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寶林系余敦康妻子，艾蘭為余敦康女兒余楠的筆名

余敦康

余敦康（左）與北京大學教授樂黛云合影。

余敦康（左）與妻子馬寶林（右）、女兒余楠在一起。

學人小傳

余敦康（1930—2019），湖北漢陽人。1951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1952年隨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6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在中學任教多年，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漢宋易學解讀》《易學今昔》《周易現代解讀》《魏晉玄學史》等。

從1978年老余被調到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到2019年他因病辭世，差不多是四十年，而我們相遇相伴的歲月，也正好是這四十年。我想，這或許是命運的一種安排。提起那四十年間的點滴，我都還歷歷在目，卻又不知該從何談起。想了想，最后決定還是談談我所了解的他這個人：他是個有責任感、有事業追求、有組織、有紀律、有擔當的人，作為學者，無論生活中還是學術上，從來都很嚴謹。

他有思想，特別對玄學情有獨鐘。他說：“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如同金岳霖先生在《論道》中所說的，不僅在研究對象上得到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結果上得到情感的滿足。”他在生命軌跡中，也在尋求屬于他自己的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滿足。

儒道“會”通

玄學的主題是自然與名教的關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貴名教，如何處理儒道之間的矛盾使之達于會通，成為玄學清談的話題，也是老余對于玄學思辨的焦點。離他的生活最近的儒道“會”通，則是宗教所儒教室和道教室每周的聚會。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們住在東單的一個大雜院里，距離中國社科院不遠。每周二是所里固定上班的日子，一到這天，老余人在哪兒，哪里就熱鬧。從最初的幾個人到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儒教室與道教室不由自主地聚成儒道“會”通的聚會。大家清談闊論，興致勃勃。在社科院一直聊，還不盡興，一行人就邊聊邊走，走到東單我們的蝸居，繼續邊吃邊聊。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有酒有菜，雖居陋室，無曲水流觴，但那是一段非常快樂的時光。

在清談之中碰撞出的火花，成了大家從事學術研究的思想源泉。伴隨著“文化研究熱”，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儒道會通的觀念，研究的熱情越來越高。老余在這段時間完成了《何晏王弼玄學新探》和《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兩本書，這是他用心寫的，不是用腦子，他在學術研究中投入了他的理智與情感。他在不斷書寫著自己的人生，也改變了我的生命軌跡。

柴米油鹽與浪漫愛情

和老余結婚前，我是北京汽車工業公司的職工，一個性格張揚、獨立生活的女青年，而這個博覽群書的男人改變了我后半生的軌跡。

1978年，我們經朋友介紹相識。那年，他48歲，我38歲，這樣的年齡，那樣的時代，要建立一個家庭，對于我倆來說，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對他，對我，這個過程都既是理智的了解，又是情感的滿足。

在我們交往的時候，他說：“生活是否有意義，主動權在自己手中，如果我們決心讓他有意義他就有意義。如果說終究有命運，我們就是命運的主人。”那時候他給我的一封信里有一段他對婚姻的憧憬，讓我至今看來都心潮澎湃：“讓我們的家成為宇宙的中心，讓我們的感情成為生活的軸心，但我們仍是有事業心的，這個事業就是做一個星際的航行者，歷史的遨游者，世界的旅行者，我們的生活充滿詩情畫意，有鮮花，有音樂，有文學，有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最美好的東西，讓我們兩個人成為永遠不知疲倦的對話者，讓心靈的閘門永遠敞開，讓思想感情的交流永遠暢通無阻。”

這段浪漫主義的暢想深深吸引了我，我們終于決定做命運的主人。1979年，我們結婚，很快就有了女兒余楠。從兩個人變成三口之家，他對我的承諾，都兌現了，他是我這輩子值得依賴的人。

生活就是柴米油鹽，沒有那么多浪漫。他對工資收入、工作職稱一向看淡，“文革”后第一次提工資、評職稱、分房子的機會，他都不讓我爭，而那次分房正值我們兩個單身需要走到一起之時。而不爭的結果，是單位領導主動了解情況，最后根據我大齡、晚婚、少數民族、對方單位無房等條件，把房子分給我了。就這樣，我們順理成章走到一起。他說，如果你非要爭一件事情，那即便爭贏了也是輸。

