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逸民，系中華書局編審、原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主任

程毅中著《宋元話本》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審稿意見

程毅中與同事李巖（左）、徐俊（右）在一起。

【大家】

學人小傳

程毅中（1930—2024），江蘇蘇州人。編輯家、文學史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1950年考入燕京大學國文系，1952年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畢業，到西安任教。1957年回北京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1958年12月，提前分配進入中華書局。曾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主持整理《王船山詩文集》《海瑞集》《徐渭集》等，策劃組織《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文》《全金元詞》《元詩選》《明文海》《全清詞鈔》《詞話叢編》《古本小說叢刊》以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古小說叢刊”“明清傳奇選刊”等。古籍整理著作有《隋唐嘉話》《玄怪錄》《續玄怪錄》《清平山堂話本校注》《宣和遺事校注》等，撰有《宋元話本》《古小說簡目》《古體小說論要》《近體小說論要》等專著。

2024年新年伊始，程毅中先生就經歷了一場手術。聽到這一突發狀況，我心急如焚，恨不得馬上趕到醫院探視。兩次打電話到程府，先生幼子有度兄回復，先生手術順利，但體弱昏迷，要過幾日方宜見客。先生大公子有慶兄亦來電安撫，詳述手術過程，以及恢復情況，我的焦躁稍得緩解，只能在忐忑中耐心等待。直到2月1日，我終于可以去病房見先生了。一見面，先生被輕輕喚醒，立刻面露喜色，顯然精神已大好，只是仍嗜睡乏力。先生抬手有相握之意，張口欲有所言，聲息微弱，竟未能如愿。我知此時不宜長時打擾，安慰過后，乃與先生家人相約，過幾日出院后再到家中問安。我日夜苦等，祈愿下次見面的日子及早來臨，不意等來的，卻是3月22日凌晨先生溘然辭世的噩耗。

我以為程先生素來硬朗，九十歲后仍可健步游蓮花池，此次肯定可以戰勝眼前小厄。故初聽噩耗，簡直不敢相信。若依傳統的虛歲計，程先生已屬九十五歲高齡。古人云“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耄耋之年，已是常人企及的壽限。每念及此，我心稍安。然數十年相知相親歲月，數十年肝膽披瀝的情誼，滴滴在心，一切猶在目前，焉能遽然割舍忘卻，立成安瀾？嗚呼，痛哉！

一

我和程先生初識于1968年，那年我從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畢業，被分配到中華書局工作。是年8月報到，年底前就奔赴部隊農場鍛煉。農場回來，稍事整頓，又下放到“五七”干校，1973年才抽調回京上班。此時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已合署辦公，中華書局的業務主要是重啟之前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整理。我未能進入校史的隊伍，只能在“二組”（共分四個編輯組）打雜，做些應時而動的編輯事務。這時程先生也已從干校調回，同在“二組”。我們雖說已是老熟人，但分工不同，工作上一時尚無交集。不過東方不亮西方亮，我們同住翠微路二號院，比鄰而居，回到家自然會有所交往。記得某次程先生家有老同學白化文先生來訪，我應邀一起聚談。白先生見多識廣，頗善交際，海闊天空，暢聊盡興，自此以后，我與程先生便也拋卻矜持，成了半師半友、暢談無礙的知交。

1979年8月，中華、商務分家，各自恢復獨立建制。不久后，程先生出任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主任，我有幸成為其麾下一卒。此后在先生領導下，歡樂與苦悶，皆有故事，無法細說，只能略舉一二。

1980年年初，全國二十幾所高校，在山東泰安舉辦編寫古典文學教材的討論會，邀請中華書局文學室領導與會，先生命我與之偕行。這是我入編輯行以來第一次參加學術會議，很是興奮，處處留心觀察。會上，先生寬厚持重，待人以謙，遇有討論，侃侃而談，揮灑自如，一些建議頗為同道稱賞。會下，身邊時常有人攀談請教，先生亦趁機了解各校學術研究情況，順便謹慎約稿，記得《王粲集》和《玉臺新詠》的整理就是此時約定的。通過這次學術會議，我近距離感受了先生的學術實力和社交上的親和力，大受觸動，印象深刻，心想今后當編輯，就該學習先生，讓自己變成學術內行，同時成為學術同道的知心朋友。

