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文，系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學思踐悟】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作為全年首要工作任務，并提出“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2月1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支持新型消費加快發展，促進“人工智能+消費”。當前，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正在深度重構消費市場的運行邏輯。傳統消費模式中供需錯配、體驗割裂、資源浪費等問題，在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下逐步得到緩解。智能算法對消費者需求的精準捕捉、虛實融合場景對體驗邊界的突破、數據要素對產業鏈協同的賦能，共同勾勒出未來消費生態的輪廓。從需求洞察到供給創新，智能革命與消費升級的協同演進，正在催生更具包容性、可持續性的新型消費生態。

人工智能提升對消費需求的洞察能力。在傳統消費市場中，因為存在需求識別滯后和供需錯配，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迭代和遷移，與生產端的剛性供給體系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大量社會資源因供需不匹配而被浪費。人工智能技術通過多維數據分析與深度學習，正在改善這一狀況。通過跨平臺整合大數據，在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下，生產者可快速捕捉個性化的消費需求，構建動態需求預測模型，提升新品設計的市場契合度，縮短產品從概念提出到市場投放的周期，降低庫存風險。人工智能對消費需求的把握還實現了從顯性需求向隱性需求的延伸。例如，在健康管理領域，智能穿戴設備通過持續監測用戶體征數據，結合環境因素與行為模式，提前預警健康風險，推動從“疾病治療”向“健康預防”的消費轉型。而隨著情感計算技術的突破，人工智能終端可以通過語音語調、微表情、肢體語言等非結構化數據，識別消費者的潛在需求。在一些商場中，智能導購系統已能夠通過語義分析與情感識別，為消費者提供“甚合心意”的建議，創造更有溫度的購物體驗。當然，在技術賦能讓“千人千面”的消費體驗成為可能的同時，我們還需要通過算法公開等方式，避免算法過度干預而引致的“信息繭房”現象。

人工智能推動供給體系重構。與消費需求感知能力的提升相伴隨，生產的組織形態也因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而發生深層次變革。柔性制造系統的普及，使企業能夠快速調整生產線，以應對市場需求波動。企業通過連接設計端、生產端與銷售端的數據中臺，實現了從用戶需求到產品交付的全程數字化管理，大幅提升了供應鏈響應速度，能夠支持消費者的定制化要求。人工智能驅動的“用戶直連制造”模式，大幅降低定制成本，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統一。企業甚至可以讓消費者通過人工智能輔助創作平臺，參與產品設計，達成“產消合一”的理想狀態。除了直接作用于生產領域，人工智能也可發揮其在流通領域的調度優勢，實現眾多小生產者與大市場的有效銜接，提高流通效率，并與溯源技術相結合，提升消費信任度。更為深刻的變革則發生在產業協同網絡的構建中。跨行業數據平臺的建立，打通了傳統產業鏈的信息孤島，形成了需求牽引、協同創新的新型生態。智能制造聯盟可通過共享研發數據與產能信息，實現從原材料采購到終端銷售的全鏈條協同。這種生態化協作模式，使中小企業能夠依托平臺資源快速響應消費市場的需求變化。而在包括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在內的產品創新研發領域中，人工智能通過模擬各類消費場景與生成性預測數據的反饋，一方面將傳統研發周期大幅壓縮，另一方面降低潛在的試錯成本，從而使新產品的市場成功率顯著提升。

人工智能革新消費場景。消費場景的智能化轉型正在打破物理空間與數字空間的界限，促成虛實融合的消費體驗。例如在零售領域，增強現實技術讓虛擬試衣、家具場景模擬等應用成為現實。消費者通過移動終端即可直觀感受商品在不同環境中的使用效果，這種沉浸式體驗既降低了消費決策成本，也激發了潛在的消費需求。人工智能帶來的場景變革激活了文旅經濟。通過虛擬現實技術復原歷史場景，游客可以“穿越”時空，與歷史人物互動。博物館借助數字孿生技術，可以推進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活化利用，為游客提供多維度的文化解讀。這些創新不僅豐富了消費體驗，更推動了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與傳播。人工智能還推動了服務消費的流程再造。教育咨詢、法律顧問等傳統服務通過智能終端的賦能，實現了服務標準化與個性化的協調統一。在金融服務領域，智能投顧系統通過分析用戶風險偏好與市場動態，提供個性化的資產配置方案，降低了專業理財服務的門檻。這種服務模式的革新，正在重構消費價值鏈。傳統服務業的“經驗依賴”特征被數據驅動的精準服務取代，服務效率與質量得到雙重提升。當然，技術不能完全替代人文關懷，在效率與溫度之間達成平衡，愈發成為智能化轉型的關鍵，特別是在人形機器人智能終端所服務的家政場景中。

加快構建以人為本的智能消費生態。技術發展不應只滿足于效率工具，而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維護人類社會的和諧穩定。作為重大技術創新，人工智能在人的主體性方面也帶來了新的觀念沖擊。在消費領域，人工智能算法推薦機制可能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培養出人對算法的依賴，降低了消費選擇的主觀能力與客觀權力。而數據采集邊界的模糊可能壓縮作為個體自主權利的隱私空間，也會引起人們的擔憂。破解這些困境需要建立技術倫理與經濟倫理的雙重約束機制。部分企業推出“用戶可控算法”系統，允許消費者自主調整參數權重，這種賦權設計為消解技術異化提供了可借鑒的思路。我們既要在開發設計階段就為人工智能輸入人本主義導向的意義價值系統，還要在更多的消費場景中讓人工智能積累為人類服務的實踐經驗。例如，在適老化改造領域，通過語音交互等技術的應用，人工智能可以幫助銀發群體跨越數字鴻溝，共享現代生活。再如，在教育領域，基于“情感計算+專業知識庫”相結合的人工智能“輔導老師”，可識別學生解題時的微表情變化，并適時切換教學策略，實現更充分的“因材施教”。當人工智能設備成為生活與學習伴侶，消費行為應當進一步從簡單的物質滿足轉向更豐盛的精神成長。構建以人為本的智能消費生態，我們需要在技術創新中堅守“包容與向善”的原則，讓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服務并促成人的需要的滿足，讓廣大人民群眾在更加合理與健康的消費行為中感受到越來越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