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華民族認同視野下先秦白狄東遷研究”負責人、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如果把中華民族比作廣袤的大海，華夏民族是河流之源泉，歷史上的各民族則是數不清的涓涓細流，為大海貢獻了朵朵浪花。而白狄屬于東周戎狄一支，文化以戎狄特色為本，兼具華夏文化特征。先秦白狄從陜北，經山西，向河北的東遷之路，以及其文化因地而變的特性，對中華民族之源華夏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白狄文化本屬北方山地民族文化系統。東遷過程中，白狄產生了因地制宜的文化特性。白狄東遷之路主要包括三條：陜北—晉中北；晉中—冀中；晉北—冀北。目前已知的白狄遺存散布于陜、晉、冀三省，集中發現于陜北、晉中北、冀北和冀中西部四地。白狄各部族雖然居地相距甚遠，但其考古學文化面貌還是具有相當多的共性，主要表現在東向的積石墓，普遍隨葬大量的北方式器物和裝飾品，墓中以壁龕放置隨葬品、殉牲等北方文化因素方面。然而，因為居地、時代、當地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晉北、冀北的白狄部族文化中的北方文化特色更為鮮明，陜北、冀中西部的白狄文化則體現了強烈的北方文化與華夏文化融合的特征。白狄東遷之路不僅是一條民族遷徙之路，也是一條經濟交流之路，更是一條文化融匯之路。

從“貴貨易土”到“仰機利而食”

《左傳》襄公四年（前569）載春秋戎狄之俗“貴貨易土”。貨，從貝，化聲。《說文》釋“財也”。先秦時期金玉珠貝各種貨幣之類皆屬于貨。白狄貴貨之俗，一方面體現在白狄墓葬中盛行隨葬海貝，各種玉石質、金質、銅質裝飾品；另一方面表現為多樣的貨幣形態。冀北白狄（“玉皇廟文化”人群）首先鑄行尖首刀幣。冀中鮮虞中山國的貨幣形態發展則更為成熟，呈現出從貝貨、尖首刀幣到自鑄成白刀幣的發展態勢，體現了鮮虞中山國商業的興盛。中山國外來貨幣和仿鑄貨幣在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本國自鑄的成白刀幣處于次要地位，更反映了中山國對外貿易的發達和內部市場的狹小。冀北白狄首創尖首刀的貨幣形態，隨之影響到燕國、齊國、趙國、魏國等華夏諸國刀幣的形成與發展。這是白狄文化對華夏的重要貢獻。林沄《從張家口白廟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談起》指出：“狄刀的產生和發展是古狄族逐步融入華夏這個多元統一體的重要環節之一，所以不但在貨幣史上，而且在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民族史上都是應該受到充分重視的。”

白狄易土之俗，主要體現在白狄在三省四地之間不斷遷徙而導致經濟結構隨之變化。東周白狄曾經東遷，并在原居地陜北、山西、冀北和冀中西部遺留下眾多遺存。白狄遺存相關資料顯示，白狄遷徙前后經濟結構發生了多種變化。春秋早期到戰國中晚期陜北白狄的經濟結構主要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狩獵業。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山西東遷白狄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畜牧業衰退而商業漸興。春秋中期到戰國中期，冀北東遷白狄的經濟形態以畜牧業為主，商業興盛，主要表現在首鑄尖首刀幣，并將之流通于各白狄部族之間。春秋中期到戰國早期，鮮虞中山國的經濟結構是定居畜牧業和農業兼營，因地區不同而各有偏重。戰國中期，中山國經濟結構、區域經濟、生產技術等方面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鮮虞民族傳統的經濟生產方式畜牧業、農業衰退，商業、手工業發達的新型經濟結構成型，在民風方面即表現為“仰機利而食”之風漸起。

“多美物”與“作巧奸冶”

精美靈動的仿生紋樣是白狄青銅裝飾工藝的突出特征。《史記·貨殖列傳》描述中山之地“多美物”。中山之地出土的錯金銀雙翼神獸、虎噬鹿器座、四龍四鳳方案、鳥蓋瓠壺等青銅器，充斥著虎、鹿、鳥、蛇等北方式仿生紋樣，并巧妙地將中原華夏的傳說動物紋樣龍、鳳、飛廉等形象融入其中。中山青銅器呈現出北方和中原紋樣兼收并蓄的特征，是戎狄與華夏民族裝飾紋樣交融的生動表現。

