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國語大學謝輝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元代朱子易學研究史》（項目批準號為：14CZS05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在易學史上，元代常被看作一個無所成就的時期，學者談及時，常以“株守宋儒”一語帶過。誠然，如從傳統的象數、義理二途而言，元人確實未能突破宋儒藩籬。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便可發現，朱子易學于南宋后期誕生后，正是在元代迎來了全面繁榮與飛躍式發展。而對朱子易學的研究，也成為元代易學有別于前代的最大特征。

朱子易學在元代的興盛并非偶然。一方面，朱子《易本義》、《易學啟蒙》等著作成書后，隨即在南宋廣泛刊刻。及門弟子多有傳其易學者，非朱子門人之中，也有不少人因對其學說感興趣而加以研究，甚至士人應舉時也開始采用其說。在此種形勢下，一批研究朱子易學的專著應運而生，其中既有旨在補充發明朱子的《易學啟蒙小傳》，也有輯錄朱子文集語錄之語的《朱文公易說》《系辭發揮》等，還有折中程朱的《周易傳義附錄》。研究朱子易學的熱潮，在南宋后期就已初露端倪。元人正承繼其后，通過師徒傳授、朋友講習、讀書契悟等途徑，傳承與發展朱子易學，進一步將其推向高峰。另一方面，元朝政府尊崇程朱理學，特別是在科舉考試中，明確規定《易》以程朱之說為主，由此給朱子易學增添了濃厚的官方學術色彩。從元人以《易》應試的實際情況來看，據朱子義作答者較據程子者還要更多一些，可見朱子易學在當時的崇高地位與流行程度。

元人研究朱子易學的一個較為顯著的方面，即是對朱子易學著作的注釋和闡發，其中又尤以新安學派的胡方平、胡一桂父子的四部著作影響較大。胡方平師從黃榦弟子董夢程，乃朱學正傳。所著《易學啟蒙通釋》為現存第一部注釋《易學啟蒙》之作。其書以胡氏己說結合朱子論《易》之語錄文字，并引黃榦、董銖等朱子門人九家之語，對《啟蒙》進行疏釋，總體以尊朱為主，但也有在朱子基礎上推衍發展者。如以河圖洛書配先后天八卦，與六十四卦圓圖配卦氣之說，即為朱子所未曾言及，在元代也引起了胡次焱、錢義方等人的批評。胡一桂之學主要得自其父，此后又與福建熊禾、新安陳櫟等多有往來，討論易學，亦對其產生一定影響。約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最終修訂成書之際，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注》之初定本亦已纂成，為現存第一部注釋《易本義》之作。其書采用了元代流行的“纂疏體”，《易本義》原文下輯入朱子文集、語錄論《易》文字，稱為“附錄”；“附錄”下又輯入諸家解說，并附少量胡氏自注，稱為“纂注”。所采者約在三十家左右，以程子與朱子門人蔡淵、徐幾為主，對于朱子所排斥的林栗等人之說則未錄。其采錄的內容，亦多同于朱子，異說僅偶一有之。總的來看，也是一部以尊朱為主旨之作。但與此同時，胡一桂已開始在書中提出“分別四圣之象”的觀點，并總結了九種具體的取象方法，運用這些方法補朱子論象之未備，同樣對朱子有補充發明之功，也顯露出其重視易象的特點。其后約二十年的至大元年（1308年），胡一桂對初定本《纂注》做了一次大規模的修訂，由此形成了一部全新的重定本《纂注》。此重定本今已不存，但其主要內容保存在胡一桂門人董真卿的《周易會通》中流傳下來。其體例雖較初定本并無變化，但其引錄諸家與自作解說的數量，則有極大擴充。所引諸家中，出現了林栗等初定本摒棄不錄者，內容上與朱子不同者也大量涌現。特別是在大幅增長的自注中，胡一桂開始明確指出朱子有解說不妥之處，當勇于改正。此外，對易象的解說成為重定本關注的重點，無論是在取象方法的數量與運用的復雜精細程度上，均較初定本有長足發展。重定本《纂注》成書約五年后的皇慶二年（1313年），胡一桂又著成《周易本義啟蒙翼傳》，為其研究朱子易學的最后一部著作。其書的主旨，雖然仍不外乎維護朱子、辟除異說，但已不再局限于注釋朱子易學著作，而是總結朱子主要的易學觀點，在其基礎上展開疏釋發明。其所關注的重點，在于“分別列代之《易》”、“《易》為卜筮之書”、河洛先后天之學等朱子較具代表性的理論，可以說是一種對朱子易學思想的宏觀繼承與發揚。總而言之，胡氏父子的四部著作，實現了對朱子《易本義》、《易學啟蒙》的全面注釋，弘揚了朱子易學精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人研究朱子易學的最高水平。同時也體現出其思想由保守到開放、由獨尊朱子到惟真是從的轉變過程，與重視易象的學術特色。