程先生主持文學室工作之初，先是清理“文革”前舊稿，接續完成未了之事，回歸老中華正常工作，同時制定新的出書規劃，合理安排編輯力量。今天已堪稱中華書局經典圖書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古小說叢刊”，以及文學總集、資料匯編等系列項目規劃，其基礎都是那時奠定的。在擬定“古小說叢刊”規劃時，我得知先生撰有古代文言小說總目錄成稿，即刻向他約稿，催促早日交稿出版，以引導“古小說叢刊”規劃順利落地。先生總說還要補訂，不愿倉促問世。交稿時，他堅持使用《古小說簡目》之名，以示草創未周，猶待修潤之意。其實這本書在“文革”后不久，百廢待興時出版，對厘清古小說研究范疇，考證古小說版本流傳，助益多多。另外，先生還在那一時期主持影印出版了兩種《文選》善本，先是清胡克家刻李善注斷句本，繼而是南宋尤袤刻李善注本，二書皆寫有頗具專題研究分量的出版說明，在《文選》版本學研究領域引發廣泛影響，促進了中國《文選》學研究的復興。就我個人而言，也因為參與過二書出版的相關事宜，興趣所至，開始投身《文選》學研究，沉浸日久，乃至后來竟能濫竽中國《文選》學研究會會長之名，這一切皆要拜程先生當初卓有成效的工作業績所賜。

二

回首往事，最讓人刻骨銘心，感慨系之的故事，當然是在程先生鞭策和鼓勵下，我的古籍編輯生涯，從無知到覺悟，不斷成長的一段經歷。

我接手的第一部古籍整理稿，是逯欽立先生斷斷續續耗費數十年心血完成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該稿是一部典型的古籍整理著述，不僅卷帙繁多，且整理方式極繁雜，舉凡標點、校勘、輯佚、考證，無所不包。我乍看到厚及尺余的書稿，茫然不知從何下手，不免心生慌亂，面露難色。先生恐有察覺，于是先讓我安下心來，翻翻稿件，排除憂慮，隨后幾天，逐一講解審讀程序和要求，諸如先參看文學總集其他范例，弄清此稿所據底本，分析整理體例是否得當，有無遺留問題，等等。先生所指路徑分明，要求亦甚嚴格，一如當頭棒喝，令我頓時清醒，茅塞大開。我硬著頭皮讀完全稿，似覺明白了許多，上交審讀意見時，又想表現一下，竟不知深淺，胡亂提了不少修改動議。程先生肯定我審稿認真，對修改意見則多有否決，并鄭重提醒我，審稿也是學習過程，要虛心，要尊重作者的勞動，切忌妄作評判，未得作者授權，尤不可輕改原稿。審稿期間，我與作者方的聯系信函，程先生也時有改筆，措辭要求表達準確、彬彬有禮。有幸遇上這種以悉心指導后進為己任的前輩導師，若不思進取，輕言放棄，不亦難乎？文學室成員，特別是我等晚學，說到稿件處理中的往事，莫不有此同感。好在經歷此番棒喝捶打，我接下來處理《陶淵明集》《拾遺記校注》等稿件時，竟仿佛有一絲輕車熟路的感覺，想來真的有了些長進。

1981年，程先生晉升為中華書局副總編輯，我隨后被委任接替他在文學編輯室的工作，再后來又轉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做主任，在中華書局工作到退休。一路走來，20世紀80年代向程先生請益最多，受教最深。正是那個時期的嚴格編輯業務洗禮，使我受到了編輯職業道德的啟蒙，古籍編輯能力的提升，也才有了與中華書局長相廝守，為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盡一份力的決心和信心。由小及大，我的個例，或許也能反襯出程先生熱愛中華書局，熱愛古籍整理事業，不僅自甘為中華書局、為古籍整理事業奉獻終身，而且自覺承擔起培養后進的責任，為中華書局的可持續發展盡心盡力。拳拳之心，日月可鑒。

