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理工大學鞏曰國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管子學史”（項目批準號為：12BZX03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杰、張艷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管仲是春秋歷史舞臺上的重要人物。管仲身后，管仲學派成員繼承并發揮管仲的思想學說，完成了《管子》的編撰，構建了管學思想體系。《管子》是我國古代重要子書，在哲學史、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思想學說或隱或顯地影響了歷代封建王朝。管仲富國安民、尊王攘夷思想，在歷代產生了重要影響。該項目研究管學的形成史和管學的流傳研究史，探討管子學術史上的疑難問題，總結歷代研究成果，梳理管仲與《管子》歷史地位變化的軌跡，以推動管子學研究的深入，為古代哲學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做一基礎性工作。《管子》為先秦諸子之巨帙，以內容宏富著稱，其中可見各家各派學說之蹤跡。該項目的研究，有助于豐富我們對諸子學派的認識，探究各學派相互交融影響的軌跡。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的寶貴財富。管學的一些思想諸如以民為本、工商并重、百年樹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與我們的時代精神若合符節。該項目的研究，對于充分發掘管學的思想價值，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以時間為線索，全面系統研究管學的形成史和流傳研究史，主要內容如下。

（一）管學的奠基

管學思想體系形成于戰國時期，以《管子》書為載體，而其奠基則在公元前7世紀的春秋前期。管學思想體系非常復雜，其核心是治國學，富國強兵是其目標。諸子百家學說均“務為治”，管學在這一方面尤為突出。這是由管仲的身份和地位所決定的。春秋時期，管仲相齊，繼承和發展開國之君姜太公的治國方針，對內進行改革，對外“尊王攘夷”，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治國方略是管學體系的基石，直接影響了管學的面貌。管仲做人不拘小節，做事不拘常法，靈活務實，通權達變。后人繼承并發揚管仲的這一精神，將之貫穿于管學體系之中。禮法并用是管學不同于鄒魯儒學和三晉法家的重要特點，這一特點是從管仲的尊禮重法繼承而來的。管仲的順民富民、尊賢尚功是管學以人為本思想的源頭。

（二）《管子》的編撰與管學的形成

《管子》是管仲學派成員代代累積的文章匯總。稷下學宮的建立，為管仲學派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早期管仲學派成員結合時代要求，對管仲的思想事跡進行整理總結與闡發，編撰了“經言”“內言”諸篇。“經言”主要是理論的總結，“內言”側重于事功的整理，二者構成了《管子》最基礎的部分。齊宣王到湣王后期是稷下學宮的興盛期，來自各諸侯國的學者，各家各派在這里講學、爭鳴，互相交流，使之成為“學術思想大交流的‘熔爐’”。在這個熔爐中，管仲學派受到其他各派的影響。“外言”“短語”“區言”“雜篇”中，有的偏重論法，有的偏重論兵，有的論道家黃老，有的講陰陽五行，有的有儒家傾向，有的論經濟，還有的論土壤水利。它們是管仲學派內部各支派繼承并發展“經言”思想、吸收外來學說編撰而成的。齊湣王后期，驕橫獨斷，稷下先生紛紛離去，齊襄王、齊王建時期，稷下學宮再也不能恢復往日的盛況。這一時期，講學授業成了管仲學派的主要內容，“管子解”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管仲學派繼承管仲的思想，注重經濟問題。管仲學派后期，發展形成了專門研究經濟財政問題的一派“輕重派”。“管子輕重”就是輕重派的理論貢獻。管仲學派編撰《管子》，構建出管學思想體系。管學思想體系根植于齊文化沃土，以務實變通為基本精神，呈現出與孔孟儒學不同的文化風貌。

（三）戰國秦漢管學的流傳與影響

管仲是春秋歷史舞臺上的風云人物。他不朽的功業為人所敬仰，他傳奇般的人生經歷也為人津津樂道。春秋末年至戰國，諸子蜂起，管仲是各家各派關注的對象。對于管仲尊王攘夷的功業，各家都給予了肯定，但由于時代和立場的不同，各家稱述管仲的角度不同，對管仲的評價也不盡一致。各家對管仲的不同評價，反映出管仲歷史影響的多元性。自戰國末年，《管子》就已經廣泛流傳。但與其他古籍一樣，當時《管子》的各種傳本篇章分合無定。直到西漢末年，劉向校定《管子》86篇，才確立了今本《管子》的面貌。《管子》融匯各家學說，具有明顯綜合性，符合漢人對道家的認識，由此《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道家。

（四）魏晉至宋元管學的流傳與影響

魏晉至宋元間，《管子》以寫本和刻本的形式廣泛流傳。人們在研習借鑒《管子》學說的同時，也多就其著作年代、作者及治國理論進行探討，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對《管子》的探討往往與對管仲的評價交織在一起。魏晉至宋元時期，人們對管仲的生平、功業、思想與人格進行了多方面的評價。魏晉至隋唐時期，人們對管仲的傳奇人生經歷和偉大功業多有贊頌，雖然有人指摘管仲的品格，但總體上對管仲持肯定態度，認為管仲是一流人物。宋元時期，管仲的治國方略與功業依然受到人們的重視，但也有很多人對管仲提出強烈批評，乃至認為管仲是不忠不信、不仁不義之人。對管仲否定評價的大量出現，與宋代理學的興起有直接關系。宋元時期很多學者對管仲極力批評，但官方的武城廟中，管仲的地位卻日益提高，這反映出對管仲評價的復雜與多元。

