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研究專項“國家文化公園歷史文化價值闡釋與開發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教授

作為大地的動脈，河流滋潤著大地，哺育著世世代代的人民，成為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搖籃，讓人民產生“大河依戀”“大地依戀”和精神家園的歸屬感，形成了母親河的基本內涵。世界上許多民族和國家都有“母親河”這一概念，而長江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之一，哺育著中華民族，承載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歷史記憶和集體記憶，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

源于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大眾心理結構

族群的“大地依戀”與人類的“母親依戀”匯集于長江，轉化為一種“大河依戀”，即“長江依戀”，這就是長江母親河的文化原型。中國人的“長江依戀”是中華文化共同體在長江流域長期的社會實踐和改造自身過程中形成的集體記憶。在民族集體記憶的催發下，長江由自然空間轉換成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典型性象征。榮格將這一根植于族群意識深處的潛在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稱為“集體無意識”，它通過文化遺傳機制成為扎根于每一個成員心中的心理定勢，維護著人類知覺、領悟、情感、想象等心理過程的一致性。千百年來，長江母親河的文化原型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知覺、想象和情感，使中華民族在中華大地壯闊舞臺上的社會實踐始終保持著感覺、想象、情感以及行為模式的一致性。

馮天瑜先生將各國文化進程中基于“文化原型”邏輯產生的“返祖開新”現象歸納為“文化重演律”，認為文化的演進不是直線式的，而是螺旋式的“重演”。在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文化會不斷回溯其元典精神，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闡釋和發展這些精神，從而實現文化的創新與進步。長江母親河的文化原型正是長江文化元典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返祖開新”。

形塑中國人的精神秩序

文化原型是一個民族的心理結構模型，是族群億萬次典型經驗的積淀和濃縮，在形式上能夠為族群成員共通共享。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母親河”已經成為很多民族和國家重要的文化符號和身份認同的來源，母親河的文化原型深刻地影響著不同民族和國家精神世界的建構方式。

作為自然地理空間和自然景觀的長江，借助文學的方式，利用語言及文學敘事等表意實踐轉化為文化原型，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關于領土版圖、社會、民族和國家的想象。古代詩人從不吝惜對長江的贊嘆，例如李白“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杜甫“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蘇軾“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李之儀“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等等。無數經典詩句孕育了后人關于長江歷史和民族文化的豐富想象，建構了對生活空間的審美親緣性連接。長江已不僅是一個純粹的自然景觀空間，更是帶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投射的特定場景和神圣地點。

長江借助藝術的途徑轉變為文化原型，支撐了族群關于領土版圖最初的認同。清人朱仕琇說：“所涉黃河、長江，湠漫洶涌，駭耳蕩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宋元明時期，中國山水畫中開始出現大量以千里江山、萬里長江為題材的巨幅長卷，從北宋范寬《長江萬里圖》、郭熙《長江萬里圖》、王詵《千里江山圖》、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到南宋李唐《長江雨霽圖》、夏珪《長江萬里圖》、趙黻《江山萬里圖》，明代吳偉、戴進《長江萬里圖》等，都采用全景俯瞰的宏大視角，將壯麗的山河、豐富的景物盡收眼底，構建了以長江地域為基底、以共同生活場景為中心的文化共同體，極大地強化了領土版圖認同和民族認同感。這些長江畫卷轉化為可供大眾消費的文化產品，擴大了其在公共傳播領域的影響，成為被廣泛接受的民族意象和國家象征。

