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晉鳴，系光明日報高級記者；王茸、張源源，系南京日報記者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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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鈞鎰（右三）在指導學生鑒定、保存大豆種質資源。作者供圖

【大家】

學人小傳

蓋鈞鎰，1936年生于江蘇無錫。大豆遺傳育種學家、植物數量遺傳學家、農業教育家，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農業大學教授。1953年考入南京農學院（今南京農業大學），1957年畢業留校任教。1968年南京農學院作物遺傳育種專業研究生畢業。曾任南京農業大學校長。現為國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主編《試驗統計方法》《作物育種學各論》《植物數量性狀遺傳體系》等。

已是深冬時節，晚上10時半，清冷的月光打在地上，南京農業大學校園一片靜寂。樹影搖曳間，一位老者沿著小徑，打著手電筒緩步前行。

他叫蓋鈞鎰，今年88歲，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農業大學國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也是目前全國唯一一名研究大豆的院士，學生們都喜歡叫他“大豆院士”。

幾十年來，只要不出差、不下田，蓋鈞鎰就會出現在這條小路上——早上8時前迎著朝陽走向辦公室、晚上10時半后踏著月色回家。雖已至耄耋之年，但他為祖國大豆事業奮斗的那顆心始終澎湃。

“祖國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白手起家建成3萬份大豆種質資源庫

蓋鈞鎰把一生都給了大豆。

他1936年出生于江蘇無錫，1953年進入南京農學院（今南京農業大學）學習，師從著名大豆遺傳和試驗統計學家馬育華。“好男兒志在四方”，畢業時，蓋鈞鎰提出投身北大荒，但老師一句“留下來吧，我這缺人”，他最終選擇了留校任教。

做了老師的蓋鈞鎰，一心放在科研和教學上，無暇顧及自己的生活。他的家人看不下去了，1971年，在妹妹的介紹下，35歲的“大齡青年”蓋鈞鎰終于解決了自己的終身大事。

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在上海工作。為了研究大豆，自幼在滬生活的蓋鈞鎰放棄回上海與妻子團聚的機會，孤身留在南京。在妻子眼里，每當需要在個人得失與國家利益之間作出選擇時，蓋鈞鎰的選擇永遠是國家需要。

1980年，44歲的蓋鈞鎰成為改革開放后首批公派出國訪問學者中的一員，赴美國艾奧瓦州立大學擔任客座助教。在國外留學兩年半，考察了美國12個州的大豆產區，他看到了差距。

大豆古稱“菽”，我國種植和馴化大豆的歷史超過5000年。20世紀50年代，美國大豆生產因胞囊線蟲病幾乎遇到滅頂之災，是我國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當地大豆的命運。然而，此后美洲國家通過科學研究、品種選育、種植機械化，大豆產量一度遠超中國。中美在大豆產量方面的差距，讓蓋鈞鎰深受觸動，他意識到，只有掌握種質資源譜系，才能培育出更優良的品種。

蓋鈞鎰決心要擔起這個責任。回國后，他帶隊跑遍中國絕大多數大豆產區，搜集屬于中國的大豆種質資源。

不同地理位置的大豆有著不同的生物特性，蓋鈞鎰的團隊一村一村找，挨家挨戶問。就連寒暑假學生放假回家，蓋鈞鎰也請他們在家鄉幫忙收集大豆種子。

當年，沒有大豆種子儲存設備，蓋鈞鎰就跑到市場，買來腌菜壇子，里面放上干燥劑，封好口，庫房里漸漸堆起上萬個瓶瓶罐罐。

幾十年里，蓋鈞鎰團隊眼里盯的是大豆、口中念叨的是大豆、夢里想著的還是大豆，終于自力更生建立起世界第三大大豆種質資源庫。如今，在南京農業大學國家大豆改良中心資源庫里，3萬份大豆種質資源靜靜“躺”在密封的玻璃瓶和種子袋內，隨時等候科研人員“喚醒”。2000公里外，海南三亞南繁基地里，蓋鈞鎰的學生們正披星戴月，開展熱帶大豆優良品種選育工作，篩選適合熱帶低緯度地區種植的品種。

