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陳桐生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商周文學語言的演變》（項目批準號為：12BZW025），最終成果為專著《商周文學語言因革論》。課題組成員有：王群、劉奕華、沈逸瑩、吳柳純。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該成果的最大意義是揭示了商周文學語言的巨變

中國文學史上有兩個時期語言進步最大：一是在商周時期，中國文學語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典誥巫卜語言艱深古奧的特色。西周一部分文學語言因襲殷商，另一部分文學作品則采用相對平易的普通書面語，這是文學語言一次質的飛躍；二是在現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白話取代文言。現代文學語言革命已廣為人知，而商周文學語言巨變卻無人論及。該成果可以彌補這個不足。

2.可以促進中國文學的語言研究

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學者們多關注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等方面的論題，文學語言研究是其中的薄弱環節，歷年國家社科基金很少有此類項目立項，而文學是語言藝術，文學語言研究的缺位，顯然是不完整的中國文學研究。

3.可以促進商周文學語言發展的宏觀研究

迄今商周文學語言研究多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書》、《詩經》、《國語》等作品個案探討，缺乏縱向、宏觀、整體、聯系的研究，而商周文學語言最值得研究的恰恰在于它的宏觀進展，要通過縱橫比較才能揭示當時文學語言的巨變。

4.可以破譯諸多商周文學語言之謎

商周文學語言尚有很多未解之謎，例如：中國最早的文學語言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尚書》所收28篇作品歷時1500多年，為什么從中看不出語言的時代差異？《詩經》風雅頌語言為什么難易差別如此之大？為什么西周文學語言古奧與平易兩種風格并存？為什么《國語》西周散文語言與《尚書·周書》語言深淺不一？等等。該成果試圖破譯這些商周文學語言之謎。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的主要內容是：探討中國文學語言早期形態———“殷商古語”的基本特征，揭示西周時期“殷商古語”與“文言”兩種形態語言并存的情形，以及春秋時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歷史趨勢，展現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語言因革的過程。具體地說，該成果內容有四大要點。

（1）研究中國文學語言的最早形態———“殷商古語”。以殷商作為中國文學語言的起點，以殷商甲骨文、銅器銘文、《尚書·商書》作為研究殷商文學語言的文獻載體，將這些文獻語言稱之為“殷商古語”，在分別探討殷商甲骨文、銘文、《尚書》文誥各類文體語言特色的基礎上，提煉出“殷商古語”在語音、文字、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的共同形態特征。

（2）探討西周文學語言的因革。該成果將西周文壇語言分為“殷商古語”和“文言”兩種形態，“殷商古語”是從殷商沿襲而來，而“文言”則是周人自己的語言創新。該成果從文學語言自身繼承性、西周初年周人文化心態、西周史官構成及其語言素養以及周人對殷商王朝看法幾個方面，剖析西周沿襲“殷商古語”的原因，結合文獻語言實例，重點闡述西周繼承“殷商古語”及其兩大新變。

（3）研討西周“文言”創新的情形。該成果將“殷商古語”與“文言”兩種書面語言進行多方面比較，說明“文言”是繼“殷商古語”之后又一種新的語言形態。該成果選擇《周易》卦爻辭、《詩經》西周風詩、《國語》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作為西周運用“文言”的文獻范本，具體分析各種文體作品運用“文言”的特點，從中提煉“文言”的共同形態特征，指出“文言”優勢及其取代“殷商古語”的可能性。

（4）研究春秋時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因革過程。為了揭示舊語言形態的消亡和新語言形態的興盛，該成果選擇以春秋銅器銘文作為“殷商古語”的范本，以《詩經·魯頌》作為由“殷商古語”向“文言”轉化的范本，以魯國《春秋》作為“文言”的范本，通過這三個語言范本的分析，來展現“殷商古語”與“文言”此消彼長的大趨勢。最后對“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原因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該成果提出八個重要觀點。

（1）提出了“殷商古語”的概念。該成果將殷商文學語言以及西周時期仿古的文學語言稱為“殷商古語”，以“殷商古語”作為中國文學語言最早形態。該成果具體分析了殷商甲骨文、銘文、《尚書》文誥各類文體語言特色，從中提煉出“殷商古語”的形態特征。

（2）指出西周時期存在“殷商古語”和“文言”兩種形態語言。西周銘文、周原甲骨文以及《周書》《周頌》《大雅》語言因襲“殷商古語”，而《易經》以及《國語》中西周散文、《詩經》西周風詩、西周史官格言則采用相對平易的“文言”。前者是沿襲殷商文學語言，后者則是周人通過揚棄“殷商古語”并提煉周人口語而形成的新形態書面語言。這兩種形態語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難一易，一因一革，區分十分明顯。

