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佛教石窟刻經研究 ”負責人、長治學院副教授

中國佛教石窟刻經，是指不同時代被鐫刻在中國地域上石窟內、外壁面上的佛教典籍。自北齊至隋唐，在中原、關中、巴蜀等古代中國核心地區陸續形成了規模可觀的中國佛教石窟刻經，其實物遺存分布于響堂山、涉縣中皇山、安陽靈泉寺、小南海、龍門、衛輝香泉寺、淳化金川灣、安岳臥佛院等八處石窟的29座經窟之中，保留有佛教典籍多達60余部，總字數共計約64萬。這些文物古跡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文化和社會價值，對拓展中國石窟研究視野、豐富中國刻石門類、辨章中國佛教典籍源流、探索佛教中國化進程、明晰中國中古社會狀況等科學研究來說，是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擁有不可或缺的文獻功用。其中，最能讓人直觀感受到的、對相關研究最基礎的是，這些保留至今的眾多佛經文獻資料，對于中國佛教典籍的傳播來講具有重要的文本傳承功用。

在中國文化典籍的傳播歷史過程中，由于記錄文字之載體的質地脆弱性，總有自然或人為的破壞而導致大量典籍文本消失，令人為之扼腕長嘆。故而，古人在面臨典籍文本存遠的艱厄命運時，總有“縑緗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更兼殺青有缺，韋編有絕”的感嘆。這種感嘆，由于佛教末法思想的影響和宗教實踐的要求，最能在中國中古社會佛教徒的心中產生強烈共鳴，并最終刺激他們在質地更為堅固、保存更為安全的人工或天然石窟壁面上鐫刻佛經，以確保佛法在漢地的永存，進而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佛教石窟刻經的形成。從今日中國佛教石窟刻經的遺存狀況來看，它確實一定程度上有效達到了“一托貞堅，永垂昭晰，且書未仙游，字無飛滅”的文本傳承功用。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體會其重要的文本傳承作用。

傳承典籍文本樣式

圣人先哲的思想言行垂范后世，需要有理想的典籍文本樣式以有效發揮作用。這種理想的典籍文本樣式，宋代鄭樵在《通志二十略·圖譜略》之“索象”篇中有詳細闡發，其云：“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憲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廢者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此種內載“象、理”、 外現“圖、書”的組合模式，今人所謂圖文并茂，實即古人心中最理想的典籍文本樣式。在現存的中國佛教石窟刻經中，鐫刻的佛經以兩種類型傳世，一為僅有經文的刻經窟，一為刻經、造像并存的經像窟。這種集石窟刻經、石窟造像為一體的營造產物，實際上是古代漢地佛教徒在中國傳統文化心理驅動下所形成的理想的佛教典籍文本樣式。舉例來說，如：安岳臥佛院中，3號龕窟中巨大的涅槃像或涅槃變像，配合46號、51號、59號、66號、83號等石窟壁面上鐫刻的《大般涅槃經》；南響堂石窟中，雙窟形制的第1、2窟中的三世佛和十方佛造像，配合第1窟中鐫刻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北響堂石窟中，第3窟刻經窟中的釋迦多寶對坐二佛，配合第3窟中的《無量義經》（法華三部經之一）；靈泉寺石窟中，大住圣窟窟門外迦毗羅神王和那羅延神王造像，配合窟內刻經《大方等大集經·月藏分》；小南海石窟中，中窟內的釋迦、彌勒、阿彌陀三尊主佛及其他雕像，配合石窟窟門外壁刻經《華嚴經》和《大般涅槃經》。它們都是綜合運用石窟造像和石窟刻經所形成的“圖”“文”這兩種外在表現形式去體現佛法的“象”和“理”，進而有機統一、方便有效地在石窟中顯示了佛法智慧，以滿足佛教徒宗教實踐的需求，確實是中國佛教理想的典籍文本樣式。

保存佛教典籍版本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中國佛教典籍在形成和傳播的過程中，或因傳抄時錯訛脫誤而豕亥魚魯，或因流傳中禁絕不行而法味黯然，致使傳承至今的佛教典藏時常有魚目混珠、存亡絕續的遺憾。而遺存至今的中國佛教石窟刻經，其保留的佛教典籍涉及60余部佛經，內容方面大小乘兼并，字數上共計64萬有余，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解決上述缺憾。大致來說，中國佛教石窟刻經在佛教典籍版本學上的傳承功用約略有三：

