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長江下游地區古國文明研究”首席專家、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助理研究員

良渚古國重要遺址分布圖           作者/供圖

五千多年前，在長江下游地區，以玉器為禮、以稻作為基的良渚古國悄然崛起。作為東亞最早的國家形態之一，良渚古國文明獨特的經濟模式、嚴密的社會制度與深邃的文化基因，為理解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成功申遺，實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揭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深層邏輯。如今，重新審視良渚古國文明，不僅是對先民智慧與歷史記憶的致敬，更是對中華民族文化根脈的溯源。

生業與經濟：文明存續的物質根基

良渚古國以稻作農業為核心構建經濟體系，憑借相對卓越的水利工程與精妙的資源調配策略，成為早期國家經濟治理典范。考古發現顯示，良渚稻田已形成比較標準化的布局：茅山遺址揭露的晚期稻田由河道、河堤兼道路、灌溉水渠與田埂構成，長方形田塊面積為1000—2000平方米，田埂寬0.6—1.2米，長達83米，間距多為17—19米，最寬31米，畝產量達141千克。溝渠系統兼具防洪排水、提供生活用水與灌溉稻田等多種功能。

隨著稻作經濟的標準化、規模化，良渚社會分工也日益精細復雜。莫角山宮殿區南部的池中寺遺址發現大片炭化稻谷堆積，測算總量近20萬千克，說明城內稻谷儲藏量豐富；區域中心如上海福泉山，承擔區域物資調配的關鍵職責；基層村落專注稻作生產，為良渚社會提供充足的糧食供應；不同聚落的稻谷品種存在DNA差異，表明可能出現專業化育種分工，各聚落依據環境與需求培育特色稻谷品種，反映了良渚稻作農業的多樣性，勾勒出“核心—邊緣”經濟網絡雛形。這種經濟架構，既保障資源向核心區集中，又通過合理調配促進區域一體化，推動良渚古國向前發展。

動植物考古進一步揭示良渚經濟體系的多樣性。遺址中家豬骨骼占比高達93%，表明可能已出現規模化養殖，提供穩定的肉食來源；魚類遺存的出土，彰顯比較發達的漁獵經濟，先民利用水域資源，豐富食物種類。穩定同位素分析顯示，貴族群體攝入更多稻米類C3植物與動物蛋白，飲食差異成為社會分層的物質寫照。稻作農業不僅是維持生存的手段，更是塑造文明形態、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良渚古國獨特的經濟模式，為研究早期國家治理提供了樣本。

文化與社會：玉禮制度的秩序構建

以琮、璧、鉞為核心的玉禮器，是維系社會等級與宇宙秩序的文化符號體系，體現先民“以玉事神”“以玉明禮”的精神追求，彰顯早期中華文明對天人關系的哲學思考與制度表達。反山M12的“玉琮王”是玉器工藝“巔峰之作”，每毫米3-5條紋飾的微刻技藝，盡顯史前手工業精湛造詣；外方內圓形制暗合“天圓地方”宇宙觀，神人獸面紋（神徽）的羽冠象征通天之力，獸目代表徹地之能，構建起三界信仰架構，傳遞出先民對神靈世界的敬畏。

從核心區到邊緣地帶，玉琮的尺寸與紋飾復雜度呈現明顯梯度變化。良渚古城的玉琮完整精美、紋飾繁復，昭示墓主至高無上的地位；區域中心的玉琮稍顯簡略，仍具尊貴氣質；基層聚落的玉琮紋飾簡單，多見玉料殘片。等級差異一目了然，構成可視化的社會等級標識體系，將良渚社會階層結構具象呈現。

玉禮制度的運行機制展現社會治理制度。瑤山M7的玉鉞完整，玉瑁與玉墩刻滿紋飾，且上下顛倒、形成圖像閉環系統，賦予統治者權威。鐘家村玉器作坊區高度的專業化分工與殘次品管控，展現了復雜社會的技術邏輯。這種技術體系與信仰控制緊密結合的模式，催生“工匠—祭司—貴族”三位一體，掌控玉器生產、宗教闡釋與社會治理權力，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內容之一。

玉禮制度實現文化認同的空間整合。核心區琮、璧、鉞的神徽高度一致，細節精準；外圍區的玉器紋飾存在簡化或局部省略，但主體結構一致。玉禮制度將技術規范、宗教信仰融為一體，以物質載體凝聚文化認同，維系社會團結。

聚落與城市：分層治理的空間智慧

良渚古國構建的四級聚落體系與“城—水—田”三位一體格局，是東亞早期國家空間治理的典范，彰顯出對空間資源統籌利用的能力。良渚古城300萬平方米的核心區內，莫角山高臺宮殿區居中統御，周圍分布的多處人工土臺可能為墓葬或祭祀設施，規整有序，暗合“以中為尊”觀念。城墻主體為黃土夯筑，局部使用草裹泥塊加固，兼具結構穩定與防潮雙重功能。

良渚古城外圍由11條人工堤壩組成的規模宏大的水利系統，估算總土方量達260萬方，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壩系統。壩體頂寬10—15米，斷面采用草裹泥夯筑技術，兼具穩定性與抗滲性。通過溢洪道與蓄水區協同運作，既可進行水資源管理、有效調控百年一遇的洪水，又可滿足短途運輸與灌溉需求，為良渚古國的穩定提供保障。

