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海洋，系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2024年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金磚+”領導人對話會上指出，“‘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同年1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向“全球南方”媒體智庫高端論壇致賀信強調，“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全球南方國家肩負的神圣歷史使命”。新的時代呼喚新的理論。當前，以“控制-依附”為內核的舊國際關系理論面對國際秩序的歷史性變革愈發喪失解釋力，以“全球南方”概念撬動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之構建，成為中國學術界回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使命。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中的“南方”概念

16世紀以來，伴隨資本主義與殖民體系的全球性擴張，反映其意志和權力的“南北關系”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假定之一。縱覽歷史，“南方”被不斷再定義，用以反映北方國家的支配地位及其政治合法性。

在“南方”概念誕生之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辯護者就把殖民地半殖民地與“野蠻”“落后”身份綁定，并將其對后者的控制視為所謂“文明責任”和“道德義務”。隨著殖民體系走向瓦解，西方右翼保守主義拋棄了已無人相信的“文明拯救”說，轉而以“南方”作為替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模糊措辭。比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在其就職演說中認為，南方國家“經濟生活原始落后和停滯不前”，并以“示范”和“發展援助”的名義界定美國與南方國家的關系。而新帝國主義和新干預主義更是把南方國家和“不能自給自足”的行為體或“失敗國家”等同起來。

與右翼學者們的邏輯相比，左翼學者們對“南方”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進步意義。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提出了旨在批判“中心-邊緣”國家不平等狀態的依附理論。1980年和1983年兩份“勃蘭特報告”的提出，則標志著規范性的“南方”概念正式出臺，這一報告作出南北關系大體上就是“貧窮”和“富裕”、“發展中”和“發達”的同義詞，“南方被認為是殖民歷史的產物”等判斷。隨后，左翼批判主義學者從殖民主義歷史、資本主義全球生產關系等多種視角對“南-北”二元框架的不公平性及南方國家的現代化困境進行了分析。

總體而言，右翼學者的觀點反映了西方知識霸權的認知偏見，其邏輯帶著居高臨下的傲慢；左翼學者則希望通過南北對話及南南合作逐步改變南北合作的不對稱性。但在這兩種敘事中，“南-北”二元知識框架中均隱含著“他者”和“自我”的對立，“他者”相對于“自我”的疏離和依附地位都沒有發生質的改變。

“全球南方”概念挑戰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南-北”二元結構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反映了北方國家的知識霸權，這一霸權由“南-北”和“北-北”的雙層二元結構組成，即“北-北”國家內部的競爭-合作關系和“南-北”國家間的依附支配關系，這是其知識體系的理論“硬核”。其中，“南-北”關系構成“北-北”關系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北方國家通過建構一個落后、異質和危險的南方世界，完成了共同身份和集體行動的整合；南方世界的廣大戰略空間和依附狀態，則為北方國家間權力和利益沖突提供了減震層和泄壓閥。但隨著南方國家實力的增長、自我身份構建能力的增強以及南方合作機制的健全，南方國家在地理空間、政治空間和文化空間層面都實現了對早期南方概念的超越。全球南方不但成為全球政治體系中至關重要的行為者，更使西方國際關系的理論“硬核”遭遇解釋力危機。

首先，全球南方弱化了以北方為參照系的“自我”定義。在西方理論框架中，南方概念由北方塑造而成，南方國家的地方性經驗和知識被視為缺乏普遍性和可通約性，無法對世界體系的實踐與理論發展發揮作用。全球南方的概念，意味著南方國家在身份塑造、議題創設、機制構建和發展合作層面更加獨立自主。中國提出的“全球南方開放包容合作倡議”的深入推進，金磚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性和地區性合作平臺的快速發展，都彰顯了全球南方國家更獨立和更自信的集體身份和發展訴求。

其次，“南-北”關系的失衡性得到改善。西方理論用不平等性定義“南-北”關系的一切。但隨著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北方國家的全方位優勢不復存在。據統計，全球南方過去20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過去4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全球占比從24%增至40%以上。全球南方話語權的提升，要求既有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更新其假定和方法，進而將被人為忽視的南方實踐與南方貢獻呈現出來。

最后，“北-北”關系出現新變化。由于北方國家愈發喪失其權力優勢，單個北方國家既無法自行壓制南方國家，也難以向包括前殖民地在內的南方世界轉嫁國內危機，而只能更多依賴全球資本主義網絡及其附帶的權力結構維護其特權地位。于是，北方國家內部的不平衡性隨之增加，霸權國家的集權傾向及其對其他北方國家的政治控制與經濟剝削，破壞了“北-北”關系既有結構。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無法對這一問題作出合理解釋，只好重復非北方國家崛起對國際體系形成威脅的聯盟舊論，掩蓋北方國家內部日益增加的控制-依附危機。

以“全球南方”概念撬動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構建

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員，中國的和平發展同步于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的歷史進程。構建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需要將全球南方概念納入其中。

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貫穿其中的中國貢獻，構成中國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的經驗與知識基礎。全球南方對經濟全球化的貢獻，在全球和地區多邊機制建設中的努力，以及對全球安全和治理議題的積極參與，不是無關緊要的地區性、邊緣性知識，而是新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案例及理論素材。中國長期以來致力于推動全球南方共同發展，并在此進程中形成了包括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一系列重要觀點主張。構建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應致力于歸納和總結這些經驗案例及思想果實，描述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歷史現實和歷史邏輯，為全球南方各國走符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提供科學理論支撐。

以全球南方“自我”身份建構為理論底色和邏輯基礎。只有立足于南方國家的獨特性，才能回答好“全球南方是什么”這一重大理論命題。當前，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者已經敏銳意識到，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共同體，全球南方有自己的價值偏好、文化傳統、集體行動和共同身份。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新型國際關系和“一帶一路”建設，在周邊外交中踐行親、誠、惠、容理念，這些都不以北方國家經驗為模本，而蘊含著全球南方共同發展的獨特經驗與智慧。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應進一步強化對全球南方內部關系、集體實踐的理論化與概念化，為全球南方概念賦予自主性內涵。

解構“南-北”和“北-北”雙層二元結構的理論“硬核”，反映了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的發展方向。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者承擔著推動國際關系理論邏輯跳出僵化框架的歷史使命。打破南北關系的僵硬圍欄，不僅為南方，也能夠為北方提供新的發展動能。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的理論“硬核”，應立足于“南-北”關系的去依附性和“北-北”關系的去中心化，并在二者之間構建完整的互動邏輯；還應著重討論全球南方發展基礎上的“南-北”關系的再平衡化過程，以及該過程中利他主義實踐對舊國際秩序中權力政治的祛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