除了胡氏父子之外，元人研究朱子易學的專著還有四部，其宗旨各不相同。張清子的《周易本義附錄集注》成于大德七年（1303年），與胡一桂的《易本義附錄纂注》同樣采用“纂疏體”，且張氏曾見初定本《纂注》并多有采用，但其主旨則與初定本《纂注》之一味尊朱有明顯區別。在《周易》文本方面，其采用了經傳合一的王弼本，而未用朱子所定經傳分離之本；在注釋方面，“附錄”部分的朱子文集語錄之說大幅減少，而“纂注”部分所引諸家之說則多達百家，張清子自注更有數萬字之多，其解說多不同于朱子。張清子在卷前自序中，稱其書旨在“廣朱子之說”，可見其特色。熊良輔的《周易本義集成》成于至治二年（1322年），所采用的體例是一種經過改良的“纂疏體”，即不再將朱子文集、語錄之說單獨列為“附錄”，而是將其與諸家之說混排，統一稱為“集疏”，形式上已有降低朱子地位之意。所引八十余家，及熊氏自注，同樣不盡尊朱子，而是以博采百家、擇善而從為其宗旨。故陳櫸的《周易本義集成序》稱其為“集諸家之善”。胡炳文的《周易本義通釋》成于延祐三年（1316年），今傳本十篇《易傳》部分，已為明人輯佚，非原書之舊，但大致尚可反映其面貌。在卷前凡例中，胡氏稱其撰述宗旨是“一以《本義》為主”，故在體例上，放棄了廣引諸家的“纂疏體”，而是將諸家之說與己說融會為一，對《本義》進行通釋。其內容多為推崇朱子與貶斥異說，亦體現出明顯的尊朱特色。但與此同時，其還通過補釋易象、發明義例、引他經以解《易》等多種方式，對《易本義》做了大量補充。今人潘雨廷的《讀易提要》稱“雖曰宗朱，言多發朱子所未發”，也非僅停留在尊朱的層面上。熊禾的《勿軒易學啟蒙圖傳通義》約成書于熊氏晚年，雖按照《易學啟蒙》分為“本圖書”、“原易卦”、“明蓍策”、“考變占”四部分，但并非直接注釋《啟蒙》，而是以三十余幅易圖結合其論述，從先后天圖、筮法占法等方面發明朱子之說，其核心在于“陰陽進退”問題。總的來看，此四家的治學宗旨與價值取向各具特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代治朱子易學的不同流派。而張清子、胡炳文二家之書，且成為明人編纂《周易傳義大全》的重要資料來源，后世影響尤為明顯。

以上八部注釋闡發朱子易學著作之書，是元人研究朱子易學的一批較為集中而顯著的成果。而元代其余的易學著作，雖非專門針對朱子，但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和討論朱子的一些易學問題。其中又以朱子的象數之說，最受學者關注。首先，元人對朱子象數易學的基本態度是，認同朱子《易》必有象、《易》必有圖的觀點，并在解《易》過程中，積極引入象數易圖的內容，甚至如李簡《學易記》、胡震《周易衍義》等偏向義理的著作，也都在朱子的影響下加入了一些象數成分。但在如何運用象數方法以解《易》的問題上，元人則分成兩派。一派學者立足于朱子“不拘泥于象”的立場，反對過度糾纏于象數而導致的牽合附會；而另一派學者則提倡講明象數以補充與發揮朱子之說，對象數之學大力推崇與闡發。其次，對于朱子提出的象數學方法，元代學者開展了熱烈的討論，其焦點集中在卦變法、互體法、大衍數說、揲蓍法等內容上，多以修正和發展朱子為主。例如，在卦變問題上，丁易東與吳澄分別提出了十二消息卦與六子十辟卦變法，以取代朱子的鄰爻卦變法。在大衍數問題上，丁易東通過一系列圖式，推究大衍數五十與天地數五十五及河洛之數的關系，以補充朱子之未備。在揲蓍法問題上，丁易東、張理提出了“后二變不掛、揲左不揲右”之法，與朱子的三變皆掛、左右并揲法完全不同。最后，在易圖學方面，元人對于朱子主張的河圖洛書、先后天圖、太極圖、卦變圖等圖式多有推演，如吳澄提出的馬背旋毛河圖、龜甲坼文洛書，張理以《易龍圖》變得河圖洛書之說，即是本朱子之說而加以發展。另有對朱子圖式加以改造者，如李簡將先天八卦圖改為自乾一至坤八右旋順排的形式，張理則對六十四卦方圓圖的各卦排列次序與方位做了調整。此外還有旗幟鮮明地反對朱子者，如俞琰謂黑白點河圖洛書不可信，陳應潤指周敦頤太極圖與先后天圖為道家之學。這些對朱子象數說的討論，直接推動了象數易學在元代的蓬勃發展與走向深入。特別是元人對朱子易圖的質疑，下啟清人全面辨偽易圖之風，成為此時期的重要創獲。

