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時代的經濟權力運行法治化研究”負責人、華南理工大學法律智能實驗室主任、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已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引擎。以DeepSeek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正在引領新一代人工智能浪潮，逐步改變各行各業的知識生產方式。在大語言模型的基礎上，使用特定數據訓練的垂類大模型開始在各種復雜場景中展現較強的信息處理能力，智能化、專業化的人工智能應用與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深度融合已成為一種趨勢。在“人工智能+法律”場景中，法律人工智能憑借其語種切換、數據整合、推理能力和事實判定等優勢，能夠有效應對我國涉外法治建設中不同法域間的規則銜接難題、多語種人才緊缺以及專業化程度不足等問題。基于此，法律人工智能賦能涉外法治，成為人工智能與涉外法治場景有機融合的可行路徑。

法智融合：涉外法治的范式轉型

在人類社會全面數字化的背景下，涉外法治的治理范式需轉向法治與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涉外法治工作面臨規則沖突的復雜性、信息處理低效以及涉外法治人才儲備不足等多重挑戰。我國涉外法律法規政策不僅包括國家制定的涉外法律法規規章，還涵蓋黨和國家的對外政策、具有實際法律效力的涉外規范性文件、國際慣例等。同時，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法律法規種類繁多、體系龐雜，不同法律體系之間存在價值沖突與邏輯失調的情形。當前，法律規則的產生與解釋仍以主權國家為中心，但技術驅動的全球化已深刻重塑了規則作用的對象與場景。區塊鏈、元宇宙等數字空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規則真空”，使得技術活動的跨界流動與屬地管轄原則之間產生了張力。此外，全球各類法律文本的數量仍在高速增長，涉及不同制度、規則和語言，而各國司法機構之間的數據壁壘導致關鍵信息難以互通，大量時間耗費在非結構化數據的整理上。這種信息生態不僅降低了溝通效率，還可能因文化語境差異引發誤讀。在此背景下，我國涉外法治人才緊缺，人才培養缺乏具體場景的實踐，尚未形成有序的人才供給，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涉外法律服務需求。

人工智能技術的潛在價值在于其強大的復雜信息處理能力以及數字孿生空間的構建能力，這些特性與當前的困境形成了結構性對應關系。基于海量數據預訓練，大語言模型具備跨語言理解能力，能夠有效識別和處理多語種法律文本，從而克服涉外法律事務中的語言障礙。在跨境爭議解決乃至國際爭端調停中，人工智能技術在提供法律文獻資源與決策支持、協調不同法域間的制度體系沖突、輔助司法判案及提升爭議解決效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司法協助及裁判文書的承認與執行等區域性和國際合作中，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輔助實現法律文書的跨境認證、不同法域法律適用的比較解析及多語言法律文獻的轉換與理解，有效促進不同法域之間的跨境合作與交流。在推動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建設中，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解析不同國家與地區在政府體制、法律制度及語言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尋找國際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推動各國有效參與國際規則的改革與建設。此外，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數字孿生技術突破時空和文化限制，構建沉浸式、智能化的法治實踐場景，打破知識壁壘、制度和空間壁壘，構建地域、文化和規則貫通的涉外法治場景。在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通過技術賦能法治以促進全球善治，具備理論上的可行性。

技道合一：涉外法治智能化升級的技術路徑

在法智融合的范式中，人工智能賦能涉外法治的技術路徑應以垂直領域的法律大模型為基礎，結合涉外法治場景的特殊性進行專業化升級，實現技術路徑和涉外法治道路的深度融合。在數據層面，進行多源異構數據整合，整合國內司法案例、國際條約、跨國判例、涉外法律文書等結構化與非結構化數據，并通過法律知識圖譜技術構建實體關系網絡，進而針對涉外場景實現涉外法治大模型的專業化升級。在專業的法律語料庫中，集成多語言語料，通過對比學習技術實現跨語言法律概念的對齊，解決法律術語差異問題，構建“中華法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規則映射框架，以支持不同法系間的法律推理路徑轉換。針對涉外法治高頻場景，例如國際商事仲裁、跨境數據合規、投資爭端解決，定制訓練任務以強化模型對國際規則的解析能力，同時開發“法律邏輯驗證模塊”，通過規則引擎校驗模型輸出的合規性，確保推理結果有效銜接國內法與國際法。

大語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術要實現充分賦能涉外法治，仍需突破諸多技術瓶頸。首先，語言模型存在的“幻覺”問題是一個挑戰，即模型在知識存在不確定性時，可能會生成不真實的內容，甚至出現虛構法律條文的現象。尤其是在跨模態知識輸出的模型幻覺問題上，即便是最領先的模型仍然無法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其次，法律推理對邏輯嚴謹性和論證完備性要求極高，但目前的語言模型在嚴密組織推理鏈條和構建論證框架的能力上仍難與人類法律專家對齊，概念偏差和邏輯錯誤等問題時有發生，影響推理和論證的可靠性。大模型雖然擅長歸納概括，但法律實務往往需要結合個案事實進行具體分析，這就要求模型能夠靈活適應不同語境并準確關聯理論與實務。最后，高質量法律數據的獲取難度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相關技術的性能提升。

