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陜北榆林地區公元前3千紀至2千紀生業及環境的多學科研究”首席專家、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生活方式不同程度地受到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影響。特別是在人類歷史的早期，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影響幾乎對人類生產、生活方式起決定性的作用。環境的變化不僅會導致所在地區自然條件發生改變，同時也會對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環境和自然條件的變化會促使人們從一種生業模式轉向另一種生業模式。

獨特的位置和自然屬性

榆林地區屬于中國北方文化區的農牧交錯帶，位于西北邊的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和東南邊的中原地區古代文化之間。中原地區古代文化通過北方文化區影響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也通過北方文化區對中原地區古代文化產生影響。

在自然屬性上，該地區為農牧交錯帶中部核心區域，位于黃土高原與毛烏素沙漠、季風與非季風、半濕潤與半干旱的過渡帶上，屬于氣候環境和生業變化的敏感地帶。當全球或一定地區出現環境波動時，氣溫、降水等要素的改變首先發生在敏感地帶的邊緣。這些要素又會引起植被、土壤等發生相應的變化，進而推動整個地區從一種自然屬性向另一種自然屬性轉變。

5000—4000年文化發展序列

近幾十年來，隨著基本建設的大規模發展和文明探源等研究性課題的深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聯合發掘了30多處新石器遺址，初步建立了榆林地區5000—4000年比較完整的文化發展序列。從仰韶晚期（距今5000—4800年）的尖底瓶系統到龍山時代早期（廟二文化）（距今4800—4300年）的斝系統，再到龍山時代晚期（距今4300—3800年）的鬲系統，每個時期根據陶器的演化可再進一步劃分為早、晚兩段或早、中、晚三段。每個遺址按照發掘單位全面科學地收集了人骨、動植物資料，為系統研究該地區生業及環境的連續變化提供了第一手原始基礎材料。

5000—4000年動物考古

與最新AMS14C測年數據

通過動物考古學研究發現，在仰韶晚期的橫山楊界沙、靖邊五莊果墚1期和龍山早期廟二早段的橫山大古界、靖邊五莊果墚2期、佳縣喬家寨等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以野生動物蒙古兔、狍子等為主，家養動物主要是與農業經濟相關的動物豬和狗，比例一般少于40%，沒有可以確認的綿羊、山羊和家養普通牛。不同區域內部動物種類數量存在差異，黃土區的佳縣喬家寨遺址豬的數量明顯多于黃土沙漠過渡帶的同時期其他遺址。生業模式主要為粟黍種植、家豬飼養的農業經濟和狩獵采集，時間再向后推移到距今約4500—4300年的廟二晚段的橫山賈大峁、紅梁遺址及靖邊廟梁2期遺址中，發現了一定數量的家養普通牛和綿羊的骨骼。賈大峁遺址家養普通牛和綿羊僅占動物總數的10%左右，更多地延續了仰韶晚期動物遺存的特點，即以家豬和蒙古兔為特征。靖邊廟梁2期和橫山紅梁遺址家養普通牛和綿羊已占動物總數的30%左右。

榆林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動物屬種的變化    作者/供圖

紅梁遺址經過AMS14C測年，2件黃牛骨骼分別距今4406—4186年、4405—4186年，綿羊距今4407—4237年。靖邊廟梁2期經過AMS14C測年，3件綿羊骨骼分別距今4406—4186年、4401—4183年和4342—4151年。這是目前我國發現最早、數量較多和具有測年數據的一批家養普通牛和綿羊的遺址。從上述動物分析可知，廟二晚段的橫山賈大峁、紅梁遺址及靖邊廟梁2期畜牧經濟的雛形開始形成，當時的生業是以農業、畜牧、狩獵和采集等多種方式的生業模式。

