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孟憲實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代軍事制度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BZS02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段真子、李淑、蒲宣伊、何亦凡、文悅、陳宸。

唐代軍事制度的演變，與唐朝整體的發展衰落緊密相關。此題經過歐陽修《新唐書·兵志》的揭示，成為史家認識唐朝的一個重要思路。但是，宋朝以后，珍惜唐朝前期兵制即府兵制的情緒和言辭占據主流，《新唐書》《資治通鑒》等影響巨大的歷史著作，幾乎都持相同的觀點，不僅把府兵制看作是唐朝崛起的原因和表現，也把府兵制的衰落與唐朝的衰落等量齊觀，他們確信，如果沒有府兵制的衰敗，就不會有唐朝的盛極而衰，就不會發生安史之亂。后來學者，都認同歐陽修的觀點，認為軍制與國家的總體走向，大有關系，因而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特別是中日學者，從陳寅恪到濱口重國、日野開三郎、菊池英夫等多有研究。

那么，既然前賢研究多有成就，該成果的創新之處何在？

第一，對于府兵制的問題，有了研究新推進。府兵制度下，從《新唐書》開始，認為全國府兵都有“番上”或“上番”問題，并明確指出番上就是“宿衛京師”。不管府兵的地團何在，每年都要定期到京師值班。番上，體現府兵士兵的“衛士”特點，是皇帝安全的保衛者。唐朝幅員遼闊，交通條件有限，如果全國衛士都上番京師，那么主要的時間都會消耗在路上，這很不合理。此前學者，也有對此表示懷疑者，但沒有發現關鍵資料，懷疑停留在表面，無法論證。在吐魯番文書的整理過程中，筆者發現了關鍵資料。今吐魯番是唐朝的西州，當地設有前庭、岸頭府、天山和蒲昌等四個折沖府，屬于府兵體制毫無問題。在唐高宗時期，發現西州折沖府的軍官在農忙的時候向西州都督府請假，另外雇人替在“上番”，自己要回家去收割等。而這類請假，無一不被批準。唐朝前期，制度化嚴格，制度執行也很嚴格。那么，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給出的信息證明，西州折沖府的軍官在當地輪流值班也被稱作“上番”。新資料是出土資料，史學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與《新唐書》的說法全然不同。這時，再反思《新唐書》的說法，問題確然，以前的懷疑，終于落到實處。番上問題的新解釋，是一個前一發動全身的問題。此前，學者們討論府兵制的衰落，其中一點引人重視，就是府兵士兵的負擔問題。府兵的折沖府，并不是全國的所有州都有，這樣全國的軍事負擔就有不同，軍府州自然負擔更重。在府兵的各種負擔中，番上是重要的一個。想到千里趕往京師，然后再返回本地，這路上的艱辛苦難，自然是沉重負擔。有學者甚至仔細考證士兵的負擔，甚至有專門的著作研究這個問題。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情況看，此前的理解都是不正確的，府兵在當地值班，也是番上。番上并不是僅指宿衛京師。這是一個重要突破，對于唐代府兵制度的理解，產生推動作用。

第二，邊州府兵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強調府兵的中央軍性質，認為府兵都隸屬于十六衛，是中央軍的體現。從表面的關系看，所有折沖府都隸屬于十六衛，折沖府的名號和印章，都能證明這一點。那么，邊州（唐朝特有行政概念）的折沖府，在日常的管理、指揮、調度方面，是否在十六衛的直接管轄之下呢？從西州的折沖府情況看，四個折沖府的指揮者，是西州都督。折沖府的日常管理向都督府匯報，折沖府官員請假對象也是西州都督，軍隊墾田事務要向都督府報告，當地軍事調度權力，也在西州都督。比較其都督府的實際權力，所謂十六衛的隸屬關系，其實是表面的，只有名義的價值，沒有實質意義。府兵制的發展，最終使得唐朝的軍力向兩個方向收縮，一是守衛京師和皇宮的禁衛軍，二是邊疆軍鎮。尤其后者，節度使軍制的發展，最初就來自邊州的軍事力量，即邊州府兵。強調邊州府兵與后來軍鎮制度的淵源關系，是此前學界較少注意的。