（五）明清時期管學流傳與《管子》研究

明清時期，圖書出版業繁榮，《管子》出現了眾多刊刻整理本，有白文本，有注本，有評點本，還有眾多的節選本，清代還出現了大量校釋考辨著作。相關文獻的刊布，大大促進了《管子》的傳播。明代學者對《管子》思想進行了深入闡發，朱長春《管子榷》援道釋管，梅士享《詮敘管子成書》以儒論管，最有代表性。清代學者在《管子》整理與研究方面用力很多。清代《管子》研究上承宋明，下啟近代，在文字考據、訓詁方面成果豐碩；而學者對《管子》治道思想多所闡發，思想義理的解釋遠超前代；《管子》的分篇研究特別是《弟子職》的研究也成為學術發展的一大亮點。明清時期，人們圍繞“管仲器小”“管子不死子糾”“四維論”“輕重論”展開了熱烈討論。雖然有些學者依儒家正統觀念對管仲提出批評，但較宋代要溫和許多。明清時期，管仲形象出現在小說中，促進了管仲形象在民間的傳播。

（六）《管子》在海外的傳播——以日本為中心

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自古文化交流頻繁。奈良至平安時代前期，《管子》及《管子治要》寫本隨遣唐使東傳日本。后來，《管子》的刻本也傳入日本，并被各藏書機構收藏。江戶時代以后，日本又出現了諸多新的《管子》印本，《管子》在日本廣為流布。《管子》東傳日本，使得部分《管子》珍貴版本得以保存，為《管子》校理提供了重要參考；日本的《管子》翻刻本及新的注釋著作，也成為《管子》研究及日本漢學研究的重要文獻。

晚清以來《管子》研究的范式與方法發生巨大轉變，該成果對此進行了總結。一是西學影響下人們以現代學科劃分對《管子》思想進行多維度闡發，二是《管子》著作年代研究經歷了從疑古到走出疑古時代的變遷，三是考古發現為《管子》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四是《管子》研究走向國際化，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對管子學術史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推動了相關問題的研究。

第一，《管子》的成書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問題，該成果提出《管子》成書“三階段說”：“經言”與“內言”是早期管仲學派成員對管仲思想功業的整理與總結，“外言”“短語”“區言”“雜篇”是稷下學宮興盛時期管仲學派成員借鑒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編撰而成，“管子解”和“管子輕重”出自后期管仲學派成員之手。管學思想體系內容復雜，其中既保存有春秋時代管仲遺說，也存在秦漢時代的痕跡，但其主體應該形成于戰國時期的齊國。

第二，學界對《管子》思想體系有不同的認識，該成果認為《管子》以管仲的思想為主導，有著統一的思想體系：從縱向看，管學思想體系是以管仲思想和功業為源頭，根據戰國時代需要，在稷下學宮熔爐中不斷融匯吸收儒、道、法、兵、農、陰陽等各家各派思想而形成；從橫向看，管學思想體系是以管仲思想理念為核心，圍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技等領域而展開的富國安民的治國方略。管學思想體系根植于齊文化沃土，以務實變通為基本精神，呈現出與孔孟儒學不同的文化風貌。

第三，《管子》的學派歸屬學界一直存在爭議，該成果認為《管子》應屬于道家。《管子》以道論為理論基礎，以富國安民為目標，吸收儒、法、兵、名、農、陰陽等各家思想精華，順應時變人情，融匯眾家學說，是黃老道家的代表著作，《漢書·藝文志》將《管子》歸入道家是完全合理的。后人以《管子》為法家、為雜家、為齊法家，或不屬于任何一家，均由不明道家發展流變、不明漢代學術背景所致。

第四，漢代至清代，士人對管仲與《管子》多有評說，該成果將散見于各類文獻中的相關資料進行了全面梳理，總結各家對管仲與《管子》的不同評價，分析不同評價背后的時代背景和學術背景，指出宋代部分學者對管仲與《管子》多有貶抑，除了受到孟子的影響，還與宋代理學思想的成熟有直接關系。明清時期，《管子》研究成果眾多，該成果對該時期學者對《管子》的考辨、校勘訓詁、解讀與評點進行總結，指出朱長春《管子榷》援道入管的特色。

第五，《管子》在海外的傳播，學界關注不夠。該成果考證《管子》至遲在奈良時代（710~794）早期即唐玄宗開元初年傳入日本，在新羅統一三國之前《管子》傳入朝鮮半島，并對《管子》在日本及朝鮮半島的收藏與刊布情況進行了梳理探討。

第六，學術史的寫作有“學案式”和“通論式”，前者注重個案分析，后者注重學術演變。該成果努力將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先列舉分析文獻中關于管學發展流傳的記載和學者文人的相關論述，再在此基礎上梳理管學的流傳和影響，并結合時代學術思想探索管學發展流傳的規律，努力做到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