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冷衛國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古辭賦與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1BZW03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賦是中國古代文學韻文系統中的四大體裁（詩詞歌賦）之一，它產生于戰國，歷經漢魏六朝至唐宋元明清，逾兩千多年而不衰。《歷代賦匯》收3800篇，《賦海大觀》收12000篇，這僅是其中一小部分，據不完全統計，僅清朝就有賦16000篇，歷代賦的數量究竟有多少，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人收集整理。唐宋以來，以賦取士，賦成為科舉文體，中國文學史上的著名文人，除辛棄疾以外，幾乎沒有人不寫賦。賦的創作數量如此之大，但是我們現在研究接觸到的卻只是冰山一角。也正因為如此，賦還有很大的學術研究空間。

具體到漢魏六朝來講，在《文選》中，賦列其首，這對后世文人別集的編排體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文心雕龍》則有《詮賦》篇，是中國賦學批評史上的扛鼎之作。該時期出現了很多著名的辭賦作家，并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深厚的辭賦傳統，“賦兼才學”也是該時期較為普遍的看法。同時，該時期的辭賦與多種文體存在相互滲透的現象，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作家之間相互影響，同時期或不同時期的作品也存在遞相傳播的過程，辭賦傳統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就必然涉及以下問題：辭賦在漢魏六朝時期，時人對該文體如何看待？其具體的文體形態如何？賦對隱語、子書奏議、小說等其他文體有著怎樣的影響？對中國文學的主題類型產生過怎樣的作用？等等，上述問題，都是該成果試圖做出解答的重要問題。而漢魏六朝“文章辭賦化”則是該成果研究的重點和焦點，力圖以此為突破，揭示漢魏六朝辭賦與中國文學傳統的密切關聯。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分為三編，上編為文類關系研究，以文類關系為切入點，重點論述賦與隱語、賦與諸子、賦與奏議、賦與小說的關系。由此可以看出，賦與其他文體的相互影響。

中編為綜合問題研究，重點論述賦與聲律化的關系，中古帝王的辭賦觀及其文學史意義，賦在中古時期的傳播形式，特別重點考察了賦在梁陳時代辭賦的傳播，由此可以見出賦的經典化過程。

下編為個案研究，以文學批評和文學細讀的方法，選取了幾個典型問題或具體的文學作品為考察對象。

在上編部分，重點梳理了漢魏六朝“文章辭賦化”的成因。由于賦這一文體，就其形成的來源而言，具有多元性。正因為賦這一文體的特殊性，“文章辭賦化”是漢魏六朝文學史上的一個普遍現象。胡適曾經指出：“六朝的文學，可以說是一切文體都受了辭賦的籠罩，都駢儷化了。”臺灣的王夢鷗也指出：“魏晉六朝文體之形成，只是一個‘文章辭賦化’的現象。”

關于賦與隱語的關系，朱光潛先生認為“賦即源于隱”，通過對先秦典籍的梳理，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未免只是簡單化的處理，但認為“隱語為描寫詩的雛形”，是大規模的描寫詩，還是有道理的。

“賦似小說”，錢鍾書先生曾提出這樣的片段性的說法，但并無具體的論證。筆者通過梳理具體的作品，論證了辭賦的“小說”模式與“小說”演進的歷程，指出人神相戀的神女模式、禽獸能言的擬人模式、時空穿越的述異模式、人鬼對話的傳奇志怪模式、以文寄意的白話小說模式、鄙俗諧謔的丑婦模式、狹邪文學的青樓女子模式，這七種模式是辭賦對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貢獻。

賦與諸子，重點分析了子書煥彩的賦體化特征，進而指出，中古時代的子書，表現出了辭賦化的特征，但是，早在賦產生之前的戰國時期，子書就已經包含著后來賦體文學的因子。指出這種交互融通的關系，可以避免單向的認識，即糾纏于到底是子書影響了賦，還是賦影響了子書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賦與奏議，鉤稽了先前兩漢到南北朝時期奏議的發展進程，隨著文學的自覺，奏議表現出了“以戲為文”的自覺創作特征，從而使其實用性的應用文特征逐漸淡化，并表現出了強烈的文學性色彩。

