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彭青龍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澳大利亞現代文學批評史”（項目批準號為：12BWW037），最終成果為專著《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

一  走向多元化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

文學是思想、情感存在的家，文化是價值、精神存在的家。與文學和文化相伴而生的批評既表達對文學的審美訴求，也凝聚著不同文化的價值觀。作為世界文學批評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澳大利亞文學批評自發端之初就對歐美“走馬燈式”的文學理論熱表現出“理性支配”的淡定，對“實用批評”情有獨鐘，其“開放、多元”的態度、“回歸傳統和文學性”的訴求與當下“理論異常喧囂與騷動”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經過百年的發展，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呈現出“非此非彼、非原創性雜糅”的特質，所彰顯的“以我為主、不跟風、主張多元”的思想值得中國乃至世界文學界借鑒。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走向多元化既是其文學內部權力機制轉換使然，也是東西方文明互學互鑒和全球化的結果。

二  開放包容的社會文化語境

經過近兩百多年的墾殖，英裔澳大利亞人終于在1901年建立了獨立的聯邦政府，從此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漲，試圖脫離英國干預的氛圍彌漫著整個澳洲大陸。然而，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教育都無法擺脫英國影響的現實，使得澳大利亞人陷入了自主性和依附性的兩難境地。兩次世界大戰的槍炮聲，讓偏安一隅、奉行封閉孤立政策的澳大利亞人幡然醒悟，曾寄希望于英國保障其安全的幻想破滅，澳大利亞加速了與美國結成聯盟的進程，逐步打開了向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國家開放的大門。美國文化熱開始在澳大利亞社會升溫，大有替代英國文化影響之勢。

二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中葉，澳大利亞試圖通過實施白澳政策，建構三A（AngloAmericaAustralia）文化帝國。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遠離歐美，毗鄰亞洲，澳大利亞擔心被亞洲文化包圍，試圖通過歧視和排斥亞洲人和土著人的“白澳”政策，確保西方文化的純潔性和合法性。60年代的反越戰爭和民權運動，席卷西方世界，澳大利亞的白澳政策受到了來自國內外的巨大壓力，被迫于1973年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政策。盡管在法律上已經承認了土著人的平等權利，但民族和解之路依然漫長而艱辛。表面上確實是在三A文化帝國中增加了土著文化一極，由三A演變成了四A（AboriginalAngloAmericaAustralia）文化共同體，事實上，對少數族群的偏見照樣根深蒂固。

隨著多元文化政策的全面實施和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澳大利亞迎來了文化繁榮的良好局面。得益于“擁抱亞洲”的轉向，抓住了加強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經濟往來的機遇，澳大利亞經濟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為了增強經濟發展后勁，澳大利亞政府先后多次修改移民政策，吸引了包括亞洲人在內各國人民移居到澳大利亞。亞洲文化的融入使澳大利亞多元文化色彩更加豐富、多樣，以文化認同、社會公正和經濟效率為核心內容的多元文化政策正趨向成熟。澳大利亞作家、批評家、藝術家的文化活動十分活躍，不僅他們的作品在國內外屢獲各類大獎，而且促進了澳大利亞在國際上的人文交流與合作。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已從四A文化共同體演變成五A（AboriginalAngloAmericaAisaAustralia）文化共同體。

2010年之后，西方國家出現了“多元文化主義”失敗的論調，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政策出現了退縮的跡象。受到歐洲右傾主義思潮的影響，澳大利亞政府和社會在多元文化政策上出現搖擺和分歧。迫于國際恐怖主義形勢和內部黨派政治的壓力，澳大利亞政府似乎有意淡化在國家政策層面直接談及多元文化政策，轉而強調“全體澳大利亞人的多元文化主義”背景下的共同價值和國家形象。盡管多元文化政策遭受逆流，甚至出現一些雜音，但由于它符合時代潮流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再加上40多年的實踐，該政策已經深入人心，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總體上取得了成功，對于促進澳大利亞各族群之間的和諧發揮著積極作用。

