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志權、張婷婷，分別系浙江農林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浙江農林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副研究員

【學思踐悟】

促進綠色消費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題中之義，更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有效路徑。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綠色消費激勵機制”，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要求“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當前，我國綠色消費市場已初見雛形，但也面臨著消費者“知易行難”、綠色產品“叫好不叫座”等問題。將綠色消費從理念倡導轉化為全民行動，推動全社會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必須通過基礎制度、財稅制度與市場制度創新，構建多維協同、激勵相容的綠色消費制度體系。

通過基礎制度創新，重塑市場運行邏輯

以產權制度明晰生態權益歸屬。傳統市場機制囿于生態資源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特征，難以通過價格信號有效內化其正外部性價值，破解這一困局的核心在于構建權責對應、歸屬清晰的產權制度，使生態產品從公共品轉化為可交易資產。這包括：完善自然資源產權登記制度，推進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改革，明確國家、集體、個人的生態權益邊界；建立生態資源資產核算體系，探索“生態銀行”模式，將分散的生態資源量化整合為可交易的資產包；建立全國統一的生態產權交易平臺，制定環境權益的流轉規則。通過構建“確權、核算、追責”的產權制度，將生態資源轉變為“權責分明”的法定資產，為綠色消費奠定制度基礎。

以標準認證體系規范市場秩序。標準認證體系是綠色消費產品市場秩序的基礎設施，綠色消費市場如果存在“偽綠色”產品泛濫、標識混亂、信息失真等市場亂象，消費者難以辨別綠色產品“含綠量”，勢必使企業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競爭。為此，需完善“基礎通用、行業特色”的綠色標準認證體系，實現從原料采購、生產加工到回收利用的全鏈條覆蓋，統一市場準入規范；開發區塊鏈溯源平臺，實現產品環境數據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實施綠色標簽分級管理制度，通過稅收優惠、政府采購等方式激勵高標準產品提升市場滲透率。通過可量化、可追溯、可驗證的標準認證體系，消除信息不對稱，為綠色消費提供清晰可信的決策依據。

以信用制度強化行為約束。信用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礎，需將綠色消費領域納入信用評價體系，構建“守信獲益、失信受限”的激勵約束機制。一方面，完善誠信褒獎機制，建立涵蓋碳排放強度、污染治理投入、產品回收率等核心指標的企業生態信用檔案，將企業信用與信貸融資、政府采購、利率優惠、投標加分等掛鉤；實施綠色消費積分制，將綠色消費行為與公共交通優惠、公共服務優先等權益掛鉤。另一方面，完善失信懲戒機制，建立跨部門失信黑名單，對環境違法企業實施限貸、限產等聯動懲戒，對過度浪費的消費者提高水電階梯價格基數。通過信用制度建設，推動綠色消費從外部規制轉變為內在自覺，營造“守信者路路通、失信者步步難”的社會氛圍。

通過財稅制度創新，優化利益分配機制

以轉移支付調節綠色消費權責。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空間錯配，制約著綠色消費的持續發展。比如，重點生態功能區可能面臨“有生態無收益”的困境，而經濟發達地區雖享受到生態紅利卻未充分分攤保護成本，導致環境代價未有效傳導至消費端。為此，應制定生態服務價值評估標準，將森林固碳、水源涵養等生態效益進行量化，形成跨區域補償的合理依據；創新多元化補償模式，增強生態保護地區、限制開發地區、生態脆弱地區內生發展能力。通過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生態保護成本共擔與綠色發展成果共享機制，有助于實現綠色發展成本收益的空間再平衡，形成“保護者得利、受益者付費”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以財政補貼培育綠色消費市場。綠色消費市場發育初期面臨“成本高、認知低、風險大”三重障礙。財政補貼通過降低消費門檻、分擔創新風險、引導投資方向，能夠加速綠色產品和服務實現規模擴張。比如：對能效標識家電、新能源汽車等實施階梯式購置補貼，依據產品環保等級動態調整補貼比例；推行“以舊換綠”政策，對淘汰高耗能設備并購買綠色產品的消費者給予額外獎勵；設立綠色技術研發專項基金，對關鍵領域實施“揭榜掛帥”式資助；對中小企業環保設備更新提供貼息貸款，降低綠色轉型成本；建立補貼動態退出機制，倒逼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成本優化。通過財政補貼，加速綠色消費市場成熟，最終實現從“政策輸血”到“市場造血”的良性轉換。

以稅收杠桿優化供需結構。稅收工具可以通過重構成本收益比，形成激勵綠色消費的市場信號。比如：將塑料包裝、燃油汽車等高環境影響產品納入征稅范圍，并實施累進稅率，對共享經濟等綠色消費模式免征增值稅；對環保技術研發投入給予企業所得稅加計扣除，對綠色產品銷售企業實施稅率優惠；探索“碳稅—碳補貼”聯動機制，對碳排放強度高的行業征收碳稅，所得資金用于補貼低碳技術應用企業。稅收工具可以通過成本重構，推動高耗能產業退出和綠色技術擴散，形成“優質優價、優勝劣汰”的供需適配機制。

通過市場制度創新，激發市場內生動力

以價格機制重塑消費決策邏輯。價格機制改革能夠向市場主體傳遞真實信號，使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理性選擇。比如：推行居民用水用電階梯價格制度，對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費實施溢價收費；建立價格與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聯動機制，當碳價上漲時同步提高高碳能源價格；對可再生能源實行“競價上網+政府補貼”組合定價，保障其市場競爭力。價格信號的真實化將重塑消費決策邏輯，使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成為市場主體的自發選擇，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激勵相容。

以交易制度暢通價值實現渠道。交易制度可將碳排放權、排污權等抽象環境權益轉化為可流通的經濟資產，使綠色消費的正外部性獲得經濟回報，解決綠色消費價值轉化的問題。為此，應推動市場整合，歸并分散的碳排放權、用能權、排污權等生態環境權益，構建全國統一的交易市場；探索“綠電—碳積分”捆綁交易，鼓勵企業采購可再生能源抵扣碳配額；以行為定價聯結個體收益，開發個人碳賬戶系統，將綠色出行、垃圾分類等行為轉化為碳積分，允許積分兌換商業優惠或捐贈給環保項目。交易制度將生態價值轉化為可流通的經濟資產，構建“減排即收益、消費即投資”的市場邏輯，推動綠色行為從責任負擔轉向價值創造。

以金融制度賦能綠色消費升級。綠色消費的規模化發展需要巨額資金支持，但傳統金融體系存在“期限錯配、風險厭惡、評估缺失”等瓶頸。綠色金融通過標準引導、融資擴容、定向支持、風險分擔與市場培育等“組合拳”，引導資金流向綠色低碳領域。為此，應針對金融機構建立綠色金融引導機制，將綠色信貸占比納入商業銀行績效考核；針對企業制定支持政策，對共享汽車、智能家居等新興模式提供供應鏈金融支持，對光伏、儲能等項目實施貸款貼息，延長還款期限；針對個人創新綠色消費金融服務，將個人減碳行為與信用額度提升掛鉤，培育綠色消費終端市場。金融制度的創新將打通資本與綠色消費的聯結通道，加速技術迭代與模式創新，形成“資金活水滋養產業升級、消費擴容反哺資本回報”的良性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