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張峰屹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東漢文學思想史”（項目批準號為：14BZW026），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立克。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希望能夠系統、深入地描述東漢時期文學思想發展演進歷史，從而明確東漢文學思想的基本內涵、思想特征、演進趨向及其歷史地位。

兩漢四百年，是我國歷史上歷時最長的朝代；同時，這四百年也是我國傳統思想文化基礎的定型時期。對這個時期思想文化各領域的充分認知和理解，是今天準確把握我國傳統文化精神內核所必需的前提。就文學思想而言，兩漢時期無論是文學創作實績還是文學思想觀念，也都奠定了我國傳統文學長遠發展的根基。可惜的是，與中國文學的其他發展時期（如先秦、唐宋、明清等）相比，學人對漢代文學和文學思想的研究，總體看來還相對薄弱，這與漢代思想文化、文學所實際擁有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稱。盡管已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問世（如許結《漢代文學思想史》等），但是一者，成果數量仍較少，對漢代文學未能充分展開討論；二者，既有成果雖不乏睿智卓見，但是也毋庸諱言，普遍還不夠翔實、深入，對漢代文學及文學思想的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仍然或缺漏或模糊。因此，漢代文學及文學思想，還有全面、翔實、深入研究的較大空間。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采取“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把社會政治狀況、歷史文化思想、士人處世心態與文學創作、文學思想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社會政局—文化思潮—士人心態—文學創作傾向—文學思想觀念”的理論模型，綜合考量、提煉東漢時期文學思想的內涵、特質，描述其發展演進的軌跡。

具體而言，按照東漢文學創作及文學思想本身發展的自然段落，把整個東漢時期劃分為東漢初年至和帝永元初、和帝永元初至桓帝和平前后、桓帝和平前后至獻帝建安末這三個發展階段（分期的理由，詳見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章的小序），分段描述其文學思想的狀貌和走向，同時注意揭示相鄰階段的承變情狀和機緣。該成果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描述兩漢之際的文學創作特征及其發展走向，這是東漢文學思想史發展的前導或基礎。本成果所謂“兩漢之際”，是指從西漢平帝即位、王莽擅權以至代漢，到東漢劉秀建武十二年這近四十年（前1～公元36）的歷史時期（劃定理由見該章小序）。這個時期，政權兩度易主，士心騷動，或擁劉反莽，或見機而動，不一而足。兩漢之際的文學創作，傳世的作家作品并不多，但是足以勾勒其時的文學思想概貌：文學創作與政治關聯一如既往地緊密，同時在文學表現上頗有新的時代風貌，尤其在文體開拓方面，有著較為長足的進展。

第二部分主要描述東漢前期的文學思想。第二章《光武帝建武中至和帝永元初的文學創作傾向》，從文學實際創作層面，提煉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思想。劉秀建武中，天下大定。劉秀在實行休養生息國策的同時，開始建構思想文化，經、讖并重，重用儒生文士。這個基本的政治文化格局，明帝、章帝一致堅持并有所強化，最終以綱領文獻《白虎通》予以定型，長久地主導著東漢政治文化的旨趣。這個時期，“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士人無不衷心向往中興的劉漢，“抱負墳策，云會京師”。于是，文學創作中涌起一股借助讖緯來頌世歌德的熱潮，成為這個時期一種普遍的文學創作傾向。與士人熱心擁戴中興政權相對的，是統治者對待士人的態度。這個時期帝王對待士人的基本傾向是信重，但也不乏熱心遭受冷落、倍感懷才不遇的士人。于是，抒情述志、情兼雅怨，就成為這個時期并行的另一種文學創作傾向。第三章《班固對漢代〈詩〉學思想的開拓》、第四章《王充文學思想的時代特質》，是描述東漢前期理論表述形態的文學思想。前者認為，班固的《詩》學思想，既非《齊詩》學的傳承，亦非固守儒家傳統的《詩》學觀念。作為醇儒，班固強調《詩》的經學性質和政教功能，但同時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一是在確認《詩》的社會政治功用性質和目的之同時，更加集中地突出了情感的生發感動特征；二是他批評三家《詩》“咸非其本義”，表現出追求《詩》“本義”的思想傾向；三是他在司馬遷以地理環境論社會風俗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地開辟了從地理和風俗的視角評論《國風》的思想方法。這些卓越的思想，文學思想史意義非常重大。后者認為，準確把握王充的文學思想，須先認清其“用氣為性，性成命定”的社會人生思想基石，如此方可明了其“疾虛妄”意旨中“虛妄”之所指，也才可知道哪些命題才是他主要的文學思想及其準確意涵。在此一認識下，闡述了王充“疾虛妄”旨趣下的一些主要的文學思想命題及其鮮明的頌世文學思想。