聚落等級制度映照良渚古國的國家治理邏輯。良渚社會存在明顯的聚落等級分化，大致形成都城—區域中心—次級聚落—基層村落的多層結構。都城通過壟斷高等級玉器與水利工程強化權威，而區域中心如江蘇寺墩在遵循核心規范的同時，保留部分本地生產自主性。這種“核心控制與邊緣有限自主”的結合，有利于激發區域活力，保證良渚古國穩定。

良渚古城的空間規劃，蘊含先民對自然洞察后的生態智慧。良渚古城建設遵循“濕地—城邑—山林”的和諧生態格局，水系將農田、宮殿區、祭祀區有機串聯，形成一個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生態系統。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念，成為中華文明空間美學的源頭之一。

墓葬與等級：社會結構的物化鏡像

良渚古國墓葬的分化程度與形式，展現出早期國家權力運作機制。反山、瑤山、匯觀山等高等級墓地，規模小，只有十座墓左右，說明存在脫離血緣組織的特殊集團。同新石器很多墓地中的高等級墓葬或高等級墓區不同，這種單獨高臺墓地的差別是社會集團之間的分化。

良渚古國復雜的社會結構與明顯的階層分化通過嚴格的用玉制度得以體現，具體表現為不同等級墓葬中玉器的質量與數量存在明顯差別。根據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與材質特征，可將良渚古城遺址內的墓地劃分為四個等級的社會集團：第一等級以反山、瑤山遺址為代表，隨葬全套玉禮器，包括象征宗教權威的玉琮與軍事權力的玉鉞，玉器材質優良，工藝精湛；第二等級以姜家山遺址為代表，隨葬部分玉禮器，玉琮數量有限，玉器材質不統一；第三等級以文家山遺址為代表，隨葬一部分玉器，缺乏象征身份的頭部玉器；第四等級以卞家山遺址為代表，隨葬非真玉材質的墜飾。這種顯著差異表明良渚社會存在物質占有上的鴻溝與深層次的等級特權差異，已形成較為復雜的層級結構。

良渚古國的墓葬制度通過等級差異與儀式化安排，反映社會組織結構與文化特征。反山、瑤山等高等級墓葬采用人工堆筑的大型土臺，墓葬面積大，隨葬品達1200件（組），盡顯墓主身份與財富；而卞家山等平民墓葬多為平地掩埋，通常1—2平方米，隨葬品以陶器、石器為主，玉器極少。由此可見，良渚社會分層絕非單一維度基于財富權力，而是融合了宗教權威、世俗威望等多重復雜標準，通過嚴格的等級劃分與儀式空間規劃，構建起立體多元的社會結構體系，鞏固著良渚古國的統治基礎，支撐著良渚古國的運轉。

文明與傳承：多元一體的基因密碼

良渚古國文明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注入文化基因，揭示了文明交融碰撞的復雜圖景。

稻作技術的傳播重塑文明版圖。考古發現表明，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稻種，清晰包含著良渚基因標記；陜北石峁遺址的炭化稻谷，證實稻作北傳至黃土高原。這種農業文明跨區域的廣泛擴散，為之后粟作與稻作文明深度融合奠定了堅實基礎，開啟了多元文明交流互鑒先河。

玉禮制度的轉化傳承意義深遠。商周青銅器饕餮紋，既保留良渚神徽的莊重威儀，又融入草原文化的粗獷豪放，在碰撞中實現創新升華，成為中華文明標志性的符號。玉器承載的“天人合一”觀念，經儒家闡釋發展，演變為“君子比德于玉”的倫理體系，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精神寄托與文化認同。

良渚古國“濕地—城邑”的生態理念持續滋養中華文明的蓬勃發展。良渚水利工程的分級調控思想，在北宋汴渠工程中再現，為解決水運難題提供了借鑒。良渚古城“以水定形”的規劃，啟發后世杭州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景觀格局，成為城市美學典范。

良渚古國文明基因的傳承嬗變歷程，印證了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說”。當黃河流域彩陶、遼河流域玉雕與長江流域玉琮在華夏大地上交相輝映，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已然磅礴成型。良渚古國文明的發展歷程揭示：偉大文明的生命力，源自海納百川的包容并蓄，在交融匯聚中實現升華，這正是中華文明五千年綿延不絕、歷久彌新的深層密碼。

良渚古國文明的發現與研究，重新定義了中華文明的時間尺度與空間維度。從稻作經濟夯實的物質根基到玉禮制度構建的精神秩序，從聚落體系蘊含的空間智慧到墓葬等級映照的社會鏡像，良渚古國文明全方位、深層次的多維圖景，揭示了早期國家形成發展的復雜邏輯。這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考古發現，不僅重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時空坐標，更彰顯了文明演進過程中的本質規律。良渚古國這一璀璨的文明，既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瑰寶，更為當代社會發展提供了深遠的啟迪。文明的繁榮昌盛，離不開對自然的敬畏，離不開對秩序的追求，離不開對精神的超越。當現代考古學家的手鏟破譯五千年前的文明密碼，收獲的不僅是歷史的真相，更是面向未來的文化自信。這或許正是考古學的魅力：讓過去照亮未來，讓文明永遠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