸海管理工作，實現陸海一體化發展。例如，我國在環渤海地區推動陸海產業聯動發展，將天津濱海新區的高端制造業與海洋資源開發相結合，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3.推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創新

高質量發展海洋經濟，要立足其系統性、戰略性特征，統籌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走出一條特色鮮明、優勢互補、可持續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路。

著力提升海洋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壯大海洋經濟，離不開科技創新。要加大海洋科技研發投入，建立包括政府財政支持、企業研發投入、社會資本參與等在內的多元的海洋科技研發資金投入體系，為海洋科技創新提供充足資金保障。加強海洋科研基礎設施建設，打造一批國際一流的海洋科研平臺和實驗室，吸引和培養高端海洋科技人才，匯聚國際創新力量，提高我國海洋科研的硬件水平。例如，廈門大學牽頭發起的“海洋負排放（ONCE）”國際大科學計劃，有效匯聚了全球一流的海洋科技人才，共同致力于推動海洋科技創新。要強化企業作為海洋科技創新主體的地位，鼓勵涉海企業加大研發投入，與高校、科研機構建立緊密的產學研合作機制，共同開展海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例如，廈門大學“嘉庚”號海洋科考船，是由廣船國際有限公司承接建造的3000噸級科考船，該船建造后，成為中國深遠海科學考察的主力船之一，將高校海洋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同海洋強國戰略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加快傳統海洋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發展質量與產業結構合理程度緊密相關。要運用現代科技和先進管理理念改造提升漁業、海洋交通運輸等傳統海洋產業，提高生產效率、產品質量和附加值，推動傳統海洋產業向現代化、高效化方向發展。例如，在海洋交通運輸業方面，我國通過智能化港口建設和綠色航運技術的應用，提升了港口作業效率，降低了能源消耗。要培育壯大新興海洋產業，制定針對性的產業政策和扶持措施，加強產業園區建設，完善產業配套，加大對海洋生物醫藥、海洋新能源、海洋高端裝備制造等新興海洋產業的培育力度。通過設立專項產業基金、稅收優惠等政策支持，推動產業快速發展。例如，福建省海洋產業技術研究院統籌5億元財政資金，設立生物醫藥、智能裝備、藍碳技術三大研發專項。

堅持海洋生態可持續發展。海洋生態是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基，唯有守住生態底線，才能實現海洋經濟與生態保護的良性循環。在海洋經濟開發過程中要加強對海洋生態環境的監測和評估，建立健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體系。例如，我國在東海海域實施的“生態海”建設工程，通過建立海洋生態監測網絡和評估機制，有效保護了海洋生態環境。要采用先進的資源開發技術和管理模式，實現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例如，廈門大學研究團隊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培育出“東優一號”“西盤鮑”“綠盤鮑”等鮑魚品種，基于“碳中和”提出實施陸海統籌減排增匯方案，助推鮑魚養殖產業早日實現機械化、智能化、信息化，顯著提升產業效益與生態可持續性。加強海洋生態修復和治理，加大對海洋污染的治理力度，開展受損海洋生態系統的修復，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維護海洋生態平衡。例如，我國在渤海實施“藍色海灣”整治行動，使近岸海域水質優良比例提升至2024年的83.7%。

積極參與全球海洋經濟治理。海洋問題的全球性決定了需通過國際協作應對資源分配、生態保護、航運安全等共性挑戰。要加強與世界各國在海洋經濟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海洋經濟秩序，推動全球海洋治理體系完善，實現互利共贏與可持續發展。我國在聯合國海洋大會上積極發聲，提出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便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要深化與周邊國家的海洋經濟合作，加強與“海絲”沿線國家在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科研等方面的合作。例如，我國與東盟國家共同開展的南海海洋環境保護項目，通過聯合科研攻關和技術創新，提升了區域海洋生態保護水平。要推動海洋經濟領域的國際合作項目落地實施，通過合作共建海洋產業園區、開展聯合科研攻關等方式，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