三  游離于本土性與國際性的文學紀事

發生在文學實踐活動的重要紀事對于研究文學批評思想的發生、發展和嬗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圍繞這些重要紀事所展開的討論和辯論體現了不同流派學者的審美旨趣和價值判斷。澳大利亞歷史上發生了許多“里程碑式”的文學事件，他們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思想演變的風向標，具有明顯的時代印記。綜觀彰顯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思想演變軌跡的文學紀事，澳大利亞人一直無法擺脫本土性和國際性的爭辯困境，反映了澳大利亞文化的斷根之痛。

發生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金迪沃羅巴克”詩歌運動和“憤怒的企鵝運動”是主張本土性和國際性兩派人物的第一次交鋒。前者試圖將土著語言、主題和神話融入詩歌創作之中，以期對澳大利亞民族文化做出獨特的貢獻。與歐美國家現代主義以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為創作主要內容所不同的是，這種澳大利亞式的鄉村現代主義則把其叢林自然風貌和原住民的神話、音樂、舞蹈等作為體現澳大利亞本土性的源泉和基礎，這既違背了現代主義本來的主旨，也容易遭到其他詩學派別的詬病。“憤怒的企鵝運動”是由一批年輕詩人和藝術家在澳大利亞南部阿德萊德發起的文藝先鋒實驗運動，他們企圖將歐洲現代主義引入澳大利亞，并通過自身的實踐，為澳大利亞文學和藝術樹立新風尚。盡管兩個“運動”都遭到了傳統勢力的抵制和反對，先后“失敗”了，但澳大利亞年輕作家和批評家展現了強烈的先驗意識和革新精神。

“澳大利亞文學價值標準之爭”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延續了20世紀30年代關于“澳大利亞文學的未來”的辯論，從“澳大利亞文學是否有資格進入大學”，深入到了“如何在大學開設澳大利亞文學課程”的問題。著名詩人兼評論家霍普提出了大學應該開設澳大利亞文學課程的觀點，遭到了秉承英國文學傳統學者的反駁，反對者認為稚嫩的澳大利亞文學毫無價值，缺乏文學上的“偉大”之處。具有民族主義者意識的作家弗蘭克林呼吁文壇應當攜手克難攻堅，為澳大利亞創造屬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她提醒作家與批評家應對“英國文本性”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描寫澳大利亞景物的“帝國版本”。表面上看，這是文學標準之爭，實質上是澳大利亞人揮之不去的“本土性”和“國際性”之爭的又一案例。

自20世紀70年代以降，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呈現多元狂歡景觀。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文化批評等各種理論先后粉墨登場，并引發了社會各界的諸多爭辯。從“新左翼批評與新批評”“多元文化主義批評”，再到90年代的“《第一塊石頭》與女性主義紛爭”和“德米登科事件與移民身份辯論”無不體現出跨學科、多元化的特點。“新左翼批評”與“多元文化主義批評”遙相呼應，主張建立更加開放多元的批評思想體系，將土著人、女性和新移民納入批評視野，對新批評中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大加撻伐，認為本土文學的“澳大利亞性”是澳大利亞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但并不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唯一核心。“《第一塊石頭》與女性主義紛爭”和“德米登科事件與移民身份辯論”是兩部書籍而引起的文學事件。前者以墨爾本大學的一起兩位法律專業的女生指控他們的院長性騷擾的案件為非虛構性作品的主要內容，質疑女性主義行動的目標，反映了女性主義作家海倫·加納同情男性的后女性主義立場，遭到了社會各界和女性主義內部的質疑。英裔作家海倫·德米登科的長篇小說《簽署文件的手》獲獎后，作者假扮烏克蘭族裔作家的報道引起了軒然大波，指責他借助少數族群作家處于多元文化“中心”的地位，顛覆了主流白人作家的形象，引發了對多元文化政策“反向”的思考。