其一，中國佛教石窟刻經的鐫刻年代上自北齊，下迄隋唐。當時營造石窟刻經的活動，使得北齊至隋唐時期一些佛典的版本樣態，穿越時空而呈現在今天的觀眾面前。它包含有兩個方面的細節，即鐫刻的石窟刻經，一方面在傳播前代所譯佛典時保持了它們的歷史適時樣態，如各石窟中普遍鐫刻的《法華經》《大般涅槃經》《華嚴經》《金剛經》等，就具備了其傳播歷史過程中被鐫刻成石窟刻經時的節點性版本特征；另一方面，在傳播當代新譯佛典時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它們的原真性樣態，如龍門石窟蓮花洞所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其鐫刻時間為如意元年（692），上距佛陀波利于永淳二年（683）譯出此經的時間不過10年，完全可以將此處石窟刻經的版本視為該經的祖本。

其二，中國佛教石窟刻經當中，保存有一些珍稀的佛經版本，它們幾乎都是中國佛教史上所謂的疑偽經，而這些疑偽經恰恰是研究佛教中國化的重要資料。在這些珍稀的石窟刻經版本中，一些佛經雖然有其他不同類型的版本傳世，但它們的石窟刻經版本由于其時代性和地域性而形成的獨有特征，豐富了這些佛經的版本多樣性。如安岳臥佛院46窟所刻《佛性海藏智慧解脫破心相經》、59窟所刻《佛說報父母恩重經》《佛說禪法略出》等，屬于這些佛經的特有異本；另有一些佛經比較稀見，專屬中國佛教史上某些特別宗派的典籍，如金川灣石窟中所刻三階教典籍《明諸經中對根淺深發菩提心法》《明諸大乘修多羅內世間兩階人發菩提心同異法》《大集月藏分經略抄出》和《七階佛名經》，屬于三階教中這些典籍的稀見本；還有一些佛經，屬于佛教文獻記載里只見其名而不見其文的佚經，如安岳臥佛院46窟所刻《佛說修多羅般若波羅蜜經》，其名在唐代定賓律師《四分律疏飾宗義記》中有如下記載：“有一卷修多羅般若波羅蜜經，列八不凈，然尋彼經，似是偽經，不可依之。”其內容也只在大正藏本《諸經要抄》中有少量節抄的經文。很明顯，安岳臥佛院石窟中所鐫刻的版本屬于此經的海內外孤本。

其三，現有的中國佛教石窟刻經遺存中，有些刻經是對一部佛經的完整內容進行鐫刻，有些卻是對一部佛經內容的節錄或纂輯。這種對一部佛經進行節錄或纂輯的做法，雖然或因石材堅硬造成的經濟限制，或因觀頌供養、以備法滅等宗教實踐的要求，但客觀上卻造成一些佛經在傳播中出現了新版本或異本。關于由節錄佛經而形成異本的情況在中國佛經石窟刻經中比較多見，如安岳臥佛院1號、2號石窟所刻《妙法蓮華經》只有二十七品，而沒有今大藏本所見的《見寶塔品第十一》。對于經由纂輯佛經而形成新版本的情況，目前所見僅有小南海中洞所刻《華嚴經偈贊》一例，它是將《大方廣佛華嚴經》里屬于不同經品中的韻文纂輯而成的一則完美而圓滿的偈贊經文，完全可以單獨流通，顯然具有佛經新版本的性質。

豐富多樣的中國漢字形態

現存的中國佛教石窟刻經字數約有64萬之眾，且分屬于北齊至隋唐時期的不同時代，分布在中原、關中、巴蜀等古代中國核心地區的不同地域，因而其在鐫刻字體和形體構造兩方面天然地具有文字形態的豐富多樣性：一方面，從文字的形體構造來看，中國佛教石窟刻經文字中包含有多種多樣的異體字，僅以四川安岳臥佛院石窟刻經中唐代異體字為例，就可以大致分為混用、誤用、增形、省形、改換、類化、位移、書法變化、整體改易和筆畫異寫等10種類型；另一方面，從文字的鐫刻字體來說，中國佛教石窟刻經文字也體現了不同類型的書寫字體，計有隸書、楷書、行書、八分書等四種。其中，北齊時期石窟刻經多用楷書和隸書，間有行書和八分書配合楷書使用的情形出現，這些字體混合使用的情況在北響堂石窟、涉縣中皇山石窟等石窟刻經中得到明確的體現。唐代時期的石窟刻經字體，如安岳臥佛院石窟和淳化金川灣石窟中所見，俱為楷體。綜合兩方面情況，則中國佛教石窟刻經中的豐富漢字形態，對于漢字的形體構造演變和書寫字體發展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化石性資料。

總之，中國佛經石窟刻經文獻最直接可觀的價值乃是體現在其對佛教典籍文本的傳承功用上，正是由于它們的保存與傳世，我們可以根據其內容與特征去深入進行人文社科領域中的相關研究，可以說，這是開展相關人文社科研究的最基礎性資料。相信隨著考古工作的發展和相關研究的深入，那些已知和未知的中國佛教石窟刻經文獻，其于佛教典籍文本的傳承功用一定會逐步明朗和更加清晰，進而對相關的科學研究貢獻出應有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