推動法律人工智能技術由“能用”轉變為“好用”，必須攻克上述難題。在模型語料層面，需加強研發面向涉外法治的知識增強型預訓練模型，在海量通用語料基礎上融入高質量的法律領域語料，并將法條、案例等結構化知識與非結構化文本相結合，提升模型對涉外法律知識的理解和把控能力。在推理能力層面，需引入知識圖譜、因果推理等技術，為模型賦予更強的知識表征和邏輯推理能力，從而增強語言模型在復雜法律論證任務中的適用性。針對幻覺問題，可采取構建高置信度法律知識庫、研發事實幻覺識別算法等基于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方法，從數據源頭和技術應用兩個層面對模型輸出進行約束。在模型靈活性層面，需充分利用小樣本學習、遷移學習等技術，提升模型面對新案和新事時的學習泛化能力，從而更好地適應法律實務的復雜多變。在模型應用層面，需開展涉外法律大模型的本土化適配與微調，建立人機協同的涉外法治智能輔助范式，通過“人機混合”模式彌補單一技術的局限性，從而實現技術的實用化。

場景賦能：人工智能在涉外法治實踐中的應用

為充分釋放法律人工智能在涉外法治中的潛力，需加強法律人工智能的基礎設施建設。當前，世界各國政府正在加大對自主驅動的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投入，以實現數據安全、文化自主以及人工智能基礎能力的獨立。在這一進程中，各國在算力、算法和數據層面呈現出不同的積累水平。未來，人工智能的資源共享將成為聯結世界的重要方向，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審判、智能仲裁、智能調解等具體應用，以及提供算力、數據共享等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我國應充分發揮法律智能化的經驗優勢，加速推進法律人工智能關鍵技術的研發，實現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同時，還需進一步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法律人工智能平臺、系統和工具，建設高質量的法律知識圖譜和案例庫，掌握法律大數據的主導權，為涉外法治奠定堅實的數字技術根基。

實現跨法域合作，需要借助法律人工智能破除知識壁壘，在優化法律人工智能技術的同時，在全球范圍內搭建智慧化的法律合作平臺，將區塊鏈跨鏈協議構建為異構法律數據庫的互操作框架，并依托多模態數據分析技術實現國際規則庫的動態校準。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比對不同法域的法律規則異同，促進國際法律規則的銜接與協調，構建高質量的全球法律知識圖譜，為化解涉外法律風險提供參考。面向共建“一帶一路”的現實需求，打造多語言法律服務平臺，幫助共建國家提升涉外執法和司法能力，構建多元包容的國際法治環境。

涉外法律服務需要借助法律人工智能提升服務質量，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務領域提質增效、聯通世界的優勢，推動涉外法律服務的高質量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是出海企業對涉外法治的主要需求，涵蓋涉外法律糾紛代理、涉外仲裁、涉外糾紛調解等多個環節。人工智能在助力涉外法律服務的高質量供給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在涉外訴訟領域，人工智能可輔助律師快速檢索海量跨國法律文獻，并智能推薦相似案例，從而提高代理效率。在涉外商事仲裁與調解過程中，人工智能可就案件焦點提供多元化解決方案，輔助仲裁員和調解員快速厘清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并制定兼顧各方利益的裁決方案。對于跨境投資并購等復雜涉外業務，人工智能可提供盡職調查、合同審核、風險評估等全流程智能化法律服務，有效提升項目推進效率。

培養涉外法治人才需要借助法律人工智能的技術手段，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在多語種切換、虛擬仿真教學和模擬應用場景方面的優勢，以人工智能賦能涉外法治教育。當前，涉外法治人才的短缺已成為制約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主要瓶頸之一。一方面，可基于人工智能的跨語言處理能力，研發多語種智能法律學習平臺，為學生搭建沉浸式學習環境，幫助學習者跨越語言障礙，提升英語、法語等多語種法律應用技能，開發國際經貿規則、國際投資法等專業領域的智能案例庫，讓學生在模擬真實情境中掌握前沿法律知識。另一方面，針對涉外法律實務部門的需求，打造模擬仲裁庭、模擬法庭等人工智能實訓系統，為律師、法官、仲裁員等群體提供沉浸式實戰訓練，切實提高實務技能，通過人工智能教學手段革新傳統教學方式，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效率。

法律人工智能的跨語言理解、深度推理和數字孿生等技術能力，為其賦能涉外法治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人工智能的發展仍處在早期階段，相較于通用場景，涉外法治對于人工智能輸出的精確性、可解釋性以及價值觀的正確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人工智能的長期定位仍然是輔助人類進行法律分析的工具。應避免將通用領域的大語言模型直接應用于專業的法律場景，而是要結合法律垂直領域，尤其是涉外法治場景的需求，對法律人工智能進行適配，走一條以垂直領域法律大模型為基礎、結合涉外法治場景特殊性進行專業化完善的技術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