這些文學紀事昭示了澳大利亞民族心理的變化，反映了澳大利亞掙扎于文化獨立性和依附性的現實。一方面，澳大利亞人渴望建立獨立的文化身份，強調地方本土主義，試圖與英美文化保持距離，對土著文化和亞洲文化進行壓制來維護獨立的尊嚴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澳大利亞人又對本土文化缺乏信心，難以切割與英美國家文化的聯系。兩股勢力在澳大利亞文壇不斷交鋒，形成了澳大利亞所特有的“鐘擺”現象。隨著土著文化、亞洲文化逐漸獲得認可，澳大利亞文化身份建構問題就變得更加復雜起來。

四  走向多元化和跨學科的文學批評思想

本土性和國際性貫穿于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主線，這既是其移民文化本身的宿命，也是其割裂土著文化之根的結果，其背后是民族主義意識在作祟。盡管“本土性”和“國際性”如同籠罩在澳大利亞上空的幽靈，但經過百年的發展，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思想走向多元化的態勢似乎不可逆轉。

注重實用批評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本色。文學批評可分為理論批評和實用批評，前者主要以人類社會歷史中的文學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是對作者、讀者、文本之間關系的研究，旨在揭示一般的文學原理。后者則以具體的文學作品為研究對象，試圖挖掘作家的文學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綜觀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澳大利亞出版了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的書籍，有些單個著名作家甚至有多部評價其作品的書籍。20世紀70年代之后，歐美文學理論被傳入澳大利亞，年輕一代的學者開始運用文學理論撰寫文章。但在總體上澳大利亞并沒有形成像歐美熱衷于研究文學理論的氛圍和環境，實用批評依然占據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主流。

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上掙扎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底色。當民族主義高漲時，文學評價多從民族性和本土性出發，強調學術思想獨立性，因而刻意與英國傳統和歐美理論保持距離；當在國際化潮流中看到“狹隘的地方主義”的短視時，又會糾正這一偏差，積極融入世界主義文學，強調普世性的審美價值觀。造成這種兩面性的根本原因是民族自主意識與外在影響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再加上澳大利亞從來都沒有就土著文化的合法性問題進行徹底的清算，在話語世界依然保持擠壓的態勢。這就使得澳大利亞成為一個在文化和民族心理上最分裂的國家之一，反映在文學批評之中就不足為怪了。

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和女性主義理論批評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特色。20世紀90年代以降，文學研究到了“言說必理論”的地步。盡管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堅守傳統實用批評范式，對晦澀的理論術語和過于專業的文學批評不感興趣，但也不乏學者則積極融入文學理論發展的大潮，試圖展現“澳式”理論突破。海倫·蒂芬和貝爾·阿什克拉夫特等人的《回寫帝國——后殖民理論與實踐》《后殖民研究讀本》是至今最權威的后殖民理論書籍之一；特納的《民族化：民族主義和澳大利亞流行文化》和《作為社會實踐的電影》打破了高雅文學和流行文化的界限，試圖探討電影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有很大的影響力；杰曼·格雷爾的《女閹人》被視為女權主義思想的代表作，被廣泛引用等。格蘭·穆哈根的《后殖民生態批評》是對后殖民主義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獲得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澳大利亞在文學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成就的事實，不僅使它不再是歐美文學理論的對立或者補充，而且在世界范圍內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

多元化、跨學科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成色。除了以族群和性別為主要標志的多元文化之外，20世紀90年代中葉至今，文學批評中的“越界”日益增多，即從政治學、歷史學、媒體學、傳播學等跨學科的角度研究文學及其文學性，出現了所謂的“泛文化”文學研究。文學研究不再是純藝術的高雅批評，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文學經典跟影視、文化節、娛樂活動聯系起來，試圖吸引更多的大眾參與其中。文學也不再是單一的文類，自傳、傳記、游記、紀實文學、傳奇文學、犯罪小說、科幻小說成為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批評的方法也變得豐富多樣。文學史家伊麗莎白·韋伯在談及近十年文學批評時說：“在沒有新理論出現的十余年，澳大利亞與其他地方一樣，又出現反對從政治和理論角度解讀文學作品的轉向。很多學者對以研究為導向的方法更感興趣，如書籍史，以及從國際視閾而不是國內視角來研究澳大利亞文學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