近年來，作為農業“芯片”，種質資源的重要性越來越被社會所認識。2021年，我國通過《種業振興行動方案》，強調要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對蓋鈞鎰而言，收集中國原產地的大豆種質資源就是為國家積累財富，為大豆產業未來的發展筑牢基石。一顆顆飽滿的種子，是一份份珍貴的種質資源，也是一個個大豆研究的希望。

如今，國家大豆改良中心入庫的種質資源還在逐漸增加，其規模僅次于中國國家種質庫和美國農業部的大豆種質資源庫。但蓋鈞鎰仍不滿足，他說，西南地區一些山區他還沒有走到，可能還有傳承幾千年的大豆種質資源“養在深閨人未識”，等待科研人員去收集、研究。

“祖國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蓋鈞鎰說，他學的是農學、從事的是農學，自然也要將個人所有獻給腳下的土地。

“過于依賴進口，很容易被卡住脖子”

——六十余載潛心研究大豆育種和種植技術

與大豆相伴六十余載，蓋鈞鎰就像是一株牢牢扎根田間的大豆，任爾東西南北風，他一直長在土地里。

我國曾經是大豆出口國，大豆產量曾居世界第一，但隨著美洲諸國大豆產量躍升，1996年之后，我國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目前，我國大豆的自給率僅為18%左右。

面對這種局面，蓋鈞鎰十分憂心，因為他知道，大豆蛋白質含量高，不僅可以制成各類豆制品供人食用，而且是飼料的重要原料之一，依賴進口就相當于把飯碗交到別人手里。為打贏這場種業翻身仗，蓋鈞鎰潛心研究大豆育種和種植技術，將突破口放在尋找野生大豆隱藏的優異基因上。他從大量大豆資源中精心篩選出1900份，從實驗室到試驗田，帶領一批批學生反復種植、觀測，完整記錄下每一份資源的性狀特征。他首選育成的大豆新品種“南農1138-2”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大面積推廣應用。

除了通過常規育種方法選育更高產品種，蓋鈞鎰還在探索選育高產理想株型來突破產量瓶頸。他曾主持和參加育成“南農88-31”等20多個大豆新品種，在長江中下游和黃淮海部分地區推廣5000多萬畝，其中，20世紀90年代末問世的“南農88-31”平均畝產可達170公斤，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平均畝產量的3倍多。

2003年，蓋鈞鎰的妻子退休，來到南京，夫妻倆終于結束了32年的分居生活。可是，時年67歲的蓋鈞鎰并未在家頤養天年，而是繼續每天早出晚歸，為大豆奮斗。他創建了國家大豆改良中心，并陸續在東北、黃淮海和南方三個大豆產區建立育種研發基地。

如今，蓋鈞鎰仍奔波于這些基地間，他培育的13個大豆新品種已大面積推廣種植。其中，“南農66”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創造了畝產258.02公斤的成績，突破了國家大豆高產攻關目標。

2022年，南京農業大學宿州研究院組織安徽省農科院、宿州市農科院等單位對蓋鈞鎰大豆育種團隊培育出的新品種“南農47”進行測產。經測定，“南農47”平均種植密度為每畝1.311萬株，按審定百粒重18.9克計算，畝產可達306.5公斤。

大豆畝產一步步提升，可蓋鈞鎰的眉頭仍時常緊皺：“缺口還是太大了，過于依賴進口，很容易被卡住脖子。”

缺口確實不小！目前，我國每年約消耗1.1億噸大豆，其中2000萬噸用于國民食用，9000萬噸用于制作飼料。另一個數據是，2022年，我國的大豆總產量2028萬噸，這還是首次突破2000萬噸。根據現有畝產情況，生產1億噸大豆需要約6億畝耕地，可全國的18億畝耕地紅線內已種滿了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還有棉花等經濟作物，想要增加大豆種植面積，談何容易！

年邁未敢忘憂國。蓋鈞鎰殫精竭慮，又提出了“大豆南下”計劃：“美洲緯度較低的熱帶、亞熱帶地區能種大豆，亞洲的低緯度地區為何不能種大豆？”

