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大學鄧聲國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代〈儀禮〉學史》（項目批準號為：12BZS00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王公山。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是當下中國社會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該成果研究，從本質上說，是為了進一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具體來說，主要有如下諸方面意義。

其一，從學術史建構角度看，有助于推進當前斷代《儀禮》學史的學科建構進程。和歷代《易經》、《尚書》、《詩經》、《春秋》等相關經學史研究相比，專門從事《儀禮》學史的研究還很單薄，清代《儀禮》學研究的參與者甚少，一些中國經學史研究專著很少討論清代《儀禮》學的研究情況，如姜廣輝先生的《中國經學思想史》（第四卷）專門討論清代經學史，但也僅僅在第九十四章里頭，專門討論了“倡復古典禮學的凌廷堪”，而其他大量的清代《儀禮》研究成果，幾乎闕如。至于專門討論整個清代禮經研究狀況的論著，則顯得尤其甚少，除林存陽的《清初三禮學》、拙著《清代〈儀禮〉文獻研究》、《清代“五服”文獻概論》等少數幾部外，真正意義上從整體學術史角度，把握清代《儀禮》學史的著作尚未出現，可謂擁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和研究潛力，該成果即是從這一角度開展的學術研究。

其二，從方法論視角看。該成果嘗試運用歷史實證與邏輯推理相結合、定量分析和定性闡釋相結合的方法探討清代《儀禮》學研究的生成和嬗變，力求改善定性研究的主觀性與定量研究的機械性，提高結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在充分占有和利用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礎上，既要用簡要的筆觸勾勒出清代《儀禮》學發展的主要線索，而且要對各個歷史階段有代表性《儀禮》學著作進行較為深入的闡發，申論它們對《儀禮》學發展的重要創獲與貢獻。尤其強調結合清代《儀禮》學發展不同階段的文化背景，將《儀禮》學研究與清代學術思潮聯系起來，試圖從禮制文化史、思想史、詮釋史的多重視角認識和評價不同時期的禮經研究狀況，借以揭示《儀禮》學發展的基本規律。

其三，從實踐意義角度看。當代文化建設，只有在本質上客觀科學地審視此前的文化傳統，并合理地吸引利用，才能真正地發展。考察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禮”乃是其核心要素，而以儒家為主導的禮樂文化稱得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范式。以《周禮》《儀禮》《禮記》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三禮”之學，是中國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是中國古典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三禮”所記載的典章制度，歷來被看作我國古代禮制的淵藪，歷代禮典的修訂，亦無不以“三禮”為基礎。“三禮”之學所蘊含的禮學思想，對古代中國乃至東亞、東南亞的文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的“三禮”學既有學術意義，又有治術意義，受到歷代統治者和學者的普遍重視，在中國文化中扮演了基礎倫理和制度資源的角色。通過該成果的研究，有助于凸顯禮學在傳播、整理和研究過程中的社會功能，還原其服務社會的功能，深層次認識和把握禮學在清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歷史地位以及清代禮學在當時社會中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及其在現代的文化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的內容，包括導論和主體部分兩大塊。導論部分一共分為四節，依次說明了該成果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內容，并從文獻學、學術思想史、禮學個案、通論著作評述等四個層面，概括總結了相關研究的實際現狀，剖析了其中的成就與不足。

該成果將清代《儀禮》詮釋學術史置身于當時的社會文化和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分為清前期、清中期、清后期三個階段，即禮經研究的萌發期、興盛期、衰微期。每一階段，依次根據學術流派的不同，逐一進行分類考察和研究，力求在充分釋讀清代《儀禮》文獻和相關背景文獻的基礎上，對這一時期約270年禮經學史上眾多流派的代表性研究者和代表性禮經文獻進行一次較全面、系統的剖析和總結。據此，該成果主體部分共分為三章，依次為：清前期的《儀禮》學研究、清中期的《儀禮》學研究、清后期的《儀禮》學研究。

成果第一章基于清初《儀禮》學復興的社會背景和樸實窮經的學術潮流分析，指出在顧炎武、黃宗羲等晚明遺老的倡導之下，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姚際恒《儀禮通論》的禮經研究揭開了清代《儀禮》學復興的萌芽狀態；著述將清初的禮經研究劃分為創發新說派、淹通漢宋派、張揚朱學派、經俗互貫派等四大主要學術流派，每一派各列舉3～5個代表人物加以細致深入的分析，并分別概括其流派特征。同時，又剖析了三禮館設置情況、《儀禮義疏》纂修的體例、學術取向等方面內容，以及這一官修之作對當時禮經研究的影響。上述兩方面，盡可能兼顧官方倡導和民間詮釋實踐的全方位考察。在上述個案剖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從思想史、禮經學、詮釋學、地域學四個層面總結了這一時期禮經研究的旨趣與特色等。每一層面的討論，往往又從幾個分支層面加以研討，如從禮經學層面討論清代前期的《儀禮》學史，細分為《儀禮》本經認知和《儀禮》詮釋實踐兩個層面；詮釋學層面的禮經文獻考察，主要從文獻詮釋與整理體式概況、禮經詮釋策略、禮經詮釋方式方法三方面進行探究。凡此之類，要皆強調從不同視角全方位考索清前期禮經研究的旨趣與特色，形成可信的認知結論。