長江借助信仰空間轉變為文化原型，演化為內在的政治倫理秩序。長江的廣闊空間是天下秩序觀的空間載體，是一種形而上的國家政治空間。為感恩山川對萬民的生養之德，歷代朝廷皆舉行山川祭祀儀典，“五岳四瀆”因而成為中華民族符號化的倫理實踐空間。長江作為四瀆之一，自然也在國家祭祀之列。秦代曾立江瀆廟于成都，進行祭祀。西漢后期，一度把江神祠遷往下游江都。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朝廷詔令每年皆派使者持節祭祀“五岳四瀆”，其中長江“一歲四祠”。天寶六年（747），唐玄宗祭江瀆之神，祭文曰：“惟神包總大川，朝宗於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清康熙自制祭江瀆廟祭文：“神岷山導源，南國作紀，百川并納，九派同歸。”在國家治理體系中，長江從自然地理空間上升為政治倫理原則，演化為綱紀天下的尺度。

作為母親河之一，長江蘊含著與天下秩序相一致的疆域觀念。唐代僧一行（本名張遂）的“山河兩戒”論以黃河為“北紀”、長江為“南紀”，從地理上明確區分“華夷”天下格局。正是這種地理區隔使得一直模糊的“華夷之辨”落實到地理觀念上，王朝國家的領土版圖觀念亦由此形成。

歷代王朝國君祭祀長江，加之民眾對長江水神和龍王等膜拜、祈愿，豐富的信仰空間感知與長江的神圣性相互協同，使自然地理空間形態演化為王朝國家的政治倫理秩序空間，空間性敘事轉化為時間性敘事，大大簡化了紛繁的天下格局，有利于普通民眾對國家的理解，強化了中國人的國家認同。

建構中國人的家園歸屬感

長江作為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超級生活空間，族群多維的歷史敘事建構出一個共同的集體記憶、共有的心理圖景，映射著人們與生活空間的復雜紐帶和對家園的濃烈情感。經過族群的文化加工，長江從一個具象的地理空間、場景呈現和活動場域轉化為一種人文地理的家園意象和故鄉情感的文化符號。

一萬多年前，長江流域稻作農業的發明支撐華夏民族建立起穩定的經濟生活方式和農業社會結構，養育了中華民族龐大的人口。長江流域的先民創制了一批世界領先的科技文化成就，如物質文化領域的稻作、絲綢、茶葉、瓷器、青銅、漆器、干欄式建筑、造紙和活字印刷術、水利工程技術等。這不僅惠及中華民族，更惠及全人類，中華農耕文明成果提升了人類社會的文明水平，這是中華民族自信和自豪的底氣。

與黃河文化尊禮重法、莊重嚴謹、樸實厚重的風格不同，長江文化深受先秦楚文化和漢晉文化思潮的影響，偏向玄理哲思，強調心性，關注個體生命體驗。劉師培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江南的湖光山色、古典園林、水鄉古鎮、寺廟禪院、亭臺樓閣、名勝古跡、絲竹清韻、工藝器物、茗茶佳肴、民俗儀式等文化符號中孕育出一種詩性生活方式和審美情懷，以及融儒、道、佛為一體的精神境界，從而建構了中華民族的詩性世界，讓中華民族創造性地利用詩性文化而非宗教路徑，獲得深厚的民族情感和詩意的文化想象。

長江母親河原型所建構起的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記憶，提供了一種文化聚合力。長江文化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和包容性，促進了各族人民的文化認同。“萬里長江”的母題承擔著喚醒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功能，是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元末明初，丁鶴年在經歷國破家亡之后將返武昌之際，作《將歸武昌題長江萬里圖二首》詩：

一

長江千萬里，何處是儂鄉。忽見晴川樹，依稀認漢陽。

二

長嘯還江國，遲回別海鄉。春潮如有意，相送過潯陽。

遭遇元末亂世，寓居漂泊，丁鶴年在詩中發出“長江千萬里，何處是儂鄉”的感嘆，但長江邊的武昌已經成為他精神上的避風港。

在長江母親河原型所建構的意義場域中，人們通過親身經歷參與文化符號的創造，將個體身份嵌入集體身份之中，形成精神家園的歸屬感。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類的主要使命不是謀求在物質上掌握環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長江母親河的文化原型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中華民族既在物質上掌握環境，又在精神上掌握自身的思想武器，其意義就蘊藏在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