（3）具體分析了西周沿襲“殷商古語”的四點原因。第一，文學語言本身有它的穩定性和延續性，不會因為商周鼎革而輕易改變；第二，在商周之際，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滿紂王的殘暴統治而奔周，成為西周前期文壇的主力軍，直接將“殷商古語”帶到西周；第三，從西周初年歷史來看，“小邦周”的文化水平遠遜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對殷商文化有一種仰慕心理，即使是在周人奪取天下政權之后仍然如此；第四，西周統治者將殷紂王與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區別對待的態度，他們徹底否定的是殷紂王一人，而肯定從成湯至帝乙等殷商先王。由于以上諸種因素，西周前期主要文體都選用古奧的“殷商古語”。

（4）賦予“文言”概念以新的內涵。此前學術界所說的“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后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王力）。按照這一“文言”概念，“殷商古語”包含在“文言”之中。該成果則將“殷商古語”從傳統所說的“文言”中區分開來，將殷商文獻語言以及西周時期仿古的文獻語言稱為“殷商古語”，而將從周民族興起并逐漸流行的書面語言稱為“文言”。傳統的中國文學語言形態是“文言”與“白話”“兩段論”，該成果將“殷商古語”從“文言”劃分出來之后，這樣中國文學語言形態就由“兩段論”變為“三段論”：“殷商古語”“文言”“白話”。這是該成果對中國文學語言形態的一個重要判斷。

（5）探討了西周“文言”的發生發展狀況。該成果認為，《周易》卦爻辭、《詩經》西周風詩、《國語》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這幾類作品是用“文言”創作的。“文言”與“殷商古語”的根本區別體現在詞匯難易方面，此外在語音、文字、語法、修辭方面也有所差別。雖然“文言”在西周屬于非主流文學語言，但它接近民眾口語，作者易寫，讀者易懂。“文言”用語生動形象，自然靈活，長于敘述和描寫，文學藝術性要遠遠高出于“殷商古語”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語”有著更旺盛的生命力。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語”的優越條件。

（6）論證春秋時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歷史過程。春秋時期，某些運用“殷商古語”的文體逐漸走向了式微或者消亡的道路，如甲骨卜辭不再有人寫作，《尚書》文誥誓命也大幅度減少；某些文體（如《詩經·魯頌》）本該用“殷商古語”創作，卻改用“文言”創作；某些源于西周運用“文言”的文體（如《國語》春秋散文和《詩經》春秋風詩）在春秋時期得到繼續發展，由此鞏固并發展了西周“文言”的成就；“春秋”則是運用“文言”創作的新文體。春秋時期文學語言的總體發展大趨勢，是“殷商古語”持續走向沒落衰亡，而“文言”方興未艾，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語言的因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語”———基本上在此時宣告完成。

（7）具體剖析了“文言”取代“殷商古語”的原因。從宗教方面看，神學地位動搖直接導致甲骨卜辭刻寫的終結；從政治方面看，隨著西周王權由盛轉衰，王朝頒布的文誥日趨減少，文誥的書寫載體從簡帛轉移到彝器，供貴胄子孫賞玩。從平王東遷到春秋末年，東周王朝史官因對王室失望而重新演繹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這使“殷商古語”創作隊伍趨于解體；從審美風尚來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審美情趣在春秋戰國之際發生重大變化，他們競相拋棄商周古藝術，喜愛新藝術；從創作和接受心理來看，春秋以后作家不愿再用“殷商古語”寫作，讀者也不愿讀“殷商古語”。以上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終促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次語言因革。

（8）提出中國文學語言兩次解放的觀點。中國文學史上有兩個時期語言變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時期，中國文學語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語”艱深古奧的特色。西周時期，“殷商古語”繼續占據文壇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嘗試運用周人的“文言”。隨著歷史文化條件的變遷，周人“文言”逐漸取代具有七八百年歷史的“殷商古語”，成為自春秋戰國至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以前的文學語言，這是中國文學語言第一次大變革；二是在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白話”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學語言大變革是由當時文壇領袖胡適、陳獨秀等人振臂提倡，它來得迅猛而劇烈，堪稱是一種“斷崖式”巨變，而第一次語言變革則呈現一個長期的、自然的、漸變的過程。唯其如此，第二次文學語言變革廣為人知，而第一次文學語言巨變卻少有人論及。因此，揭示商周時期中國文學語言的巨變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八點創新，完整地勾勒出商周文學語言因革的軌跡：“殷商古語”為中國最早文學語言形態，西周時期“殷商古語”與“文言”兩種語言形態并存，春秋時期中國文學語言實現了由“殷商古語”向“文言”的變革，中國文學語言第一次因革就此宣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