三

現在程先生已是一個歷史人物，要評價先生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僅以上述孤例，遠不足以彰顯先生一生奮斗、默默付出的本質意義。如果聯系中華書局的發展史來看，則程先生的一生，無論是工作業績，職業操守，還是培養后進的歷史責任心，都閃耀出奪目的光彩。

1952年，中華書局由滬遷京，初時出書涉足農業、財經，1957年后欲復歸古籍，卻發現專業編輯匱乏，急需補充新鮮血液。時任總經理金燦然同志求賢若渴，廣攬人才。當時從商務印書館引進的有趙守儼、傅璇琮等人，從北大引進的有褚斌杰、李思敬、沈玉成等人，程先生是1958年年底進入中華書局的。恰恰是這一批青壯年才俊，加上稍后陸續進局的應屆大學畢業生謝方、趙誠等人，與老一代編輯一起，共同開創了中華書局發展的新局面。及至20世紀60年代，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培養的學生陸續到來時，程先生一輩人早已成為中華書局的頂梁柱，后來者又在他們的幫扶下茁壯成長，老中青共謀發展，這才有了八九十年代的繁榮景象。從這個角度說，以程先生為代表的一輩人，正是中華書局歷史上繼往開來的中堅力量。

如果再從國家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高度來看問題，程先生1958年進中華書局，1992年榮休，他在職的這幾十年，恰是新中國古籍整理事業大發展的關鍵時期。所謂關鍵，換言之就是歷史的節點，發展的機遇。上面已提到中華書局遷京后，最初幾年，出書很雜，既缺少統一規劃，又缺乏專業人才，舉步維艱，急需國家層面的指導和支持。1958年，國務院專門設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以下簡稱“古籍小組”），由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同志任組長，確立古籍整理出版的大政方針，編制長期出版規劃，并決定在北京大學開辦古典文獻專業，培養古籍整理的后繼人才。與此同時，中華書局被確定為專業古籍出版社，兼古籍小組的辦事機構。這為古籍整理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給足了政策和動力。程先生及之后陸續引進的一批青年才俊，在這一歷史機遇期，奮發有為作貢獻，承前啟后育新人，使中華書局這家老字號重新煥發活力，古籍圖書出版大放異彩。諸如《資治通鑒》《冊府元龜》《永樂大典》《文苑英華》之類重要典籍，陸續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整理一事，也在此時籌措實施。據此而論，程先生這一輩人，既是中華書局由衰而興的歷史親歷者、見證者，又是身處一線的創造者、建設者，理應載諸史冊，大書一筆。

改革開放后，黨中央高度關注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和古籍整理工作問題，中華書局的發展也隨即迎來第二個重要節點。1981年3月，中華書局邀請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部座談，共商統籌規劃，協同發展議題。是年5月到7月，有關工作人員數次到中華書局傳達陳云同志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示，9月17日，中共中央印發《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明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12月，國務院決定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由李一氓同志任組長。1982年3月，新一屆古籍小組召開全體會議，制定了新的長期整理出版規劃。這次古籍會議，中華書局全力以赴，尤其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制定方面，發揮了協調全局的主導作用，而程先生作為新一屆古籍小組領導成員，作為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在其后直至退休十數年間，盡職盡責，老而彌堅，對工作始終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對晚學仍然充滿關愛，全力幫扶，一切盡可想見，毋須費辭。

程先生1992年退休，1995年受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在新的崗位上，程先生仍時刻不忘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從古籍數字化工作到《古本戲曲叢刊》全集出版，他都積極建言獻策。中華書局的發展，乃至新中國古籍整理事業的發展，無不留有程先生的足跡。

早年讀《禮記·檀弓》上篇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悶悶不樂，心有戚戚焉。而今文星隕落，程先生西行，敢以子貢之憂、子貢之痛、子貢之問以叩蒼穹：“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目送程夫子鶴駕冉冉而去，不禁泣下如雨。

（本版圖片均由中華書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