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文學院廖群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先秦“說體”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0BZW03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說體”是該研究中對先秦源自講說、以講述故事為主旨的敘事文本的統稱，該成果即是對先秦“說體”文本進行全面挖掘與考察。“說”字取自《說林》、《儲說》及《說苑》、《世說》等篇題書名之“說”，該“說”字的含義并非辯說而是敘述。這種敘事文本在先秦有時又被稱為“傳”“語”等，鑒于這種文體與后世文學性小說的淵源關系，且已被古人集中在“說”字上，如明代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將文學類著作分為“賦部”“詩部”“文部”“說部”、“說”被單列一部，清代更有筆記小說集《說鈴》《唐人說薈》及大型叢書《古今說部叢書》，故該項目也將它們統稱為“說體”。

“說體”是該成果提出的獨創概念，也是考察先秦文學的一種全新視角。以往先秦兩漢文學史的撰述和研究，囿于固有的“歷史散文”“諸子散文”“史傳文學”“政論散文”“辭賦”“小說”等文體分類，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視點，也就沒有給源于講說的故事文本留下描述空間，使大量極其富于文學意味的敘事文本淡出文學史研究視線，甚至造成了中國古代早期文學長于抒情拙于敘事的誤解。其實，先秦存在大量源于講說、被稱為“說”“傳”“語”等的說體故事文本，其講說“母本”雖多湮沒無存，但援用這些故事以敘史、以論說、以講解乃是先秦兩漢史書、子書、經說書、輯錄書的普遍現象，且正因為這種援用，才形成了諸子寓言、歷史散文、史傳文學等特有的文學樣式和敘事作品。用“說體”這個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就可以打破固有局限，從各種著述中采擷、發掘出精彩的故事，不但先秦兩漢文學史必提的敘事著作如《左傳》《國語》《史記》等會因此而被重新梳理，出現許多以往從未提及的新的話題；那些較難歸類或涉獵不多的著作，如《韓非子》《呂氏春秋》《新書》《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新序》《列女傳》等，更會被納入具體考察和闡述的視野；還有出土文獻資料，如《汲冢瑣語》《古文周書》《上博簡》《清華簡》等，也會被用來考察“說體”文本的原初狀態并用來補充新的故事。因此，“說體”的提出和應用，極大地拓展了文學史的研究空間。

成果以“說體”為視角，以先秦及西漢相關著作為對象，對先秦“說體”故事文本進行了全面挖掘、梳理和研究，輯出了1460則先秦“說體”故事，這本身就是對先秦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貢獻，呈現從未被呈現的先秦敘事景觀。而這1460則故事中，有737則見于兩部著作或兩個篇目以上，超出50%的比例，其中春秋故事741則中，有446則重出互見，援用率高達60%，同一個故事見于4處援用以上的多達127則，見于8處、9處援用的不止一則，所引各有差異，這也以實證材料，顯示了固有“說體”文本的存在、變異及先秦西漢著述援用“說體”故事的趣尚。

其一，《國語》《左傳》“說體”文本的比對考察。這兩部歷史散文著作因被司馬遷說為同為左丘明所著、重頭戲又都是春秋歷史，且有故事互見者而關系纏夾，幾千年官司不斷，或稱《左傳》先成，又“撰異同”為《國語》；或稱將撰《左傳》，先采列國之史為《國語》；或稱《國語》為撰《左傳》之剩余；或稱《左傳》為后人拆分《國語》而偽撰。其實，改用“說體”視角兩相對勘即可發現，兩書之所以造成如此讓人說不清的復雜局面，乃是皆采用“說體”文本以成書的緣故。兩者有相當一部分故事互見，但除極個別情節對話大致相同者外，多為或敘事相同對話有異，或有同有異有缺有增，或同一事但敘事不同，可以肯定這些故事并非同一人所撰寫，也絕非其中一部采自另一部，乃是它們分別采自同源文本或同源異流文本，或同事異說文本所致。答案是《國語》《左傳》并非同一人所纂輯、撰寫，它們之所以都被冠于左丘明名下，左丘明很可能是“瞍賦矇誦”，兩書所援用的“說體”文本中，有相當一部分出自左氏之口。

其二，《韓非子》《呂氏春秋》“說體”故事的整理研究。《韓非子》中的內外《儲說》等大部分文章可以肯定完成于韓非入秦的秦王十三年之前，《呂氏春秋》也可以肯定全書完成于呂不韋免相的秦王十年之前。這樣，兩部著作中的文章幾乎是同時寫作、同時完成的，將兩部著作放在一起加以比對，首先一個至為重要的成果就是，其中不見前述、僅見于這兩部書中互見的故事（19則），絕對不存在誰抄自誰的情況（因為彼此不會見到成書），也不可能是作者杜撰（不會有這么多不謀而合），那么彼此都出現的大致相同的故事，只能是援自前述之外的今已不見的某個故事文本，而內外《儲說》又以“說”名篇，這是先秦存在“說體”文本為人們所援用的鐵證。互見故事中又有“同事同述”“同事異述”“同事別述”“異事同述”等種種差異，則確鑿證明了他們所援用的母本是“說體”而非“書體”，因為只有“說”才容易“信口開河”，“白紙黑字”則不會有這么多變化。