賦與地記，論述了地記由尚用到尚美意識的轉化過程，并以內證的方法，揭示了地記所接受的賦體文學多方面的滋養。

關于永明聲律說，以往的論者大多關注的是四聲與五言詩的問題，甚至陳寅恪先生認為四聲受到佛經轉讀的影響，而佛經轉讀，又出于印度古時聲明論的影響。該成果梳理了中古時期在辭賦發展史中存在的聲律論線索。通過這一線索證明，永明聲律論淵源有自。在辭賦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講求聲律的這一條線索，而且從未斷絕。從這一角度來看，筆者更愿意認為四聲是自源的，而并非是外來的，四聲是隨著文學創作的自覺，而在漢語文學母體中自我產生、發展的結果，與印度古時的聲明論恐怕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印度古時的聲明論，對四聲來說，至多是一種外來的刺激因素，促成了四聲的發現而已。

賦，歷來被視為貴族文學，甚至是御用文學，該成果梳理了中古帝王與辭賦的關系，中古帝王對辭賦的態度，甚至他們身體力行地進行辭賦創作，或參與辭賦評點，提高了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促進了賦在中古時期的發展，對于我們認識這一現象的文學史意義不無裨益。

賦在中古時期，很多作品走向了經典化之路。由于梁陳時代是一個重文的時代，賦的各種傳播方式也較為典型，所以，以梁陳為中心，該成果考察了該時期賦的各種傳播途徑和形式，從而有助于我們理解文學作品走向經典化的過程。

在第三編部分，該成果主要分析了《七發》與前代文體的淵源關系，揚雄“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的具體內涵，元嘉賦學批評的時代特征，特別指出，在中古時期主張賦體來源于詩的一源說的大背景下，檀道鸞獨樹一幟，提出了賦除了與詩騷有關以外，還與諸子有關，這一觀念是值得珍視的。其余如鮑照《傷逝賦》在悼亡文學中的地位，《傷逝賦》與潘岳《悼亡詩》、江淹《悼室人》在文本上的內在聯系等，也都進行了分析。通過北朝的《蠅賦》、《蒼蠅賦》兩篇作品，可以看出北魏中后期，鮮卑貴族在走向漢化過程中，對《詩經》等漢族典籍的自覺學習和接受，等等。

附錄中，探討了李白《蜀道難》“以賦為詩”的特征及其與《文選》賦的關系，杜牧《阿房宮賦》則分析了具體的異文以及出現異文的原因，以及杜牧對前代賦作的學習和創化，等等。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的研究，緊緊圍繞漢魏六朝“文章辭賦化”這一中心展開，通過該成果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價值。

（1）在中古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以賦為中心，各類文體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轉化，這是中古文學的一個突出現象，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普遍規律。

（2）“尊體”與“破體”始終是一對辯證關系。由于中古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過渡性的特征，所以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各種文體自有其形式特征，嚴守界限，但是另一方面，因為受到其他文體的影響，又往往有“破體”，并由此形成了新的藝術特點。在一定范圍內，“尊體”是必要的，否則，某一類文體就會因為“破體”而導致自身的文體特點不清；但是，同樣，在一定范圍內，“破體”也是必要的，正因為“破體”才會給文體的發展帶來新的活力，甚至進而形成某一類新的文體。

（3）“文”與“非文”也是一對矛盾辯證關系。中古文學，或者擴大至中國古代文學，其實是一個大文學的觀念。今天，我們以西方的文學觀念，來描寫和建構中國文學史的時候，往往習慣于將以西方觀念之履來削中國文學之足，常常會有捍格難通、圓鑿方枘之感。其實，中國文學觀念更多的是文章學的觀念，這一點在《文心雕龍》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果說，《文選》還偏重于“文”的話，那么《文心雕龍》的文體觀念則比《文選》要辯證得多，既重視“文”，也重視“筆”。而事實上，某種文體，其實也是可以從“筆”轉化成“文”的。

通過該課題的研究，我們需要正視“辭賦化”現象的存在，這樣，對于某一類或某一篇作品的評價，對文體交融、文體互動的現象，有助于從客觀的角度評價其藝術得失，而不是從單一的角度，對古人的某些創作嚴加苛責，更不至于面對古人的文體分類時茫然無措，甚至于陷入非此即彼的機械判斷。

總之，該成果以漢魏六朝辭賦為中心，對“文章辭賦化”問題展開系統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既要梳理傳統的古代文論資料，同時還要結合具體的文學創作，既要開展文學性體裁的研究，還要充分注意到非文學性體裁的影響與作用。既要適當借鑒西方的文體學理論，更要注意吸納傳統文論中的文體論資源。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