與象數之學相比，元人對朱子易學哲學的研究相對落后，但也在太極、陰陽問題上有一些創新。如對于太極，郝經謂太極為太極為道器之樞紐，家鉉翁、胡祗遹、鄭玉等以太極為心，李簡以太極為氣，王申子則以太極為理氣渾淪，皆在朱子“太極為理”說之外。對于陰陽，元人一方面補充闡釋了朱子“《易》只是一陰一陽”、“無物不是陰陽”之說，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陰陽“長中有消，消中有長”等新觀點。這些內容對元代理學思想的發展都做出了貢獻。同時，對于朱子易學史觀，元代學者也有一定討論。涉及的內容主要有：《易》是否為卜筮之書，爻辭是否為周公所作，是否應將《易傳》與六十四卦分別解說，朱子所定十二篇古《易》是否合適，以及上下經是否如朱子所說，僅因篇幅較大而分之。這些討論不僅完善深化了朱子之說，也對《周易》的性質及其文本形成問題有一定啟發。

此外，元代還有一批學者，致力于從折中程朱的角度，開展對朱子易學的研究。這一風氣始于南宋后期，而在元代發揚光大，傳世的相關著作，有趙采的《周易程朱傳義折衷》、梁寅的《周易參義》、董真卿的《周易會通》三部，其宗旨各不相同。《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主于擇善而從，并非將程朱之說一概收入，而是在比較二家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加以采錄，或采程，或采朱，或兼用之，或皆不用而改用別家。故《四庫全書總目》即稱贊其“非竟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周易參義》主于融會貫通，不再照錄程《傳》與《本義》原文，而通過整合、調和、概括、規范、疏釋、糾正、闡發等一系列加工，將二家之說合而為一，在此基礎上進而實現占筮與義理的結合。梁寅在卷前序文中稱其書為“程朱之義疏”，很能反映其特色。《周易會通》則力圖實現程朱易說的全面收集與合編，故采用了元代流行的“纂疏體”，《周易》經文下列程《傳》、《本義》之“集解”，程朱語錄之“附錄”，以及相關的前代諸家之說，稱“纂注”。引錄者多達一百九十五家，為當時規模最大的集解類易學著作。在經傳編排方面，董氏既未用朱子的經傳分離之本，也未用程子的經傳合一之本，而是在每卦之下先列卦象、卦辭、爻辭等“經”的部分，再于其下依次列出此卦的《大象傳》、《彖傳》、《小象傳》、《文言傳》等《易傳》部分，有折中程朱二家《周易》文本之意，為其一大特色。作為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周易會通》以程朱為核心，匯編了大量易學資料，明代《周易傳義大全》即在其基礎上纂修而成，其影響尤為深遠。

總之，作為易學史上一個承前啟后的階段，元代可謂是朱子易學實現其自身發展壯大，并最終成為主流學術與官方學術的關鍵時期。明清易學雖有自身特色和發展，但重視朱子的傳統始終貫穿其間，此傳統正是在元人對朱子的繼承與弘揚下建立起來的。通觀元代朱子易學研究的歷史，可以看出，朱子易學在元代傳播的途徑，有師徒傳授、朋友講習、讀書自悟等多種，南北各地與各派的學者，其學說也不盡相同。但其總體趨向則較為一致，即并不拘泥于朱子之說，而是積極地對朱子進行補充、闡發、改造、批判。前人多以為元人僅篤守朱子，無所發明，并不符合其實際情況。由此一方面實現了朱子易學的發展完善，另一方面又推動了諸多新觀點、新方法的出現，在易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價值。