白狄創造了極富民族特色的玉器紋樣，基本特征為二方或四方的間隔連續三角形、方形或長方形的網紋（陰刻三角，方框或長方框內加填網紋）。相似紋樣的玉器、銅器出土于山西太原、侯馬晉墓，河南洛陽周墓，河北平山中山墓，甚至山東臨淄齊墓、湖北棗陽楚墓。白狄特色紋樣廣泛地出現和被仿制，反映了白狄紋樣對華夏裝飾技法的影響。

戰國中山國擁有高超的青銅冶鑄技術。《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中山之人“作巧奸冶”。戰國中山王墓、漢代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了多種用特殊工藝制造的套器，大小相次，形制相同，多件疊套若一，胎最薄僅0.5毫米；器型多樣，包括缽、盤、杯等。這些套器結構輕巧，鑄工精細，方便攜帶，適合經常流動的人群使用，其鑄造工藝屬于狄族的傳統工藝。套器多出土于戰國到漢代的中山之地，是中山先進鑄造技術的代表。套器鑄造工藝是白狄對中原華夏青銅冶鑄技術的突出貢獻。

悲歌慷慨與戲樂倡優

《史記·貨殖列傳》載白狄的歌謠悲壯慷慨。白狄的歌謠再現于《魚鼎匕》銘、《杕氏壺》銘等金文中，基本文體為四字一句，句末押韻。中山歌謠最終積淀為華夏北音一派的底蘊，流傳至今形成了燕趙多慷慨的地域文化特色。北音是白狄在音樂方面的強勁輸出。

中山之地風行雜技戲樂。目前，中國最早的戲蛇、戲猴雜技呈現在中山王墓出土的銀首人俑銅燈、十五連盞銅燈造型中。《史記·貨殖列傳》載中山女子善于“為倡優”“鼓鳴瑟”。商末中山之地原為商紂王沙丘宮所在，眾多戲樂之人蟻聚于此，世代傳承技藝。中山之地盛行戲樂之風傳承自商文化。此后西漢中山國依然盛行戲樂之風。中山靖王劉勝即喜音樂。漢武帝的李夫人善舞，其弟樂師李延年善歌，二人即為中山人，是中山樂舞的杰出代表者。在戲樂雜技的傳承上，鮮虞中山顯然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由尚武到崇儒

尚武是白狄固有的民族風尚。春秋到戰國早期，白狄墓葬出土的大量動物搏斗紋器物，虎形金牌飾，普遍隨葬武器、車馬器的葬俗等，生動再現了白狄崇尚勇武的民族神韻。《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中山男子“起則相隨椎剽”的彪悍之風。《呂氏春秋·貴卒》描寫了中山大力士鐵甲鐵杖、投車投人的作戰雄姿。中山等北方民族的強大戰斗力引起中原華夏國家的借鑒和效仿，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即是證明。

戰國中期，中山國上層開始崇信儒學。《戰國策》《韓非子》等眾多文獻留有中山王貴儒學而賤壯士，不教人戰的治國方略，甚至將中山亡國之因歸于崇儒之教。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銘文，不僅充分表現了白狄對華夏儒家典籍言辭的引用和套用，對華夏文字、書法的運用和發揚，而且蘊含著對儒學禮、仁、信、義等思想意識的積極學習和踐行。中山以儒術治國凸顯了華夏思想意識對白狄的深刻影響。

白狄文化華夏化伴隨白狄東遷的全部進程。遷徙、共處以及由此產生的族群身份認同是白狄文化變遷的主要原因。白狄東遷實現了西北山地農牧兼營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融合，加速了戎狄和華夏雙方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彼此發現和交融互鑒，促進了華夏民族的最終形成。

縱觀歷史，邊地民族文化與中原民族文化的交流有史以來即已存在，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交融特色，它們共同構成了多元交匯的中華民族認同的文化支柱。在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進程中，戎狄發揮了充實文明血脈、凝聚民族共識等重要作用，成為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基因之一。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各民族之間文化交融進而形成共同文化認同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