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師范大學科學史研究院聶馥玲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晚清科學文化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1XZS010），最終成果為專著《晚清科學文化研究———以晚清科技著作的編譯為例》。課題組成員有：郭世榮、趙栓林、李民芬、黃麟凱、孫曉菲。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關于“科學文化”一詞有多種含義，該成果中所使用的“科學文化”一詞是指人類在探求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過程中產生的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理論體系及其器物制作的總合。

晚清（公元1840～1911年）是中國歷史大轉折時期，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重要時期，其中外辱與西學傳播成為文化轉型的重要動因。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后的20～30年中國士大夫將西方自然科學與制器、制夷相聯系以及與國家強盛緊緊聯系在一起。但是對于這一時期西方科學文化的沖擊及其影響，宏觀論述有余實證研究不足。因此，對于西方科學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程度、影響方式等問題的探討不能令人滿意。該成果將選擇中國士大夫理解西方科學的視角，即從編譯西方科學著作時對其內容的選擇與重構的角度對晚清科學傳播中的科學文化進行分析。從翻譯學的角度講，翻譯既是一種創造，而晚清采用傳教士口述，中國學者筆述的特殊翻譯方式，更加造成了譯著與底本在內容、文體等方面差異的可能性。根據我們的研究晚清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都會對原著的內容、體系進行不同程度的選擇與重構，這種選擇與重構反映了譯者對西方科學的理解，也體現了特定的科學文化的內涵，同時也是晚清學者理解西方科學精髓的關鍵所在，也是理解晚清科學傳播相關現象的關鍵所在。上述情況表明，有必要對晚清首批編譯的科學著作的情況有一個整體的認識，搞清這些編譯著作與原著之間的差異，并深入研究這些差異背后的原因，目的在于進一步分析、提煉編譯著作中所體現的科學文化以及其對晚清社會產生的影響程度及影響方式。因此，該成果不僅做了深入細致的個案研究，也在個案基礎上對這些著作所體現的科學文化進行了綜合分析，推進了對晚清科學文化的認識。這項研究對于中國近代史、文化史、科技史與中國翻譯史的研究有所補益，對于理解晚清社會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洋務運動史提供了案例基礎。另外，對于目前如何選擇、吸收先進的科學技術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一）主要內容

該成果選擇鴉片戰爭之后首批傳入中國的幾部有代表性的譯著[《重學》（1859年）、《談天》（1959年）、《化學鑒原》（1971年）、《地學淺釋》（1873年）、《代數學》（1859年）、《代數術》（1873年）]作為研究對象，而這些著作在清末民初從各方面都得到極高的評價。該成果對上述譯著分別進行個案研究，主要將譯著與底本進行對比，從譯著與底本體例、內容、知識結構、知識體系、科學方法等方面的差異，探討翻譯過程中譯著對其底本的選擇與重構及其傳統文化的影響，并從術語、符號體系的翻譯探討了翻譯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突出特征。另外，為了把對比研究放在當時中西發展的社會背景中，該成果也對譯著與底本產生的中西方的學術背景給予梳理，目的在以不同的文化背景為參照，從中國人理解西方科學的視角對這一時期科學文本中所反映的科學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上述內容的研究發現，盡管不同案例所體現出的上述差異不完全相同，各有特色，但總體上也體現出某種規律性。

（二）重要觀點

（1）該成果所研究的幾部譯著英文本大多是當時流行廣泛的西方大學教科書，且多次再版并進行內容更新，而該成果譯著的底本內容多數反映了當時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

（2）在譯著整體的結構與體例的翻譯中，大多刪減了底本中的前言、導論、附錄，特別是底本的導論內容多為該著作的寫作思想、知識體系、該學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闡述等，在全書中是綱領性的部分，遺憾的是，這部分內容多數沒有在譯著中體現。

（3）在具體知識的翻譯中，注重新知識的更新與補充，雖然19世紀中葉西方某些學科正處在發展期，但《化學鑒原》、《談天》等通過更新和補充新知識，基本反映了西方科學發展的新成果。

（4）晚清科學譯著翻譯也表現出很強的本土化特征：考慮到讀者的知識背景及表達習慣，在譯著中增加某些傳統知識，沿用中國傳統文字、記數方法，科學術語也盡最大可能使用中國已有的表達，或者賦予新的含義，所有這些都表現出很強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色。

（5）晚清科學譯著信息流失嚴重，并表現出某種文化特征：由于采用傳教士口述、中國學者筆譯的翻譯形式，這一時期的科學譯著并不是逐字逐句翻譯，而是譯、述結合，不可避免地導致信息流失。如科學譯著的人文性與趣味性的流失；科學概念、原理、方法等信息的流失，個別譯著甚至對西方知識體系進行了修改、重構。

（6）個別譯著甚至對底本的敘述方式、敘述順序進行了調整，有的甚至對西方知識體系進行了修改、重構。這些調整、修改、重構都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底本的面貌，特別是對知識體系的調整，某種程度上對反映西方知識體系的完整性及其內在邏輯有損失。研究表明晚清科學傳播有先天不足之處，而這些不足將對后續的科學傳播會產生一定影響。

三 成果的價值

第一，挖掘了新資料。以往的西學東漸研究對傳入科學著作的底本關注不夠，該成果通過各種方法獲得了譯著的底本（如《幾何原本》的底本為1573年比林斯利的英文著作），《重學》的底本為1836年休厄爾的英文著作等）新資料的挖掘與研究帶來了新成果，尤其是對該成果研究的幾部譯著的認識有新突破。

第二，拓展了科學史研究的領域。該成果應用了交叉學科的研究視角，即將科學史、翻譯史、科學傳播等學科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而且目前集聚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這一領域研究。目前在該成果的研究基礎上與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并成立了翻譯史研究工作坊，旨在將進一步推進此項研究，新拓展的研究領域是一個非常具有生長點的研究，被臺灣地區的科學史學者洪萬生先生稱作“富礦”。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將對西學東漸在中國歷史上作用的認識有所突破。

第三，從科學文化角度對西學東漸的影響程度、性質、特點等有了新的認識。“歷史學的任務就是要了解所有有關方面的情況、動機和作用。”但就中國近代而言“一個需要闡明的重大問題就是外來的影響程度和性質”（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伴隨著西方一次次的擴張和中國的節節敗退等戲劇性的災難而來的，是中國的自我形象的破滅，這一破滅與那些災難相比，雖然幾乎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卻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西方科學文化的沖擊正成為上述現象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但西方科學文化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沖擊的程度如何是該成果意欲探討的重要問題。而晚清編譯的西方科學著作是晚清科學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該成果的對比研究，發現譯著中所體現的晚清科學文化與西方科學文化有較大差異，并有其自身的特點，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科學文化的精髓在翻譯這第一道西學傳播的關口已經大打折扣，對以往具有極高評價的上述譯著也有了新認識。

綜上所述，在挖掘新資料、應用新視角的前提下該成果得出了6條結論，都是對晚清科學譯著的新認識，這些新認識對于理解西學東漸的特點、存在的問題等較之以前的研究具有補充作用，對于理解第二次西學東漸外來科學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程度，以及西方科學文化移植中的問題的突破性進展對晚清科技史、中國科學翻譯史、西方科學傳播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另外，該成果的研究拓展了以往近代科學史的研究內容，并對以往多從語言角度、更多關注文學翻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也對這一時期翻譯理論的探討提供了實證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