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師范大學馬士遠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書》教傳統(tǒng)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BZW04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徐新強、鐘云瑞、寧鑫、王云鵬、沈剛、陳賓。

博大精深的中國經(jīng)學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最具創(chuàng)造活力的文化奇葩。作為迄今可見最早文字記載的“上古帝王之書”的《尚書》，既是彌足珍貴的中國古代第一部歷史文獻散文集，又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的代表作，集中表達的是上古統(tǒng)治者的政治觀點、治政理念以及施政法則，代表著上古中國政治認知本身所達到的高度與成就。自“孔子纂焉”定型而“垂世立教”，《尚書》即開始成為歷代人才培養(yǎng)的傳統(tǒng)教材和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不僅當時“三千之徒，并受其義”，而且后來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與古代文化的經(jīng)典，亦成為儒家政治哲學和德政說教的主要理論源泉，同時也開啟了源遠流長的儒家“《書》教傳統(tǒng)”，綿延興盛數(shù)千年。由于歷史的久遠與傳播的制約，加之漢文字書寫形體的衍化與內涵發(fā)展的豐富，都讓歷代學者對《尚書》之教的具體內容與理解見仁見智，既自成一家言，又不乏疑竇處，形成表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內里多有訛誤的局面。

“《書》教”是古代中國重要的學術批評術語，是儒家學者通過總結《書》的知識、觀念和社會功用等而提出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疏通知遠，《書》教也”。廣義來看，“《書》教”是指《書》的教化作用和社會功用，是一種政治、文學與教化的綜合性人文存在。狹義來說，是指在師徒之間以言語為形式進行的《書》的授受活動。狹義的“《書》教”往往被涵括在廣義之中。“《書》教”有知識體系、觀念體系、文獻體系三種存在形態(tài)，早在周秦時期就已經(jīng)形成傳統(tǒng)。“《書》教傳統(tǒng)”的存在特征是動態(tài)的、開放的、順應承傳的、不斷重建的，其內容廣博而深刻，在政治、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等諸多學科領域都有肇始性論述，往往具有時代的超越性和廣泛的普適性，是今天我們提煉《尚書》文化“古為今用”的不竭源泉。荀子認為《尚書》乃“政事之紀”，司馬遷明言《尚書》“長于政”，古今談論政事者，亦常祖《尚書》。源遠流長的“《書》教傳統(tǒng)”，深刻而久遠地影響了中國的政治變遷和古代文學政教特質的形成，對整個東亞儒家文化圈內的政治演進和文學的政教特征亦有深刻影響。對其展開系統(tǒng)研究，意義重大。

“《書》教傳統(tǒng)”研究是一項體系龐大的工程。該成果按照“《書》教傳統(tǒng)”的歷史嬗變、核心要旨以及個案觀照展開相關研究，具體而言，包括三大編：第一編為“《書》教傳統(tǒng)”奠基期研究，即第一章“春秋‘《書》教傳統(tǒng)’研究”、第二章“戰(zhàn)國‘《書》教傳統(tǒng)’研究”；第二編為秦漢以下以“七觀”說為核心內容的“《書》教傳統(tǒng)”研究，即第三章“‘《禹貢》可以觀事’說研究”、第四章“‘《洪范》可以觀度’說研究”、第五章“‘六《誓》可以觀義’說研究”、第六章“‘五《誥》可以觀仁’說研究”、第七章“‘《呂刑》可以觀誡’說研究”、第八章“‘《皋陶謨》可以觀治’說研究”、第九章“‘《堯典》可以觀美’說研究”；第三編為基于知識、觀念與文獻之視域下的個案研究，即第十章“《尚書大傳》名物考”、第十一章“蘇軾《書傳》編刊考”、第十二章“東漢《尚書》家學研究”、第十三章“黃倫《尚書精義》研究”、第十四章“魏源《書古微》研究”、第十五章“《尚書》明德慎罰觀念研究”、第十六章“‘《書》教傳統(tǒng)’明德慎罰觀念研究”。

《尚書》記載華夏遠古農(nóng)耕文明，是中華民族的早期歷史記憶和文化基因。《尚書》的經(jīng)典化始終都與“《書》教”活動息息相關。通過對“《書》教傳統(tǒng)”中的知識、觀念、文獻三個體系的系統(tǒng)梳理，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更清楚地認識中國古代王朝不同時代主流文學的政教性質和各自發(fā)展路徑，特別在揭示中國古代王朝時代“《書》教傳統(tǒng)”與文學政教特征之間的相互生發(fā)關系方面，具有正本清源之要義。