他說我是儒家，他是道家。我問，儒家和道家的區別是什么？他說，儒家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道家是明知不可為而不為。這不過是他中年糊弄我的說辭，他在年少輕狂的時候，雖然不爭名利，但因直言而遇到的坎坷何其多。

得意忘言

因為理智的堅持與情感的任性交織，老余這一輩子是比較坎坷的。他很喜歡蘇軾，或許是欣賞這位屢遭貶謫仕途不順的文人士大夫面對逆境的精神吧。

1930年，老余出生于湖北漢陽，父親經商，小時候家境還可以，然而抗日戰爭爆發，在時代的洪流里，家庭和個人的命運如一葉扁舟。早年喪父，長兄到外地求學，老余與母親、姐姐妹妹相依為命，雖有些困頓，但簡單的生活也很有樂趣。他像當時的很多愛國青年一樣，在求學的過程中慢慢萌生出文化救國的愿望。但是，老余的大哥從西南聯大畢業回來后，想讓他學理科，老余卻想學文科。長兄如父，在哥哥的強壓下，老余第一次反抗，獨自離家，從武漢白區翻過一座山，跑到了紅區參軍。

不知是不是因為這段記憶，等我們的女兒長到青春期，老余見我批評女兒，就會“搗糨糊”，不讓我說她。女兒走了，他就說我：“你說她干嗎？離家出走了，你到哪兒找？你還活得成嗎？”晚年的老余柔軟了許多，他也說不清自己青年時代的選擇是儒家的堅持還是道家的任性。

參軍后，部隊領導看他文筆好、有想法，把他從保衛科調到了宣傳科。老余開始發表文章，展現出在文字與思想上的專長。然而，生性耿直、愛好自由的他并不適應部隊生活，不久就離開了。

離開部隊后，兜里沒幾個錢的老余打了幾斤散白，搭了一個拉棉花的駁船。在那一船棉花頂上，他喝著酒，仰望著空中恣意變幻的游云，隨著亙古東流的江水漂泊。人世流水、浮云蒼狗，他第一次認真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為什么來到這個世界，用什么方式救國？——用文化！”從那時候起，沒讀完高中的他決定要考大學，要考哲學系。哲學，是他敲開世界的門。

1951年，老余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后因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轉入了他一開始就向往的北京大學學習哲學。大學期間，他的成績一直很優秀，可畢業的時候沒能留校，被分到了天津一所中學教書。他想要繼續讀書做研究，下決心報考北大的研究生，因為本科成績優異，最終被北大破格直接錄取。

老余1956年重返北大。在北大校園里，青年學子們慷慨激昂、熱血沸騰，他給武漢大學的朋友寫了四封信。后來，這四封信被一位朋友找到了，信中寫道：“現在，我覺得我們走進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領域，過著一種全新的生活，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有了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人的尊嚴，人的獨創性得到承認、鼓勵和法律的保護，這種生活在任何國家里都不曾有，在人類歷史上，在中國是第一次有了，所以這是一種從理智到感情都能確實感到的真正的幸福。”可見，那時的老余是多么興奮。

不久，老余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時刻，母親也跟著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計劃好將母親從老家接來北京，還準備送母親一把梳子、一副老花鏡。結果，這三個簡單的愿望都沒有實現。自幼和母親關系極為親厚的老余，沒能實現對母親的諾言，這讓他始終難以釋懷。在那段時間，老余囿于生活的困境，無法靜心思考玄學，但對于魏晉玄學家們的命運，對于阮籍、嵇康詩文中所表現的深沉的情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無依的心態，有著一種切身的感受和強烈的共鳴。

好在經歷這次打擊的老余，并沒有一蹶不振。一段時間之后，老余又回到了北大。那時候，他跟著任繼愈先生編輯整理《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雖然沒有太多精力搞自己的研究，但也正是整理那些資料的過程讓他積累了大量知識，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礎。只可惜，沒多久老余就又被分配到湖北漢陽平林中學教了八年的書。

1970年，老余拿著介紹信輾轉多地，風塵仆仆地趕到平林，生活環境一夕劇變，卻并沒有怨天尤人，在平林中學，他交上了不少朋友。當時一起工作的韓道生后來回憶說，那時候他們常聚在一塊喝酒談天，老余在教學上解答了他的許多疑問，他們還一起參加學校的勞動，一起過節，一起旅游。那時候，不光周圍的同事，就連學校的學生和附近的鄉親也都喜歡老余，愛聽他講話，直到幾十年過去，他們還都記得老余是個“活字典”。