第三，府兵制度下的軍馬問題。也是得益于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許多事關軍馬的資料，深入研究之后，對于府兵制下的軍馬問題有了新的認識。除了騎兵之外，唐朝府兵制時代，后勤保障是離不開馬匹等畜力的。那么，唐朝的軍馬之制如何呢？本課題在“六馱”制度、承直馬制度、絲綢之路上的絹馬貿易等方面進行探討，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都有所推進。安史之亂，絲綢之路的貿易中斷，尤其對于唐朝而言，遭遇巨大困難。唐后期回紇之所以對唐朝為所欲為，就是因為他們壟斷了絲路貿易，讓唐朝喪失了對軍馬來源的掌控，不得不接受回紇的要價。

第四，軍鎮的發展是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與府兵制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不是截然不同的關系。從唐朝邊疆實際情況看，府兵制度的衰落，是因為不能適應邊疆形勢的需要。所以，傳統史書把唐代軍制變化看作是人為亂政的結果，是不公允的，也不符合歷史實際。唐朝的政府，在軍制演變過程中，并非無所作為，調整始終在進行中。比如團結兵和彍騎，最初的設立，都有探索的意義，最后并沒有成為獨立的軍事力量，團結兵成為軍鎮的一部分，彍騎則成為中央衛戍部隊。邊疆新形勢，主要是吐蕃崛起，而吐蕃對于各種土地都有野心，與來自草原的政治力量完全不同。同時，吐蕃力量的核心深居高原，唐朝傳統的戰略無法克服吐蕃，于是邊疆大規模駐軍成為必然選擇。行軍體制與邊疆的都督制度結合，于是逐漸發展為節度使體制。邊疆形勢是必須應對的，傳統的府兵體制是必須改革的，軍鎮最初在解決邊疆問題上是有力的，所以才有軍鎮的普及發展。

第五，節度使體制是邊防軍體制，產生并在邊疆發展起來。節度使體制確實不利于中央集權，對于后來發生的安史之亂確實具有聯系性。節度使體制有利于邊疆利益集團化，而在盛唐財政狀況良好的背景下，這種集團化傾向有加劇的趨勢。各個節度使內部，都有強烈的向心力，而對于中央而言，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就會變成離心力。唐朝中央能夠在充分利用節度使體制對外軍事斗爭中的有利，同時克服節度使內部的利益集團化的不利，顯然是個難題。從楊國忠與安祿山的政治斗爭中，我們很容易地可以發現，楊國忠和唐玄宗，都沒有意識到軍隊的變化，尤其是利益集團化的嚴重后果。唐朝最終上演安史之亂，迅速由盛而衰。制度的因素與政治的因素俱在，不可一言以斷。

第六，該成果努力系統化討論唐代兵制的演變，部分環節用“專論”的方式進行深入討論，以保證重點的論證。系統性與專題性的結合，希望在完成專題研究上獲得更佳效果。

府兵制度，有自身的弱點，所謂內重外輕的軍事力量布局，完全是在靜態思想的基礎上設置的，無法應對后來邊疆形勢的劇變。在邊疆的挑戰日益嚴峻的條件下，軍事力量向邊疆集中，具有必然性。節度使體制也從府兵制度中吸取很多因素，除了戰團的基本組織之外，依然利用府兵制度下的軍官系統為節度使兵制提供營養，比如府兵在天寶時期不再征兵之后，各個折沖府的軍官系統依然存在，而這個系統成為支持府兵體制的重要支撐。重視府兵制與軍鎮制度的聯系性，發現這個演進過程中的必然性，是該成果最重視的視角。陳寅恪先生認為，史學研究中，同情之理解至關重要。該成果的這個研究視角，相信是學習前輩學者的一個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