2021年3月，蓋鈞鎰科研團隊帶著適合南方地區種植的大豆種質資源來到海南三亞，開展大豆南繁育種工作。在崖州區壩頭熱帶大豆優良品種選育試驗基地，他們將1356份大豆種質資源進行適應性鑒定，并遴選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種進行比較試驗。

從種植到收獲，團隊成員在田間地頭觀察大豆的生長變化，記錄數據，其中4份大豆品種的畝產超過250公斤，遠超國內平均畝產135公斤的水平。為了進一步確認大豆種質資源在多環境下表型的穩定性，2021年冬天，團隊在蓋鈞鎰帶領下進行第二次試驗，畝產量同樣高達250公斤。

“大豆南下”的研究成果一旦投入使用，勢必擴大大豆在我國的種植區域，但蓋鈞鎰的目光不僅于此。在他的設想中，一批適合亞洲低緯度地區種植的大豆種質資源育成后，可以走出中國，乘上“一帶一路”的東風揚帆出海，在海外進一步試驗并推廣種植，從而優化進口大豆來源結構。

國外有了方向，國內也要找到出路。為找到這條“路”，88歲的“大豆院士”滿懷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始終堅守在科研一線、種植一線。

近年來，以蓋鈞鎰為首的一批大豆科研人員一直在探索推廣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的方法，即在玉米地里同時種植大豆，把玉米的行距放寬，玉米的產量不減低，中間還可以多收一季大豆。蓋鈞鎰科研團隊還研究出“南農60”等適合在玉米地里種植的大豆新品種。

“全國有6億畝玉米地，按每畝產量100公斤計算，6億畝玉米田至少可產6000萬噸大豆，再加上開發鹽堿地種大豆，基本可以實現大豆自給自足。”這筆賬在蓋鈞鎰心里，已經盤算了無數次。

深思熟慮后，蓋鈞鎰牽頭組織專家向相關部門提出玉米地里種大豆的提議，“這是中國解決大豆‘卡脖子’問題的重要出路”。不久之后，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提出“加大對大豆高產品種和玉米、大豆間作新農藝推廣的支持力度”。從2020年到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已連續4年提及大豆生產。

2022年，在農業農村部部署下，玉米、大豆間作這一技術在全國多個省份示范推廣超過1500萬畝。2023年，國家繼續支持以西北、黃淮海、西南、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重點，推廣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推廣面積擴大到1800萬畝。

玉米不減產，還新增大豆收入，很多農戶躍躍欲試。2022年，在徐州睢寧嵐山鎮，這種帶狀復合種植田每畝產出了550公斤左右的玉米與140公斤左右的大豆，每畝經濟收益比之前提高了300～400元，農戶嘗到了甜頭。2023年，該鎮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面積從2022年的4200余畝增至1.2萬畝。

終于，有了曙光。

“要想大豆發展得好，人才是關鍵”

——鼓勵年輕人站上全球舞臺

蓋鈞鎰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幾十年來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大豆人才。

電腦里長不出大豆，書本里也長不出大豆。兩鬢斑白的蓋鈞鎰還像過去一樣，總是帶著學生出現在示范田里，實地調研。

北至黑龍江黑河五大連池大豆產區，南至海南三亞崖州區壩頭熱帶大豆優良品種選育試驗基地，播種、育苗、收割，每一個大豆生長的關鍵節點，蓋鈞鎰都會和學生一起下田觀察。前不久，農業農村部在安徽省宿州市召開全國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現場觀摩交流會，推動帶狀復合種植往深里走、往細里做。蓋鈞鎰又帶著學生來了。

“團隊里有幾十個年輕人，我想在有生之年把所學所思都傳授給他們。”蓋鈞鎰說。

不少現在活躍在大豆研究領域的中堅學者，都曾得到過蓋鈞鎰的悉心指導。

2023年9月，新疆農墾科學院創建的大豆高產示范田進行實打實收計產，結果顯示畝產達到467.24公斤，創造了全國大豆單產新紀錄。該院作物研究所所長戰勇正是蓋鈞鎰的學生。