距今4300—3800年的龍山時代晚期的石峁文化，在神木石峁、木柱柱梁和榆林火石梁等遺址中，發現的動物骨骼中家畜的數量一般都達到了80%以上，且主要以家養綿羊和山羊、家養普通牛及家豬為主，其中家羊和家養普通牛占到總數量的60％以上。山羊在同時期的內蒙古中南部朱開溝遺址和山西陶寺遺跡均沒有發現，僅在陜北榆林地區的龍山時代晚期遺址中有所發現。從龍山時代前期廟二晚段到龍山時代后期石峁文化，牛羊的比例明顯提高，畜牧經濟經歷了從早期的形成、中期的發展和晚期的強盛階段。陜北榆林地區從廟二晚段時期距今約4500左右開始，先民很好地接受了從西邊經過歐亞草原傳入的綿羊和家養普通牛，并很快發展成為在當地的生業中占據主導性地位的畜牧經濟，對后來這一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距今5000—4000年期間榆林地區動物種類及家養動物比例的變化可以看出，生活在此區域的先民肉類“食譜”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經歷了從仰韶晚期、廟二早期以野生動物為主到廟二晚期牛羊開始出現，再到龍山時代晚期以牛、羊等家畜為主的變化。從家養牛羊的測年數據可以佐證中國北方地區牧業經濟形成于距今約4500年左右，且家養普通牛和綿羊要比山羊早到該地區，這和山羊、綿羊及家養普通牛的食性有一定的關系。綿羊和黃牛食性接近，基本是草食動物，它們只愛吃青草，山羊的食性更廣泛。山羊雖然吃草，但它們更偏愛啃食植物的嫩枝葉。可食用各種植物資源的食性，使得山羊非常易于生存于多石、高山、干旱而多灌木叢的環境中。山羊對各種極端環境的適應力，以及依賴極少的資源便可維生的生物特質，也使得人們常依賴它們生存于極端的環境中。

新的畜牧業經濟綿羊、山羊和家養普通牛的大量出現和飼養，為人類提供肉食的同時，帶來了奶、毛和畜力等反復使用的更多的次級產品，同時也為骨料、皮及脂肪等副產品的加工提供優質材料。世界上最早的石峁口簧是使用大而扁平的牛肋骨加工而成，石峁骨錐和皇城臺1.7萬枚骨針基本是使用羊的筆直而堅硬的掌、跖骨加工而成，這為石峁文化超大型聚落的快速發展和強大奠定了深厚的物質和經濟基礎，也為人類文明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牛羊傳播及牧業的形成

最新的全基因組研究表明，綿羊、山羊和家養普通牛都不是最早在我國馴化的，它們的起源和傳播路線基本相同。三者都是起源于西亞，距今1萬多年前當地的野山羊（Capra aegagrus）、野綿羊（Ovis orientalis）和野生原牛（Bos primigenius）分別被馴化。隨著西亞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并向世界各地擴散，其中一群人攜帶牛羊經歐亞草原向東傳播，到達蒙古高原地區，然后分叉，一部分沿若水（黑河）向南傳播到達河西走廊，一部分繼續向東傳播到達中國的榆林地區。由于榆林地區的河流大多由西北流向東南部的黃河，隨后出現了一個90度的轉折，開始由北向南，經南北向的河谷通道向南傳播到中原地區。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距今4500年前后黃河中下游地區同時出現早期綿羊和家養普通牛遺存的現象。從榆林地區發現有確切地層和距今約4500年測年數據的綿羊和家養普通牛來看，該地區的綿羊和家養普通牛出現的時間要略早于河西走廊地區和中原地區。

陜西榆林地區新石器遺址分布示意圖    作者/供圖

新的生產要素傳播到一個地區是否被當地接受、改造和發展，取決于當地的氣候條件，如降水、氣溫、土壤和植被等。榆林地區由于有適合牛羊的胡枝子、草木犀和黃耆等優質豆科植物飼料，先民們很好地先接受了從西邊傳入的不與人類爭吃糧食的食草動物綿羊和家養普通牛，后接受了山羊。

綿羊、山羊和家養普通牛很快發展為在當地的生業中占據主導性地位的牧業經濟，對后來這一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這個地區仍然是半農半牧經濟為主，且畜牧業已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

距今約4500年的廟二晚期，就存在跨歐亞大陸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現象，也是食物全球化的時代。在糧食作物上，表現在西亞的小麥、大麥向東首次傳入我國的山東沿海；我國北方本土起源的兩種作物粟黍經由北方草原帶，西傳至中亞、西亞以及歐洲地區，成為當時歐亞大陸上傳播栽培最為廣泛的農業作物。在家畜飼養上，表現在西亞的綿羊、山羊和家養普通牛通過歐亞草原傳入中國北方地區。

牧的甲骨文寫法為，金文寫法為，表示一個人拿棍子一類的工具正在驅趕一頭牛或者羊，本意是放養牲畜，也指放養牲畜的人，如牧人。由此看來，隨著牛羊的傳入，我國的牧業經濟也隨之在榆林地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