一直到1978年，48歲的老余才正式被調回北京，到宗教所工作，真正投入他所熱愛的學術研究。他說自己失去了寶貴的二十年，因此對這來之不易的研究機會無比珍惜。我甚至覺得，他對研究專注到了近乎極致的程度。

但依舊因為他的性格，工作并非一帆風順，1987年舉家遷去南京。在南京大學，他同樣遇到問題，1989年重回北京，宗教所還是敞開了懷抱。這是深厚的緣分吧。這時我也來到了宗教所工作。這次歸來之后，便是文章前面提到的宗教所儒道“會”通的歡樂與積極思辨的學術氛圍。

歷經半個世紀的坎坷，到晚年，老余在玄學研究上無形中摸索到“得意忘言”的境界。“意”是指把整個人投身于其中的主客合一，是玄學家在承受著生存困境的情況下仍然苦心孤詣去探索天人新義。這是他創作的高峰期，與此同時，教育觀點也漸漸成熟。

天人合一與知行合一

老余有很多段教書的經歷，早年教過小學和中學，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社科院帶碩士生、博士生，晚年在北大給本科生講授哲學導論，還給一些企業家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他不喜歡那種耳提面命式的教育，更喜歡潛移默化的引導，這也是他不自覺地承接北大的傳統。

他為學生講哲學導論，談到“哲學是什么”的問題，他認為這沒有確定的答案，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不同的人生經歷和哲學結合，形成了不同的哲學觀，也造就了哲學的不同。所以他引用金岳霖先生的話，哲學是“說出一個道理來的成見”，老余不愿意用自己的成見去“誤導”別人。

他希望他的學生擁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開放的心態，特別是要有一種對中國文化慧命的執著，對傳統與創新的不懈追求。這是屬于北大的學風。時隔半個世紀，他回憶在北大求學的往事，“一切都變得依稀仿佛，如霧如煙，但是唯有這顆在北大所承接的文化的種子以及對玄學的鐘愛始終未能忘懷，因而也一直把北大當作自己的精神家園”。

隨著傳統文化研究逐漸受到重視，老余的學術會議和活動慢慢多了起來，他有時也去美國、德國、新加坡、日本講學。他參加過會議之后，總有人會津津樂道地談起會議的“花絮”，老余如何扭轉乾坤、一錘定音；如何在討論中提出問題，挑起爭論；老余拍桌子了——會議上兩派爭論得不可開交且不成體統的時候，老余突然拍案宣布：“散會！”讓陷入牛角尖而不自知的學者們驟然停止爭論，且慢慢回過味來，大有禪宗棒喝的效果。

他珍惜能將中國的文化精神推廣出去的機會，但這樣那樣的事務沒有占去他的太多精力，不論什么時候，他的注意力還是在哲學上、在他研究的學問上。

他有一篇后來被多種文集收錄的文章——《回到軸心時期》，在文中，他展望著：“人類文化必將形成一種高度和諧的多樣性的統一，是一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文化，一方面千姿百態，具有各個民族鮮明的個性，獨特的思路，不同的風格，另一方面，又有著共同的追求目標，共同的價值取向，表現了共同的人性本質，是人類可以優游于其中的共同的精神家園。”

他窮其一生，不斷追求理智的了解與情感的滿足，知行合一地探求著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及陰陽二氣所構成的和諧統一。

老余很欣賞張載，他反復跟我提的是張載在《正蒙·太和篇》里的四句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以及最知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講世界觀，“為生民立命”講人生觀，“為往圣繼絕學”講繼承內圣心性之學，“為萬世開太平”講由內圣心性開出經世外王。而老余這一生，走到最后是“和”，與不同思想的“和”，與自己人生的“和”，儒心道骨的“和”，“名教”與“自然”的“和”。

老余晚年曾跟我講，“我寫了八本書，帶了一些學生，我沒有白來一趟”。他去世的那天，我早上醒來，看到他正在望著天花板微笑。

我想他是沒有留下什么遺憾的，他的人與天在一起。

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