其三，對西漢著作中先秦“說體”故事的關注和挖掘。這是該課題以“說體”視角所開辟的新領域。以往文學史全為斷代敘事，以先秦材料研究先秦文學，以漢代材料研究漢代文學，本是天經地義，然而卻忽略了漢代著述也喜援用故事，且特喜援用先秦故事，西漢著述更是如此，況且廢除秦挾書令后，還有對先秦文獻專門的收集與整理，因此，從西漢著作中實際上可以挖掘出大量先秦說體故事作為補充。這一研究本身就都是新的開掘，比如對賈誼《新書》、劉安《淮南子》、韓嬰《韓詩外傳》，從“說體”故事的角度去審視，就尚無先例；這一審視的需要還使《淮南子》《韓詩外傳》乃大致同時所作的情況得到注意，這樣就可判斷，雖然《淮南子》多為概述或援用事典，但只要提及，即可證明《韓詩外傳》與之互見的故事確為援用“說體”而非新撰。還有，集中、全面梳理使過去不曾注意的載錄得以呈現，即會帶來確定的證明或新的認識。比如蘇秦死于“凡人之手”已見《新語》（輯本），“車裂”下場也已見《淮南子·氾論》，兩書雖皆只是一提，并無具體情節，但卻完全可證此傳說并非首見于《史記·蘇秦列傳》，太史公所述確有所本。諸如此類比對的結果會對太史公撰寫《史記》的先秦部分有確定的認識，即凡是比較具體生動的部分，皆因援用了“說體”故事，在從中輯出的543則先秦說體故事中，有315則已見前述，且基本相同，大多只有精簡，沒有添加；還有228則不見前述，當亦其來有自，少數一些可能來自太史公的尋訪“采風”。還有劉向的《新序》《說苑》，愈加可以確信，其中占絕大部分的先秦故事，是對固有“說體”故事的編輯整理，大多可以作為原汁原味的先秦“說體”故事加以使用；《列女傳》則多有傳自先秦直至漢代還在說唱因而被演繹了的“說體”故事。

其四，對出土文獻中先秦“說體”故事的挖掘，有許多令人驚喜的發現。《汲冢瑣語》、汲冢《古文周書》作為古代出土文獻中典型的“說體”故事文本，雖都是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輯佚著作，但對先秦“說體”的存在有重要的印證價值，其中被古人援引而幸存的十幾則故事，完整者個個精彩；《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冊）在課題開展期間的陸續整理出版，為該成果的“說體”文本考察，不斷增加新的對象，結果是其中確有不少“說體”故事被挖掘出來，既是對先秦“說體”故事數量的增添，也可用來印證、補證研究中的許多問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說苑·辨物》不見前述的故事中有一則“楚王子建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在《上博簡》第六冊《平王與王子建》中得以復見，這以確鑿的證據證明了《說苑》中即使不見前述的故事，也肯定來自先秦文本，并非漢代人的新說，只不過原母本沒有傳世至今，那么，劉向所說該《說苑》乃是對固有《說苑》的整理，此話不假，《說苑》中的先秦題材故事就完全可以視為先秦“說體”故事了。

其五，論先秦“說體”的文本特點。這一部分是在已經全面挖掘、占有、梳理先秦“說體”文本的實證基礎上對“說體”文本不同于“書體”等其他文本的獨特面貌的歸納、總結和揭示，也是前所未見的新話題。綜合把握的結果是將“說體”文本歸納為三性：描述性、虛飾性、變異性。“描述性”包括事件講述的完整性、對話描摹的生動性和舉止描述的逼真性，“虛飾性”包括虛擬、夸張、傳奇和志怪，“變異性”包括同事異人（張冠李戴）、同事異說（“或曰”、“一曰”）、同人事異和同事演繹，由此可見這種文本因“說”而與文學敘事的天然契合關系。

其六，先秦“說體”文本初始傳播途徑考索。“說體”本身即是以傳播途徑命名的文體，其初始傳播的基本途徑即是“說”，該課題欲進一步追究先秦時期這些故事最初究竟是誰在說、在哪里說、怎么說，現成的直接呈現的材料幾乎沒有，這是個需要考證加推論的研究課題。“說”的情況不會只是一種，該課題結合故事形式及相關文獻材料，通過對內證、外證的分析，初步將先秦“說體”的初始傳播途徑分為告知傳播、說唱傳播、援引傳播（口頭）幾個部分。《左傳》中常常出現“來告亂”“不告，故不書”等字樣，是事件及其原委直接被告知的證明，“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說的是在朝廷在君側時時講述歷史故事予以提醒，“孔子聞之曰”也是有人將故事告知后才發表的評論，“教之《春秋》”“教之《語》”，是太子傅開設“歷史課”講故事的證明，這些都屬于“告知傳播”；“瞍賦矇誦”、“觀優”文本中開始添加“歌之曰”，等等，則是有些故事可能被“說唱傳播”的證據和跡象；而有些文本中故事套故事，故事出現在人物口中，又是口頭“援引傳播”的內證。

該成果最后兩個附錄《先秦說體故事條目總匯》《孔門說體故事條目總匯》大致按時間順序依次列出全部故事條目、援用該故事的所有著作，使得先秦“說體”故事名目、出處及出現先后一目了然，對于檢索先秦“說體”故事資料以資欣賞和研究，都極其方便而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