2021年10月21日上午，正在山東省東營市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黃河三角洲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正值大豆收獲季節，總書記走進田里，彎下腰來摘了一個豆莢，剝出一粒大豆，放在口中細細咀嚼：“豆子長得很好。”在這片黃河三角洲鹽堿地里，這種名為“齊黃34”的大豆畝產量達到151.3公斤，實現鹽堿地大豆畝產量新突破。這粒小小種子的育種人叫徐冉，是蓋鈞鎰學生的學生。

甘為人梯、獎掖后學，蓋鈞鎰始終把培養人才放在心上。

“要想大豆發展得好，人才是關鍵。”60余年來，蓋鈞鎰曾心痛于大豆人才的流失，也為現在大豆研究隊伍不斷壯大而由衷欣慰，“以前開一個全國性大豆學術會議，到場專家學者只有200多人，現在有1000多人了，他們都是祖國大豆事業的希望”。

在學生們眼中，這位榮獲世界大豆研究大會終身成就獎的泰斗級人物，在生活中是一位既嚴謹又溫和，既執著又可愛的老者。

他住在學校宿舍里，房子只有70多平方米，家具設施都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款式，對他而言，家具家電能用就行，生活質樸到了極點。他的心里只有大豆、只有學生。

現任農業農村部大豆生物學與遺傳育種重點實驗室主任的趙晉銘曾做過蓋鈞鎰的助手，第一次陪蓋老出差，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是去北京開會，上午從南京出發，午飯是高鐵站的盒飯，開完會已是傍晚6點，“我見天都黑了，提議住一晚，可蓋老說‘用不著’，因為他‘不想耽誤明天的教學’，我只好又陪著他往高鐵站趕，晚飯還是高鐵站的盒飯……此前真沒想到，蓋院士的工作節奏是這樣馬不停蹄”。

與蓋鈞鎰接觸多了，趙晉銘的“沒想到”也越來越多：80多歲的老人一周至少三天出差在外，能當天往返絕不過夜；按規定，院士可以享受乘坐高鐵一等座待遇，但蓋老總說“用不著”，不需要特殊照顧；這么大年紀單獨出差，學校不放心，派人陪著他，但蓋鈞鎰還是覺得“沒必要”，直到學校給他下了“死命令”，他才同意帶助手，出發前還再三叮囑助手：“不要幫我拿包，不要照顧我。這趟出差也是學習的好機會，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盡管問我……”

現在，蓋老的很多學生都已到了退休之年，而他還帶著多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每周四晚七點半是他的團隊雷打不動的組會時間，偶爾因為出差趕不回來，他就線上參會。他堅持給研究員和學生講解最新的前沿科技，從課題選取到實驗結果的驗收層層把關，他一字一句琢磨修改學生們交上來的論文，精益求精。

“90后”藕冉是蓋鈞鎰的博士生之一。“我之前并沒有把自己的學業和祖國發展聯系起來，只想著快點發表論文早點畢業，是蓋院士把我這只井底之蛙給拉了出來。他從不和我們說大道理，但他的一言一行都讓我明白了為什么要研究大豆。”藕冉說，在老師嚴謹治學、胸懷天下精神的熏陶之下，他逐漸堅定了信念：將研究大豆作為事業，為此付出一切。

在蓋鈞鎰的團隊里，評價一個人成就的大小只有一個標準——為事業、為國家作了多少貢獻。

如今，農業農村部大豆學科群體系已經建立，蓋鈞鎰所在的南京農業大學國家大豆改良中心正是這個學科群體系的牽頭單位。

在他眼里，中國的大豆事業有危機，更有希望。為了這份希望，他爭分奪秒，“我已經80多歲了，留給我研究大豆的時間不多了”，別人勸他休息時，他總是這么回答。

2023年上半年，蓋鈞鎰在體檢時被查出心率過緩，他特意等到中秋國慶“雙節”假期第一天才去住院。學生問他：“中秋節在醫院過，會不會太冷清？”他的回應是：“只有這樣才能少耽誤些研究和教學的時間。”

“日暮平原風過處，菜花香雜豆花香。”這句詩描繪的景象，經常浮現在蓋鈞鎰的腦海中。在他背后，幾代年輕的科學家，正逐漸肩負起重振中國大豆雄風的使命。只要中國還未實現“大豆自由”，蓋鈞鎰和學生們的奮斗腳步就永遠不會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