成果第二章通過研討清中期《儀禮》學興盛的社會文化背景，尤其是張揚一時的漢學考據之風的獨特治學風尚，論述了乾隆朝四庫館的詔開及其官修《四庫全書》對乾嘉時期禮經研究的重大影響，剖析了《四庫總目》在《儀禮》文獻纂修方面彰顯出來的學術思想；同時，根據學者們的治學旨趣和詮釋風格，將這一時期的禮經研究分為漢學考據派、淹通漢宋派、尊尚鄭學派、張揚朱學派、專事校勘派等學術流派，并逐一列舉各家代表人物的禮經研究狀況，總結其流派治學主要特征。在此基礎上，概述這一時期禮經文獻傳播與接受情況，并從思想史、禮經學、詮釋學、地域學四個層面概括總結了這一時期禮經研究的旨趣與特色等。此外，本章還立足于文化傳承視角，從書院講學與禮學人才培養、家塾教育與禮學讀物普及、文獻刊刻與《儀禮》傳播三個方面，粗略考察了清中期《儀禮》文獻的傳播與接受情況。

成果第三章立足于晚清動蕩歲月下新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對調和漢宋的禮學思潮之揭示，根據學者們的治學旨趣和詮釋風格之異同，將這一時期的個案禮經研究分為漢學考據派、折中舊說派、尊尚鄭學派、考經證俗派、禮今文學派等學術流派，剖析其個案代表研究情況，總結其流派之禮經詮釋特征及治學取向。在此基礎上，同樣從思想史、禮經學、詮釋學、地域學四個層面概括總結了這一時期禮經研究的旨趣與特色等。在此基礎上，概述這一時期禮經文獻傳播與接受情況，并從思想史、禮經學、詮釋學、地域學四個層面概括總結了這一時期禮經研究的旨趣與特色等。和第二章一樣，這一部分同樣立足于文化傳承視角，具體探討了晚晴時期《儀禮》文獻的傳播與接受情況，依次從文獻刊刻與禮學傳播、書院講學與禮學授受、禮學讀物的編纂與普及三方面，逐一加以分析說明。

三 成果的價值和影響

其一，“禮”在我國傳統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儀禮》學在內的“三禮學”在我國古代也一直處于“顯學”的地位，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內容，蘊藏著豐富的人文資源。因而，在現代語境下對清代《儀禮》學術史重新論證與闡釋，有助于深層次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禮文化的價值。漢代以來，從經學的角度詮釋和訓解《儀禮》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大大充實和豐富了禮經學的詮釋內容，特別是在清代，出現了大量的禮經詮釋之作，在禮經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該成果通過學者們在文獻中體現的對《儀禮》經文的認識和詮解的挖掘，有助于彰顯清代禮學家的哲學觀念、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有助于體現出“禮”對于中國清代社會和思想觀念的深刻作用和影響。

其二，清代是《儀禮》研究的一個重要階段，該成果立足于禮經文獻釋讀這一研究基礎，以學術流派的流變為切入剖析視角，系統梳理了有清前期、中期、后期三個階段禮經詮釋的基本軌跡和發展脈絡，特別是對各個階段不同流派的重點禮學家及其相關著述進行了重點考察和探析，探討分析了各個階段禮經研究的不同學術旨趣、特點，進而從整體上準確把握清代《儀禮》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文化演進軌跡。這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為探尋禮經學史、挖掘禮學的影響力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其三，該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兼采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研究和文獻學史研究的通行做法，強調采用多維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力求始終將清代不同歷史時期的禮經研究狀況，置身于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在關注相關歷史事件及時代思潮對禮經研究的影響考察的同時，更主張和踐行從多角度、多層面來分析學術的演進軌跡，并結合針對若干相關文獻學論題展開深入探討，力求做到歷史實證與邏輯推理相結合，定量分析和定性闡釋相結合，有助于為各類斷代經學史著作提供一種有益的借鑒。

其四，關于清代《儀禮》學斷代學術史的研究，目前學界基本上處于大量個案研究的層面，除了林存陽的《清初三禮學》、拙著《清代〈儀禮〉文獻研究》等幾家著作稍有涉獵外，系統全面的專門性論著較少出現。林存陽的《清初三禮學》更多從學術思想史層面進行考察清初禮學思想史的狀況，清中期、后期并未涉略。項目主持人所著《清代〈儀禮〉文獻研究》，即便是涉及清代《儀禮》研究的流派問題，但并非是研究的重點，該書更多的是從歷史文獻學所涉諸方面專題角度進行考察，諸如辨偽、輯佚、校勘、文獻整理體式、訓詁方法等方面。該成果將這一時期眾多個案綜合在一起寫成一部綜合性學術史研究專著，有助于深化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