第三部分主要描述東漢中期的文學思想。其中第五章《和帝永元初至桓帝和平前后的文學創作傾向》，是從文學實際創作層面，提煉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思想。自和帝始，東漢的政治、社會及文化都開始走上衰變的途程。政治方面，小皇帝在位，外戚或中宦擅權，選舉和吏治腐敗，是這個時期基本的政治景觀。社會方面，自然災害和邊患內亂頻仍，給這個時期的社會帶來重創。思想文化方面，也在延續中逐漸衰落。經學的衰落，到安帝時已經十分明顯，“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順帝雖重啟太學，“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風衰敝。因此，這個時期的士人，不再有前一時期的積極赴世的熱情，而變得更為沉實穩健，由理想訴求轉向了現實人生的關懷。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風尚，也因而開始轉向。頌世文學依然延續，但是拓展了歌頌對象的范圍，舉凡王朝、帝王，功臣、將相，后妃、臣吏，乃至名人、名士，無不可以歌頌。這就在事實上沖淡了頌世文學的神圣和典重，使之泛化為一般的頌揚文學。抒情述志的文學創作依然存在，然而加入了鮮明的體儒用道的思想情韻，與其時思想界道家思想的回歸同步。這個時期最具特色的文學創作傾向，就是逞才游藝，出現了大量的無關國計民生、書寫閑情逸致的文學作品。這呈示著文人創作旨趣的巨大變化，開始把文學從沉重的道德、政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第六章《王逸〈楚辭章句〉的文學思想》，論述的是東漢中期理論表述形態的文學思想。《楚辭章句》的基本思想特征，便是以《詩》釋騷，把楚辭提升到經學的高度。本章梳理王逸及其《楚辭章句》方方面面的文學思想，無不呈現出經學文學思想的特征。與東漢中期文學實際的創作傾向相比，王逸的文學思想就顯得比較落伍了。

第四部分主要描述東漢后期的文學思想。第七章《桓帝和平前后至獻帝建安末的文學創作傾向》，是從文學實際創作層面，提煉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思想。與東漢中期一樣，這個時期依然是小皇帝在位，政權被外戚、中宦再加權臣交替掌控，選舉和吏治更加腐敗。自然災害和邊患內亂依然頻發，更是雪上加霜，導致東漢后期政治和社會的嚴重衰敝，終于滅亡。思想文化方面，經學延續安帝以來的衰落趨勢，加之桓、靈之際延綿二十余年的兩次黨錮之禍的致命打擊，“高名善士多坐流廢”，雖有桓帝增加太學生至三萬余，靈帝正定《五經》文字刊石立于太學之門，但是大勢已去，儒風衰敝殆盡；盡管尚有大儒鄭玄的回光返照，但是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經學終是在鄭玄這里，無可奈何花落去了。與此同時，有漢以來不絕如縷的道家思想，伴隨著社會的衰敝而強勢回潮，成為東漢后期另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想。這個時期的士人，個體生命意識覺醒了。雖仍不乏以匡世救濟為使命，清正公廉、直言極諫的士人，但是更多的士人疏離政權，選擇遠遁，以求全生保身。東漢后期的文學創作，在這種政治、社會、文化及士人心態背景下，呈現出嶄新的面貌。頌世和歌頌一般人物的文學還有出現，但是數量不那么多了。并且，一些頌揚的文學作品，還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創作旨趣向著個人的生活感受轉移。而更多的作家作品，則走向了自我和情感、意趣：文學創作集中于表現作者個人的生存體驗和真情實感，或者是延續東漢中期逞才游藝的創作風尚，抒寫其生活情趣、閑情逸致。而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大量文人五言詩，藝術表現圓熟，達到了古典詩歌創作的極高境界。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整體上脫離了政教倫理，回歸文學自身，實現了文學創作的獨立自足。第八章《漢代功利〈詩〉學的絕唱：鄭玄的〈詩〉學思想》，論述的是東漢后期理論表述形態的文學思想。鄭玄箋注《毛詩》多有新意，如：《毛詩序》往往注重揭橥《詩》篇的大義和本事，而鄭玄《詩譜》則更多說明詩歌得以產生的地理環境、風俗、時代政治背景及其詩體之正變；《鄭箋》對《毛詩小序》之釋“興”多有修正和豐富；《毛傳》不涉讖緯，而《鄭箋》則多引讖緯說《詩》等。不過，鄭玄的《詩》學思想仍然是一種傳統經學的思想，在東漢后期文學創作獨立自足的現實面前，尤其是在情韻并美的五言古詩面前，鄭玄的《詩》學思想顯得非常陳舊腐朽，成為漢代功利《詩》學的絕唱。

該成果通過上述三個階段的分析梳理，全面系統深入地描述了東漢時期文學思想發展演進的歷史。同時，也就明確了東漢文學思想的主要內涵、特質，及其在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發展歷程中的地位。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作為人文學科的基礎研究，該成果的主要價值是其學術價值。其一，作為國內首部研究“東漢文學思想史”的專著成果，也可以說填補了一項學術研究的空白；其二，該成果以“文學思想史”的思想路徑展開研究，同時采取史論結合的結撰方式，既可保證其描述的可靠性，也使研究成果更有學術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