“《書》教傳統(tǒng)”以文獻、知識、觀念三種形態(tài)存在并發(fā)揮功用。就文獻體系而言，文獻是知識、觀念的載體，又是研究知識、觀念的切入點。就知識體系而言，不僅《尚書》中的名物制度很多，而且“《書》教”經(jīng)典文獻如《尚書大傳》等的名物制度亦不少，這些名物制度共同構成一個知識體系，這些知識不僅是人們行為目標的權威說明和古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資料源泉，而且是王朝時代國家活動合理性和國家權力合法性來源的終極依據(jù)。就觀念體系而言，“《書》教傳統(tǒng)”中包含有一些重要的文化觀念，這些觀念對后世影響非常深遠，如，孔子“《書》教”中的“七觀”說對文以載道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之影響，典、謨、訓、誥、誓、命等觀念對中國文體學之形成的影響，《洪范》“五行”觀念對于民族宇宙觀和認識論之建構的影響，《禹貢》九州觀念對國家行政區(qū)域之劃分的影響，《呂刑》觀念對歷代法律思想之建設的影響，等等。特別是“《書》教傳統(tǒng)”中圣君賢相的嘉謨善政確立的“先王政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道統(tǒng)觀念”，直接規(guī)約著儒家文化圈歷代王朝的治理模式和對君王的道德約束，并成為該區(qū)域內文學政教特質形成的理論依據(jù)。

《尚書》作為中華元典之一，在其傳播過程中并非完全是依靠統(tǒng)治者或儒家個別圣賢的提倡與支持，如果沒有其自身文化價值的超越性，如果沒有其道德準則的普適性，單靠外力是無法在幾千年中始終保持其神圣的經(jīng)典地位的。孔子、孟子作為儒家學說的先圣，曾相繼按照各自的思想主張對《書》進行過兩次整理加工，孟子的整理加工又是在孔子整理加工的基礎上展開的，其間體現(xiàn)了《書》之儒學化的早期嬗變，孔、孟各自整理的《尚書》版本在后世的傳播中又時有交叉，是漢代《尚書》版本復雜現(xiàn)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尚書》自身所具有的這種道德準則的普適性和文化價值的超越性，對孔子具有吸引力，在日常教學、生活、政治實踐中，孔子非常重視《尚書》，“子所雅言，《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即使厄于陳、蔡之際，仍然讀《書》不倦：“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即三經(jīng)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詩》、《書》習禮樂不休。”孔子本人也自云：“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足見《尚書》與孔子確實有著某種緊密的聯(lián)系。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尚書》是孔子構建其系統(tǒng)思想體系的重要來源之一，孔子在對《尚書》的接受中豐富了其創(chuàng)派立說的思想基礎，但據(jù)傳世文獻記載，孔子不僅以“《書》教”授弟子門人，而且還刪過《書》，做過《書序》，并且首稱《尚書》之名。

《詩》以韻文為表現(xiàn)形式，《書》以散文為表現(xiàn)形式，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學樣式，而且二者文本都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故孔子施教以《詩》《書》為先，并在其施教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詩》教觀和“《書》教”觀。孔子把《尚書》的教化功能定位為“疏通知遠”，可以說是準確地把握住了《尚書》所蘊含的文化價值的超越性，綜觀傳世本《尚書》的核心內容，其主體是虞、夏、商、周時期的典、謨、訓、誥、誓、命，是上古時期雄主能臣在斗爭實踐中總結出的中華先民智慧的結晶，這里不僅有對唐舜禪讓的贊美、對湯武革命的稱頌，亦有對明主賢臣的標榜、對民瘼冷暖的關注，從中不僅可以了解促使王朝興替、歷史巨變的底因，以古鑒今，甚至能為后世立法，而且可以學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實，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的司馬遷對孔子“疏通知遠”的“《書》教”觀領悟得最為深刻，“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可以說是孔子“《書》教”觀最好的注腳。在孔子看來，這只不過是《書》之“表”。后來孔子經(jīng)過“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又發(fā)現(xiàn)了《書》篇有“七觀”之義，“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戒，《洪范》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才是《書》之“里”，這是孔子“《書》教”觀中最為本質的內容。義、仁、戒、度、事、治、美七者實為孔子實施王道政治的基本主張，由此足見《書》對孔子思想體系的形成起著核心作用，孔子的“《書》教”思想對后世儒家學說影響甚巨。

“《書》教傳統(tǒng)”是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學詮釋中既扎實活躍又紛繁復雜的領域，自漢代今文、古文學派之爭始，就相應產(chǎn)生了今文、古文兩種并行的“《書》教傳統(tǒng)”，在輯佚、辨?zhèn)巍⒆⑹琛⒂栐b、義理等不同領域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論爭。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格局分裂為南、北兩個政治權力中心，“《書》教傳統(tǒng)”也隨之形成“南學”與“北學”兩個系統(tǒng)。“南學”尊崇梅賾所獻漢代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后證偽）注疏體系，“北學”尊崇漢代鄭玄相容今文、古文二家的注疏體系。受時代盛行的佛學、玄學影響，經(jīng)北齊劉炫、劉焯二人推揚，重義理闡釋的偽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成為通行的唯一注本，其教化傳統(tǒng)也成為唯一的傳統(tǒng)；而重訓詁的鄭玄注本及其教化傳統(tǒng)則隨之湮沒。唐初重修科舉制度，立五經(jīng)為教育范本與試題來源，貞觀年間，國子祭酒孔穎達受命主持編纂《五經(jīng)正義》，對五經(jīng)注疏進行大規(guī)模的系統(tǒng)梳理。孔穎達雖是“北學”系統(tǒng)的學者，卻選取了“南學”系統(tǒng)偽孔安國傳的《古文尚書》為底本及其詮釋傳統(tǒng)。自此以后，這種系統(tǒng)的注疏就成為最權威的《尚書》經(jīng)解版本流傳下來，形成了延續(xù)至今的“《書》教傳統(tǒng)”主流。

“《書》教傳統(tǒng)”與中華治政文明的發(fā)生與嬗變關系密切。前人的典籍成為后人治政依托之傳統(tǒng)由來已久，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典籍中有著政德建設的豐厚資源，這些資源可以為我們今天的治國理政，尤其是領導干部的官德建設，提供有益借鑒。《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治政經(jīng)典，記錄了虞、夏、商、周時期的政治大事，治政以德是其從始至終所標示的核心主旨。自漢代立《尚書》為官學之后，《尚書》作為帝王將相的政治教科書，一直受到治政者的尊崇，許多治政理念成為歷代君王和仕宦治理國家的核心理論依據(jù)。《尚書》蘊藏有極為豐厚的政德內容，孔子提到的義、仁、誡、度、事、治（政）、美七者，不僅是構建儒家政治學說體系的核心范疇，更是培養(yǎng)歷代仕人優(yōu)秀治政質量的重要德目，對今天的官德建設亦可提供不少有益借鑒。

該成果第一次把“《書》教傳統(tǒng)”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命題提出來，并且從知識、觀念、文獻三個不同體系予以關照，這在儒家“六經(jīng)之教”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可以為“《詩》教傳統(tǒng)”“《易》教傳統(tǒng)”“《禮》教傳統(tǒng)”等研究提供有價值的研究案例。第一次從宏觀、中觀、微觀三維角度來對歷代“《書》教”文獻進行大規(guī)模調查與整理，完成第一部“《書》教傳統(tǒng)”文獻匯集，以此展示“《書》教傳統(tǒng)”知識、觀念和文獻三體系的生成發(fā)展歷程、社會功能以及“《書》教傳統(tǒng)”整體的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必將極大地推進傳統(tǒng)經(jīng)典專題文獻整理的思維視野和研究途徑。第一次對“《書》教傳統(tǒng)”及其應用進行系統(tǒng)研究，完成第一部“《書》教傳統(tǒng)”研究體系的構建及其應用研究，借此科學呈現(xiàn)“《書》教傳統(tǒng)”的內在構成、外在形態(tài)、話語表述類型、文化功能層次、古為今用轉換契合點等內容。第一次深層次地揭示“《書》教傳統(tǒng)”與中國古代文學所具有的政教特質之間的相互生發(fā)關系，糾正以往過于偏向“《詩》教傳統(tǒng)”的研究取向。

學脈古今相連，精神古今相通。儒家“《書》教傳統(tǒng)”在整個中國古代生活中發(fā)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是中國政治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的一個側影，代表古代中國治政認知本身所達到的成就。“《書》教傳統(tǒng)”所揭示的闡釋觀念的變化涉及我們民族政治、文學、道德、思想等文化的演進歷程，是當今社會核心價值體系重建的思想源泉，也是民族身份認同的鮮明標志，對于民族復興之今日如何實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轉化，如何架設文化橋梁實現(xiàn)兩岸終極統(tǒng)一，如何把以民本為核心的《書》教治政倫理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連接起來，為人類共同發(fā)展做出華夏民族的特色貢獻，都具有巨大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